三、向工厂制度的过渡

尽管家庭工业曾经在早期工业化过程的历史阶段上居于主导地位，但家庭作为工业组织的一种形式有其自身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从而其主导地位必然地被集中生产的工厂制度所取代。而且，就整个工业化过程而言，家庭工业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也是不稳定的[6]。只是在确立了“工厂制度”或者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时，工业化过程才真正进入不可逆转的发展轨道。而“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家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1975,一卷,P.358)。而且， 马克思还明确地指出：“只有消灭了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定性”(马克思，1975,一卷,P.816)。 布罗代尔也曾指出：“进一步看，就其整体而言，这种前工业虽然在相对意义上十分重要，却不能使经济倒向它的一边。直到工业革命时为止，前工业不但远远决定不了经济增长，反倒是经济增长的不稳定运动，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和停顿，决定前工业的犹豫不前和迂迥曲折”(布罗代尔，1993,第二卷,P.327)。 西德尔也指出了在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时，这些“农民兼织工”的“双重经济”家庭可能会增加农业活动，减少工业活动，也即向农业回归(参见西德尔,1996,P.P.61-65)[7]。

应该指出的是，超出家庭规模的、集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并非是一种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出现的全新事物，而是早已存在的一种组织形式，不过在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只是个别地存在，从而不占有主导地位。例如，“于贝尔．布尔让于１９２４年将１５－１８世纪全部工业活动分为四类：形同星云的无数家庭小作坊；位置分散、但有联系的工场；集中的制造厂；拥有机器设备以及用水和蒸汽动力的制造厂”(布罗代尔，1993,第二卷,PP.311-313)。布罗代尔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前工业以手工业和包买商制度的无数基本单位的形式出现。在这些分散的基本单位之上，又出现了更明显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组织：手工工场和制造厂．．．人们可能以为，手工工场的壮大是从内部到外部的延伸。但如果想到手工工场的诞生，相反的情形或许更合乎事实。手工工场在城市内往往是家庭劳动网的终点，是生产过程最后结束的场所．．．一部分工作逐渐趋向集中一所手工工场于是开始形成，虽然其发育过程极其缓慢”(布罗代尔,1993,二卷,P.349)。进一步说，甚至在奴隶社会时期就曾出现过集中生产的大规模工场[8]。也就是说， 分散的家庭工业组织与集中的较大工业组织在时间上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存的两种组织形式，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两者的相对地位不同，在经过一个家庭工业为主导的早期阶段后，随着工业化过程的进一步推进，集中式的组织形式取代分散式家庭组织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最令人注目的体制方面的发展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不是由谁发明了工厂生产方式，而是已经存在的这种生产方式的大规模推广”(罗森堡,小伯泽尔,1989,P.174)。而且，这种替代的量变过程并非主要通过家庭工业的自然扩大而实现，而是在两种组织形式的竞争中，集中生产方式取得了优势地位，从而“吞食了”大部分的家庭工业。

对于集中的组织形式能够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替代家庭组织而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很多经典作家曾作过大量的论述。例如，一些学者强调分工的作用。关于分工对于提高生产率的巨大作用亚当．斯密曾经作过系统的论述，但亚当．斯密本人更多地论述的是分工与交换的关系，而就一定范围的分工而言，既可以由分散的生产者间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也可以通过企业组织内部的分工来实现。对于分工的后一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前一种形式，现代经济学多用交易成本解释，认为当通过企业来组织一定的分工体系的交易成本低于通过市场实现同样的分工体系时，人们就会以企业替代市场。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作者则特别强调机器的使用，马克思写道：“．．．只要机械动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马克思，1975,一卷,P.504)。也就是说， 工业化在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早期阶段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是“已有的前工业企业生产的机械化( 手工企业机械化)”(西德尔,1996，P.125)。显然，与现代交易费用学派的观点相比，马克思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的是生产成本或“转换成本”方面的因素，即集中的组织形式可以用更低的生产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对于生产组织形式的根本转变这种重大的社会现象是不能完全用任何单一因素解释的。例如，机器的采用，或者更一般地说，对组织形式具有一定导向作用的技术发展当然是一种重要的解释性因素，但它不能解释组织形式全部的变化。马克思本人在前述引文的后面接着谈到，在有些“场合”，生产“过程的性质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大规模生产”。他特别地描述了以分散的组织形式利用蒸汽动力的一种形式：“在考文垂的丝织业里，一种‘小屋工厂’的实验曾自发地发展起来。由几排小屋，围成的方形场地的中间，建起一座安装蒸汽机的所谓机器房，蒸汽机通过枢轴同各个小屋的织机连接起来。蒸汽一律是租用的，．．．每个小屋有2－6台织机，这些机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赊购的，有的是租来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马克思，1975,一卷,P.504)。 有关“小屋工厂”与“真正的工厂”相对“转换成本”的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设想，在“真正的工厂”战胜“小屋工厂”的过程中，两种组织形式的相对交易成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小屋工厂”的组织形式下，只有所有“小屋”使用的织机所需要的动力恰好与它们联合使用的蒸汽机动力相配套时，才能实现较高的效率。要实现这种配套，需要“小屋”的主人们“一致的赞同”，而在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要保持这种“一致的赞同”需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交易费用。至少在这一问题上“真正的工厂”是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组织形式。

四、传统人际关系的积极作用

一般地说，工厂制度取代家庭工业制度，集中的组织形式取代分散的组织形式是由于在所面临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前者的效率较高，包括转换成本和交易成本在内的综合成本较低。应该承认，从历史上的实际过程看，技术的发展确实是有利于集中的组织形式的，但论述技术发展的这种倾向不是本书的目的，我们下面将主要讨论工厂制度取代家庭工业制度的一些社会文化条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发展的社会条件多有论述，他特别地提出：“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马克思，1975,一卷,PP.371,393,394；也可参见第二十四章)。如果我们不考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则我们可以将这三句话联系起来理解：以企业为单位的集中组织形式取代分散的家庭工业组织形式的社会条件可以归纳为二个方面：一是存在大量的、并且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服从组织纪律的自由劳动力，从而能够实现劳动力向超越家庭规模的企业聚集，并使企业组织能够正常运转；二是存在聚集起来、能够集中使用，从而能够用于组建企业、雇佣劳动力的资本。可以肯定地说，在一过程中，文化传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9]。

１、劳动力的聚集

如前所述，在历史上，由家庭工业阶段向工厂制度阶段的过渡，既是工业生产由家庭向工厂集中的过程，也是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一过程是与工业生产经过一个以农村工业为主的阶段，重新回到以城市为主的过程相伴随的。因此，劳动力流动的主要趋势也同时表现出这两种过程。或者说，这一阶段的工业化过程与城市化过程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重新集中于城市的工业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不再是以家庭为主要的组织形式，而是以集中的工厂或企业为主要形式。

集中在城市的手工业工场以及后来的机器工业的劳动力，有不同的来源，但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部分：一是原来的农民，二是原来的家庭工业工人。这两部分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均遭受了一定的痛苦。其中在成为雇佣劳动力之前是农民的劳动者痛楚尤深。很多文献描绘了欧洲工业化过程中这一黑暗的一面：一方面是农村“圈地运动”中的驱赶，使大批农民被迫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茅屋，离开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以出卖的人。另一方面是城市陌生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且面临着资本家的严酷剥削，使他们在城市中工资收入极低，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10]。显然，对习惯于农村生活而又面临这种境遇的农民来说，“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马克思，1975,一卷,P.805)，“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马克思，1975,一卷,P.802)。因此， 当时的统治者常常对不愿接受刻苛的雇佣条件或一时未找到工作的流浪者，施以暴力，乃至处以监禁、施以酷刑。“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要的纪律”(马克思，1975,一卷,P.805)。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指出：“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只能是“例外地使用”。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条件下，单靠暴力的驱赶和强制，只能引发暴乱，而大规模的驱赶和更严酷的暴力将会引起大规模的暴乱，造成人口大量减少，使经济倒退回传统的农业经济。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古代周期性振荡中得到反证：在中国的历史上，一旦出现“流民百万”，就会“饿殍遍野”、“血流成河”、“赤地千里”，以致人口大量减少，经济大步倒退，不得不通过均田重新构筑起小农经济体系。欧洲工业化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足以阻止工业化过程的暴乱，固然是由于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吸收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冲突。但是，要使这一过程能够顺利进行，还需要有一定文化传统的支持。也就是说，冲突的缓解部分地在于这些无产者“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马克思，1975,一卷,P.806)。

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对现代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研究中指出：“使劳动市场顺利发挥功能遇到困难的最重要因素是，一般农业劳动者的主观偏好可能包括那种传统的对土地和家庭的强烈眷恋，致使农业劳动者不愿意离开村庄和他的亲友们。结果，他们极不情愿把自己置身于一种陌生的工业环境中陌生的纪律约束之下。因此，将一个受传统束缚的农民集团转变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工业劳动大军，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学习和调整过程”。这两位发展经济学家接着说：“至少在增长的初期阶段，我们应尽可能少地扰动农业劳动力的传统生活方式，并且肯定不是突然地改变有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劳动转移过程就会变得比较顺利”(费景汉, 拉尼斯,1992.P.32)。用布罗代尔的话说，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取消传统的活动，而是有时把传统活动‘当作拐棍’一样依赖”(布罗代尔，1993,第二卷,P.572)。在劳动者的上述转移过程中，传统人际关系恰恰起到了这种“拐棍”的作用。

在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传统的亲戚、邻里关系提供了一些直接的支持。“Ｔ．Ｋ．哈雷雯(Tamara K. Hareven)对１９世纪前２５年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新罕布什尔进行的研究发现，亲属往往充当个人从前工业环境过渡到工业环境的桥梁”(赫特尔,1988)。“当然，亲戚关系不是唯一互相支持的网络，因为邻居也同样经常起到类似的作用”(西德尔,1996，P.130)。进一步说，其他各种传统关系同样也起到了支持作用。很多农民正是由于在获得有关信息、迁移费用、适应新工作环境等方面得到了各种亲朋邻里等传统关系的支持才顺利地实现了这种转移。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工厂制度形成期，作为雇主的企业也常常主动或被动地利用这些传统关系。例如，将工厂设在靠近劳动力供给来源的农村地区、雇佣与工厂的组建者原有就具有某些关系的劳动者。甚至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位接纳劳动者，如布罗代尔所描述的：“新建的工厂和企业因而最初在招工时往往接纳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家庭，工人主动表示愿意合家来到矿井或棉纺厂工作。在贝里的罗伯特．皮尔工厂，１８０１至１８０２年间共雇佣１３６人，其中９５人属于２６个家庭。家庭作坊就以这种方式进入了工厂，其优点是劳动纪律较好，工作效率较高”(布罗代尔，1993,第三卷,P.689)。 利用原有的传统人际关系不仅有利于解决劳动力来源问题，还有利于使劳动者更容易接受企业所有者或管理者的权威，更快更好地“适应新状态的纪律”。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特别是农民们，一般不习惯于受严密纪律的约束，特别地不习惯于接受陌生人及原来与之平等的人的指挥。但他们却往往习惯于服从固定的尊长的权威。如果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者以前就拥有这种尊长的地位，则无疑地会使工人们“适应新状态的纪律”更容易一些。事实上，在工厂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很多企业也利用了这种既存的“纵向”关系。

还应指出的是，传统人际关系对劳动力聚集性转移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工作方面，也体现在生活方面。西德尔指出：“但决不能因此忘记，雇佣工人在其历史的第一阶段虽然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但同时却不得不依靠旧式的家庭提供生存保障”(西德尔,1996，P.247)。米夏埃尔． 安德森对兰开夏纺织工业区的研究结果表明：“兰开夏地区的工业使父母与子女之间团结互助的家庭纽带显得更加重要了。恰好是生气勃勃的工业化和具有高度流动性时期，纺织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靠家庭和亲属关系网的支持”(西德尔,1996，P.127)。总之，传统、习惯以及传统的人际关系不仅使劳动者更能适应工业化过程，而且直接地支持了这一过程。事实上，这些现象在现代发展中国家中更为明显，这也是后发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11]。

大工业中劳动力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原来的家庭工业工人。布罗代尔曾经论述道：在由农村家庭工业制度向城市工厂制度过渡之前，已经“出现许多小企业主和一个多少习惯了手工操作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一批‘柔顺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当十八世纪末城市大工业兴起时，他们随时准备响应大工业的召唤。工业革命将在他们中间吸收后备劳动力，而不是如不久前还有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而相信的那样，在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中招募工人。农村劳力的人数始终保持稳定”( 布罗代尔，1993,第二卷,P.650)[12]。显然，与原来的农民相比，即家庭工业工人对受雇于工厂工作，并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更具适应性。西德尔甚至认为：“从家庭工业生产方式到工厂工业生产方式过渡──就劳动力方面而言──之所以可能，在于工人家庭的这种适应能力。．．．家庭工业工人和手工工场的工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灵活的互补关系。家庭工人可以退出家庭工业，成为手工工场工人，或者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家庭工业家庭为手工工场培养了劳动力”(西德尔,1996，PP.130-131)。显然，这种不全是农民的劳动力来源结构也有助于缓劳动力向城市、向工厂集中的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冲突，从而使这一过程能够更为顺利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