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郎集中，与石篑书极多，有论学的，有论文的，难以一一举述。大体说来，在“泛滥于方外”方面，袁宏道堪称陶望龄的同志。但陶氏执持道事一元论，反对割裂道事为二元：“事事则道妨事，道道则事妨道。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无事，事之外必无道，不可二也……皆心而已。良知者，心之图绘也，犹不识火而曰炙也、不识水而曰泾也。体用内外，理事道器，精粗微显，皆举之矣。”（5）他的这种道德形上学对宏道似未有所感染，相反地，他却自认折服于宏道的天分和才气：“袁中郎以禅废诗，复以律废谈禅，仆二事皆不及，而亦效之。于诗，甘取新代；于禅，甘取小乘。”（6）“袁中郎比部天才秀出，早年参究，深契宗旨，近复退就平实，复履精严。然不知者或指目为怪罔，而疑仆不宜与游。夫仆何人而敢与中郎游乎？门下不以为疑，又亟称之，有以仰见旷识玄览，高出于夫人。今兹而后，仆且有援籍以信其至愚矣。”（7）石篑在与别人的书信中以如此口吻称许中郎，绝非仅仅是对中郎的泛泛推扬，而是实有真心称服之意的。此外，中郎与石篑又都共同深受李贽的影响，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当然，既然袁、陶交往颇深，中郎自难免不受切磋之益。且据陶望龄《徐文长传》说：

徐渭“性绝警敏……年十余，仿（杨）雄《解嘲》作《释毁》。……为人猜而拓，……于行书尤精奇伟杰，尝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识者许之。……文长殁数载，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来会嵇，於望龄斋中见所刻‘初集’，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闻者骇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谭乎！”（8）据此，中郎因与石篑的交往而接触、了解到徐谓的作品，虽未能得以与之相识相交，却从此激赏文长并受其影响。在中篑看来，中郎之激赏文长恰似汉代桓谭之赞誉杨雄，而差别则只在袁未能见徐，恒、杨则是知己。袁宏道与徐谓的这番因缘，似亦可说是其间接地得益于石篑者。

藩士藻（1539一1602年），字去华，号雪松，婺源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温州推官，擢御史，巡视北诚，执法不徇，为东厂太监张鲸所恶。会火灾修省，士藻上奏曰：“今天下之患，莫大于君臣之意不通，宜仿祖制及近时平台暖阁召对故事，面议所当施罢，撤大工以俟丰岁，蠲织造烧造以昭俭德，免金花银外征以佐军食。且时召讲读诸臣，问以经史，对贤人君子之时多，自能以敬易肆，以义夺欲，修省之实莫过于此。”被谪广东布政司照磨。寻擢南京吏部主事，再迁尚宝卿。《明儒学案》卷三十五谓：“先生学于天台（耿定向）、卓吾（李贽）。……出京师别天台，天台曰：‘至准谒王敬所。入安丰访王东崖，此老颇奇，即戏语亦须记。过金陵再叩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学之。’先生一一如教，始觉宇宙之无穷，从前真陷井之龟也。”去华与三袁兄弟文学同道，友谊至交。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郎由真州赴京，官顺天府教授时，与长兄伯修及陶望龄、黄辉诸友结“蒲桃社”于城西崇国寺，士葆亦预其事。

袁宏道尝从藩士藻学《易》，其《答梅客生书》云：

近日听潘雪松说《易》，甚快。仆于《易》学不甚邃，骤闻其说，如聆天乐，出世入世之理具此矣。如羲、文、周、孔者，真震旦国古佛也。（9）

至于藩士藻对宏道则极其倾服。据袁小修《潘去华尚宝传》（10）说，尝有人问中郎如何？士藻即答曰：“若斯人者，可止人言天人之际矣。”后来听说中郎著书，遂去信谓：“有所见，不必拈弄笔砚，且自蕴而藏之，见定心间，不得已而言可也。”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今抚州）人。他一生“性气乖时，游宦不达”（11），并无多少事功可以称道，但他汲取了广博的学术营养，“《五经》而外，读诸史百家，汲冢、连山诸书”，兼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12），又与当时知识界有广泛交往。这既使他形成颇为驳杂的学术基础，又使他同各种社会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并由此而显示出自身的思想特色。汤显祖是罗汝芳的学生。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曾受学于颜钧，并终身以颜钧为圣人。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后因避万历帝讳而更名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尝师事贵溪徐樾，复由樾荐至泰州王艮门下，受传“大成仁道”（即大成学），成为著名的平民儒者（13）。据此，汤显祖同泰州学派有着师承关系。他尽管未曾像其师罗汝芳期望的那样成长为学说思想家，但他作为泰州学派的传人，仍然通过罗汝芳而深受泰州学派鼓倡的平民儒学思潮的影响。（14）

从文学角度看，汤显祖的诗文主张与袁宏道领军的公安派相接近，都力反前后七子所倡的文学复古论，这成为中郎与义仍相互交往并有诸多共同语言的基础。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自王（士祯）、李（东阳）之兴，百有余年，义仍当雾 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脱。”袁宏道对汤显祖的诗才很是赞赏，他以显祖与徐渭并称，誉其诗“凌厉有佳句”（15）。又，中郎之兄伯修评显祖“如《世说》所刊，文学、豪爽、言语盖总具之”“16”；弟小修称显祖“才大识高，直写胸臆”（17）。至于汤显祖，则自称“极服楚才，以为不可当”，又谓中郎得力李贽，“都将吞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并称许袁宏道《锦帆集》诸作乃“案头明月珠子，的杰江靡”（18）。凡此皆可见中郎与义仍彼此之契合。汤显祖曾有书致袁：

出关数日作恶，念与吾家兄弟五六人相亲而笑，恍若云天。一路待君不至，知已治吴。吴如何而治？瞿洞观（汝稷）相过，应与深谭。（19）

袁宏道亦有书致汤：

作吴令，备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复云何？俗语云：“鹄般白，鸦般黑。”由此推之，当不免矣。人生几日耳，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非不丑贫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愧耳。弟观古往今来，唯有讨便宜人是第一种人，故漆园首以《逍遥》名篇。雕唯大，故垂天之翼，人不得而笼致之，若其可笼，必鹅鸭鸡犬之类，与夫负重致远之牛马耳。何也？为人用也。然则大人终无用哉？五石之瓢浮游于江海，参天之树逍遥于广莫之野，大人之用亦若此而已矣。且《易》不以龙配大人乎？龙何物也，飞则九天、潜则九地，而人岂得而用之？由此观之，大人之不为人用久矣。对大人言，则小人也。弟，小人也，人之奔走驱逐我固分，又何厌焉？下笔及此，近况可知。知己教我。（20）

从他们这往还书信的字里行间，亦可生动见其是何等莫逆而又默契。

焦竑（1540一1619年），字弱候，又字从吾、叔度，号漪园，又号澹园，著文亦常自署漪南生、澹园子、澹园居士、澹园老人、太史氏、秘石渠旧史等，南京人。他是明代后期著名的博学者、思想家与文章家，一生勤勉写作，汲汲于著述、编刻书稿，故而著作甚多，尤以《澹园集》（又名《欣赏斋集》）、《焦氏笔乘》、《焦弱侯向答》、《老子翼》、《庄子翼》、《易筌》、《献征录》等最能反映其学说思想。从学术师承及所受影响来看，焦竑首先由耿定向、史惺堂（名桂芳，字景实，以号行）导入明代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系统。其次，焦竑以王畿（龙溪）、罗汝芳（近溪）为师，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此外，焦竑更与李贽（卓吾）为莫逆之交，受卓吾思想最为深刻。焦竑的儒学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是倡言“孔孟之学，尽性至命之学也”，主张“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认为“释氏佛典一通，孔孟之言立悟”。大体说来，他继承、发扬了泰州王学传统而又有着自身思想特色，堪称泰州王学后劲。（21）

虽然焦竑中进士时间比袁宏道之兄伯修晚，但他闻道甚早，故而赢得伯修由衷敬服，并就之问学。袁宏道之结识焦竑，应是经伯修介绍，时间则大体在弱侯成进士而伯修就之向学之后或同时。今查弱侯《澹园集》中并无给公安三袁的书札，而中郎集中与弱侯的书札仅有两通，并均无关乎学。尽管如此，焦竑提出的“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22）的思想对袁宏道还是有相当影响的。中郎及以其为领军的公安派文士追求“本色独造”，强调“心灵”的作用，主张写“自己胸臆流出”的诗文，除深受李贽影响之外，恐亦受启于焦竑。况且，焦竑笃信李贽，而中郎等之往拜卓吾并从此深受其学影响，大约应与弱侯有关。这对中郎思想的发展是有重大关系的。

李贽（1527一1602年），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