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于 3.召开了几次有一定影响的研讨会和纪念会。1978年，龚育之在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上，作了题为《自然辩证法工作的历史情况和经验》的长篇报告，系统地回顾和评价了自然科学批判运动在苏联和中国的历史。应该说，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篇有思想深度的学术论文[16]。1981年召开的“应该由谁评定科技成果与人才”研讨会探讨了科研成果和人才的评价应该坚持科学自身的标准而不应该使用政治标准和哲学标准的问题。1986年，《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遗传学会先后在北京召开了“贯彻‘双百方针’，促进学术繁荣”研讨会和“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暨‘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纪念会”，不但对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对学术与政治、科学和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这些直接对话和交流，推进和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4.一些学术专著、论文集、机构史、学科史、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作品中也融进了相关的研究。如龚育之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科学·哲学·社会》，赵红州的《政治科学现象》，樊洪业的《科学业绩的辩伪》，陈建新等的《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钱临照、谷羽的《中国科学院》，路甬祥的《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李佩珊、许良英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第二版），许良英、方励之主编的《爱因斯坦研究》，于光远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黄顺基、周济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等等。这些相关研究，拓宽了视野，活跃了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困境
几十年来，国内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国史和党史研究中其他领域相比差距较大，面临着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料欠缺。目前所依据的一些资料，绝大部分都曾是公开出版过的，内部资料比较欠缺。尤其是档案材料，所能看到的微乎其微。“大鸣大放”和“文革”期间的许多大、小字报、传单当时没有很好收藏，现在也没有进行广泛征集和整理。许多当事人和亲历者所知道的重要情况极少有人采访整理。尤其是参加这场运动的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如乐天宇这样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其去世前却也没有人对他进行采访研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重要资料也将随之散失。因此，应尽快加强口述历史资料的抢救。最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接的“知识创新工程”中把“50～70年代自然科学批判运动资料整理”立了项，三年后将有成果面世。当然，在资料搜集和整理中，还应尽量避免错讹的问题。只有建立在坚实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才能保证研究成果不至于空洞无物。
2.理论深度不够。有关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成果尽管不少，但真正有学术见解，能够做出深入分析的理论成果不太多，甚至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成系统的理论专著。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存在着选题重复、资料陈旧、重述轻论、观点雷同的不足。如对历史不厌其烦的叙述，对资料人云亦云的罗列，而对深层的原因则缺乏深入的探讨。
3.视野狭窄。对于研究的对象，从涉及到的学科上看，主要局限在遗传学与相对论两个领域，对其他领域则少有关注；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从被研究的人物上看，主要限于上层的科学家、政府官员和中央领导人。而对各省、市、地、县以及底层科技人员、教育工作者有关情况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据笔者所知，除了工厂之外，这场运动实际上涉及到了全国许多乡村，一些偏远乡村的农技人员甚至成了“摩尔根分子”、小学民办教师也成了“爱因斯坦黑线”上的人物。随着“五·七”干校的开办，以及一批科技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被扫地出门、关进牛棚、遣送回乡，这场批判运动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乡村不断得到继续。如果不对这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就难以看到自然科学批判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全貌，所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片面的和抽象的。没有研究的广度，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深度。
4.方法陈旧。从公开发表的各种研究成果来看，几乎清一色采用的是传统史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实际上，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SSK）、现代历史学（如“格群分析”理论）、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解释学、符号语言学、现代政治学、科学哲学等学科中，都有比较成熟的方法可以借用。在海外，就有不少学者用知识社会学方法、符号语言学方法以及后现代主义语境方法等研究中国的“文革”。“历史即方法”，如果在方法上有了突破，那么国内的研究自会有另一番“百花齐放”的景象。
5.缺乏国际学术背景。在西方汉学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非常热门，尤其是对“文革”的研究硕果累累，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对于中国的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美、日、英、法和瑞士的学者都有所研究，一些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台湾岛内学者也做了相关工作。然而，国内至今仍然没有这方面的评介，更没有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不了解国际学术背景的研究，只能是闭门造车。因此，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海内外学术界的直接对话，将有利于弘扬学术研究的开放精神，使国内目前的研究跨上一个新台阶。
6.对某些事件和人物的客观评价问题。如，如何看待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作用？从公开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来看，几乎是千篇一律地认为，这是一次开得“相当成功的学术会议”，是一次“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宣言”，是一次“政治民主、学术自由”的盛会，起到了“伸张正义”的作用等等。然而，这次会议的效果究竟如何呢？随后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就作出了事实上的回答。所以有人认为，这次会议从根本上说算不上一次学术会议[4]（第38—41页），甚至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引蛇出洞”[5]（第740页）。此外，还有对“米丘林”学说的客观评价问题。 乐天宇以及当时运动中的一些“走红”人物，其后期思想与前期思想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作实证研究，过多地使用情绪化的语言、缺乏学术上的冷静和思辩，无疑将会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引向歧途。
7.思想禁区有待突破。目前，对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研究，学术界亟需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加强学术自主性。如时至1996年，任元彪等对几位科学家的采访录音未能被受访者允许公开发表；在1986年举行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暨‘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纪念会”上也有几个发言未被当事人允许公开发表；近几年，有些博士候选人试图以自然科学批判运动为主题做学位论文，但由于思想上顾虑重重，害怕拿不到学位而最终放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学术界多年来形成的杯弓蛇影、作茧自缚的心态，但总还是让人隐约感到政治干预学术的不良后果。因此，坚持“双百方针”仍然任重道远。
8.对自然科学批判运动产生原因的分析过于简单化。这场运动历时近30年，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技界和教育界。产生的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环境、政治意识形态、东西方“热战”和“冷战”、技术霸权、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等都有着一定的关系，有着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复杂根源。然而，国内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苏联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政治与学术、自然科学与哲学等关系问题上。如此，将不可能有学术上的 真正突破。
9.研究人员结构不合理。从学圈上来看，几十年来，基本上是自然辩证法学圈内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而且以这场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居多。尽管他们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文献和资料，但由于许多人身处历史的漩涡中，甚至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冲击，以及后来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的偏见，甚至情绪化的语言溢于言表。这些因素无形中制约了研究的客观性。
因此，应尽快打破自然辩证法这个小学圈，让其他学科的学者融入进来，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重要的是要大力培养和扶持青年学者，让他们以历史审视者的身份，以全新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和学术方法，更加客观冷静地对这场运动进行重新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