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科学史上，任何新观念、新理论也都要有充分的酝酿和生长成熟的时间。任何旧观念、旧理论也都要在历史的不断前进中经过许多阶段才被取代。那么在科学史上，当各种观念、思想、理论、假说都处于相同竞争地位时，如何选择才能开辟科学发展的新方向？是否仅仅凭着科学家的兴趣和爱好？或者正如费耶阿本德自己所表述的，“我以我高度的特质和个性的方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部分因为我的兴趣每周每天都在变化，部分因为我相信人类和科学将会从每一个从事自己事业的人那里受益。”[2]
只要全面考察费耶阿本德关于选择标准的论述，就可以看出，他虽然把兴趣、爱好作为选择的一个标准，但却不是决定选择的关键因素，因为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如下因素：那些能够推动科学进步的选择往往不是以现实看来似乎牢不可破、证据确凿的理论学说作为选择的出发点的，而是从正在产生或正在复兴、发展着的东西，哪怕它现实似乎还不巩固，似乎没有可靠的证据、观念支持的假说、推测开始的。也正是基于此种观点，费耶阿本德才特别强调要从历史上被人们遗忘的、证据不足的、离奇荒诞的推测、假说中去寻找新的理论、学说的起点。因为正是在这些“胡思乱想”中，而非经由科学实验所获得的感性经验中，充满了人的智慧，集中地展现了人的发明创造能力和思维的能动性。
三、多种因素的相互渗透构成科学发展的动力
费耶阿本德不仅从辩证法高度分析了科学发展的过程、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还从方法论和认识论角度探索了科学进步的原因。对此，他不仅批判了传统方法论把科学进步归结为某种始终如一的思维模式，还着重批判了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两个孤立部分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这种划分完全是人为地把一个有机过程割裂开来，没有认识到科学作为一个各部分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每一种理论、故事和神话通过竞争，都可以对人类意识的发展产生作用；其中每一个人，不论是专家或外行、职业者或业余者、老实人或说谎者都对人类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另外，处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家对科学的态度，对理论进行的选择和发展，或者他的发明创造，都必然取决于自己的兴趣，取决于社会法则、社会哲学，以及本人对时代精神持有的见解。
那么一位科学家如何才能使自己选择的理论获胜呢？费耶阿本德认为存在无数种方式和途径，要借助多种力量和原因。特别是其竞争对手被多数人接受或信仰的时候，他需要去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和领域，需要组织最有生气的知识分子队伍，以便打败一个由天才的富有想象力的科学家支持的研究纲领。他需要借助更有创造性的天赋才能和洞察社会背景以及对手的心理活动的更卓越的能力，才可能使他的研究纲领获得成功。
费耶阿本德说，科学的方向最初是由人的创造性想象决定的。但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他也需要表演某些理性主义者的游戏，并利用社会规律作为暂时的杠杆。这样，他才可能理性地打败那些适合于其他理性主义者的进步主张。换句话说，要使某种理论、学说、信念胜利，就要利用知识分子和新生阶级的社会力量，使用各种宣传手段扩大该种理论、学说的影响。这样一来，在费耶阿本德那里，社会、政治、心理因素，以及人的各种行为因素都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动力是不分内因和外因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渗透在一起而在科学史这个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中起作用的。比如，伽利略捍卫哥白尼学说的胜利，是与使用许多“非理性”手段紧密相关的，而所有这些手段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中都是“外部因素”。“然而若没有这些外部因素就无法理解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的发生。就没有任何理由主张我们的职业思想体系比亚里士多德的更好，也不能理解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到近现代科学的职业思想体系之间转化的机制。我们只能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之后接着的便是近现代的思想体系。”[1](P209)如果要探索究竟是什么信念、行为和态度使科学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立即就看出：实现一种新的职业意识形态是转变的实质。然而拉卡托斯的有关科学的内史和外史之分却限制了这种答案。因为任何一种科学的特定内部史只有当其外部史在每一种转变的关节点上拥有破坏特定方法论的补偿作用时，它才能完全成为可能。
费耶阿本德说，对于望远镜光学的无知，对于哥白尼学说的信仰，以及一大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反对者和其他经院哲学的敌人的存在，都是使一种新的职业意识形态转变成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现象及最终转变成一门新科学成分的必要因素。比如，当我们集中于哥白尼主义的内部史时，就会注意到一种内容的增加似乎是与这种新的职业意识形态的原理相一致的。但是当我们把外部史或“mob心理学”增加到资料中去时，就会注意到科学“内史”的一致性常常是科学外部遭受大量破坏作用的结果。这些破坏作用是科学得以发生和发展所必须的，而且它们属于科学自身，不属于其它领域。因此拉卡托斯的有关科学内史和科学外史的区分只会阻碍有关科学变更和生成真相的研究。无视外部作用只会使人们根据一些对科学进步不是必须的标准来虚构一个主观的历史，而不是科学自身发展演化的客观真实的历史。
为此，费耶阿本德非常强调“实践主义”，认为一切个人、团体，乃至整个文明都可以通过相互学习，而使科学获益。“罗马天主教可以通过学习佛教获益，内科医生可以通过学习《内经》或者与非洲的女巫医生交朋友获益。……科学家可以从非科学的方法和观点中获得好处。”[3]在辩证法看来，正是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消除了一切绝对的首要性和次要性”，消除了割裂整体的形而上学，避免了各种人为制造的主观因素。
费耶阿本德不仅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方面论证了科学进步的动因，还从科学进程中的矛盾和不均衡的角度阐述了科学进步的机制。他在反驳逻辑经验主义者把科学进步的机制区分为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科学辩护的逻辑时说，他们常常讲科学只研究命题，不研究陈述与句子，然而这种程序却忽视了科学是一个复杂的、不均衡的历史过程。它既含有未来思想体系含糊、不连贯的预测以及高度思辨的理论体系，又含有古老、僵化的思想形式。科学中发生的许多冲突都是由历史发展的参差不齐和所获资料不均衡性引起的。正是这种不均衡性导致矛盾冲突推动新理论取代旧体系的科学革命。
在这个问题上，费耶阿本德反对库恩的有关科学革命的范式论和格式塔心理学。他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吸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的思想，来说明科学的进步也主要是由日益增加的科学资料和旧的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所推动。没有这种矛盾运动就没有新理论对旧理论的取代。他说：科学史上“是不存在这样一种既是有用、进步的，又是与逻辑要求一致的独一无二的科学或生活方式的。每一门科学都含有与事实和其它理论不一致的，而且当详细分析时就会揭露出矛盾的理论。只有在一种所谓始终如一的科学——逻辑的原则中的一种教条主义信念，才会使我们无视这种状况。”[1](P212)然而站在人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科学史家则相反，他们的许多研究都已经表明“科学总是充满着漏洞和矛盾的”。这些矛盾往往是由于理论的不断增生导致的不同理论或新旧理论之间的竞争和人的选择作用所引起。它完全类似于生物界中由繁殖过剩引起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作用。为此，费耶阿本德特别强调各种社会因素以及人的心理、兴趣、爱好、知识背景等因素在理论选择中的作用；认为正是这些杂多的因素构成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