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史转向的影响还表现在它打乱了科学史与相邻学科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等之间的界线，一个新的综合科学史出现了。这一新学科的研究范围集思想、实践、机构、社会、政策、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历史、哲学等于一身，熔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于一炉，是一门“无所不包”的百科式学科。这种学科能否存在值得怀疑。实际上它并不是什么新的学科构建，而是萨顿新人文主义综合科学史的翻版。但不管怎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确对科学史的转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3　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究竟如何
以上对内史的基础性和内史转向外史的原因作了讨论，那么内史与外史的关系怎样呢？下面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在科学史发展史上，内外史之争由来已久，围绕着这一争论及其解决，科学史展开了自己的历史。综观科学史的发展，笔者认为在内外史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观点：内史论、外史论、折衷论和综合论。下面对这四种观点分别加以讨论。
（1）内史论　内史论又可分为强内史论和弱内史论。强内史论主张科学史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内在因素和机制，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外史研究是属于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或范围，并不是科学史的研究对象。这样，强内史论将外史拒斥在科学史研究大门之外。弱内史论一般不拒斥科学史的外史研究，只是认为外史研究是内史的补充，是次要的，有时也强调内史与外史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以内史为主外史为辅意义上的“权宜的婚配”而已。然而强内史论与弱内史论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之间并无绝对分明的界线。强内史论的代表人物是库瓦雷，他以概念分析的内史方法而著称，被誉为科学史内史大师。但他一般也不绝对地在科学史研究中拒斥外史，认为外史可以作为补充。《科学家传记词典》的主编、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吉利斯皮（C ·C ·Gillispie）是一个典型的强内史论者， 他曾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外史研究有使科学史失去科学味的危险，主张应从科学史中剔除，因为外史研究完全忽略了科学内在的逻辑性，只注重历史的、外在的东西，而外在的东西很少有逻辑和理性的成份。[7] 对萨顿有人认为是外史论者，有人认为是内史论者，在笔者看来他是一个弱内史论者。尽管他主张一种新人文主义的综合科学史，即主张把方法论、社会学及哲学的观点和纯史学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史，但从他的巨著《科学史导论》来看，则是含有更多的内史成份，因此说他是一个弱内史论者更为合适。但不管哪种内史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夸大了内史的作用，而低估了外史的潜在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外史论　坚持主张科学史应研究科学概念及理论产生的外部社会经济因素以及这些外部因素对科学的影响，也就是研究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问题。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前苏联的一些科学史家如黑森（Hesson）等，特别是黑森1931年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可看作是外史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对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作了深入分析，说明了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外史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贝尔纳，他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上的科学》两部著作是外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美国的一些科学史家也坚持科学史的外史论。如M·鲁道威克（Martin Rudwich）认为纯内史的科学史是神秘的，它会使科学失去士赖存在的社会基础，主张科学史应研究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史的社会性[8]。G·巴萨拉（G·Basalla）也认为科学史的研究重点应放在科学的社会背景对科学产生的影响问题以及科学对于社会产生的结果上即研究科学的社会史[9]。外史论夸大了社会环境因素对科学的影响作用，忽视了科学自身内在的逻辑性，注重非理性而忽视了理性，也具有一定的卡面性。
（3）折衷论　承认内史与外史都是科学史的研究领域，但既不主张内史论也不主张外史论，对内外史之争持“任其发展”的折衷态度，主张跳出内外史的圈子，从第三条道路如科学社会学、科学计量学和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研究科学史。这种观点尽管态度不可取，但从多视角来审视科学史的方法是值得重视的，我们认为也是正确的。其代表人物有默顿、普赖斯（D·Price）等。默顿认为内史与外史均是科学史研究的有效方法与途径，离开它们科学史就不完整，主张从科学社会学角度来研究科学史。他开创的科学社会学实际上是一条研究科学社会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为科学史外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在普赖斯看来，内史与外史各代表了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它们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人为地抬高一个而贬低另一个。他主张从科学计量学角度研究科学史，使科学史研究定量化。的确，他创立的科学计量学为科学史的计量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近年来，国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从知识社会学的“境况主义（Contex-tuolist）”编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史，以解决内外史之争。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是一种“亚文化”，一种相对自主的、具有自身内部微观结构和动力的知识体系，而这种知识体系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动力紧密相连，从而消除内史与外史的界线。这种观点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总而言之，不论从那种角度来研究科学史，折衷论说到底是一种变相的外史论，不过它立足于一种新的学科来考察科学史问题的多元方法论是可取的，也是十分合理的，因为科学与科学史本来就是多层次、多元的，一元的研究方法会窒息科学史研究。
（4）综合论　主张内史与外史的有机结合，二者的辩证统一才是真正的科学史。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史家很多，如库恩，拉卡托斯、撒克利、罗森博格（C·Rosenberg）和米库林斯基等。库恩对科学史作了历史主义的考察，将科学发展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又将考察内部因素称作“内部方法”，考察外部因素称为“外部方法”。他认为科学发展的内部因素是重要的，但也强调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两种因素或方法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彼此结合使用。在他看来，科学活动不是孤立于社会的个人活动，应当把科学活动看作社会历史现象，放到人类整个社会活动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重视分析其社会历史背景如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社会心理、时代精神以及非精神因素诸如科学研究制度、科学政策、科学管理、教育制度、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阻碍或促进作用。否则像哥白尼革命就会因没有文艺复兴、解放思想那种社会环境和气氛而难以产生，如果不是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近代科学也不会出现。因此，库恩主张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科学史，主张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力图从科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中去探讨科学发展的机制和规律。拉卡托斯继承和发展了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方法论，将科学史分为内因史和外因史。在他看来，内因史是主要的，外因史是必要的，内因史起决定作用，它决定外因史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外因史则起影响作用。因而他主张科学史家既不要忽视内因史，也不要忽视外因史，“内因史总是必须以经验的外因史作补充的”，[10] 内因史与外因史必须结合，否则科学史上许多事件如孟德尔遗传学在50年代前苏联的消失没有外史作补充就没法解释。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第五任主编A·撒克利和第六任主编C·罗森博格也坚持内史与外史的结合与协同发展。罗森博格形象地用树木与森林的关系来比喻科学与社会、内史与外史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指出，不理解科学与历史、科学与社会，内史与外史的联系，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社会与现代科学，只有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中才能理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11]。前苏联的科学史家米库林斯基认为单一的内史论或外史论都是不充分的，应加强二者的有机结合。他主张用系统分析的观点来研究科学史或对科学史进行反思，因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有希望将内外史结合统一起来，从而解决内外史之争。[12]
在笔者看来，内史论或外史论割裂了科学史的整体性，过份夸大一方而忽略另一方，具有片面性。折衰论不理解内史与外史在不同发展时期所起的作用，不理解二者的关系应放到科学发展的链条中来理解，从科学发展的整体中去理解，简单地认为从内外史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研究科学史才是科学史的唯一出路。实际上折衷论所主张的科学史是外史的延续。综合论是正确的，符合内外史综合发展的趋势，也与科学由分化到综合发展相一致。从自组织观点看，科学史应是一个自组织开放系统，从内史转向外史是一个不可逆过程。纯内史研究是一个封密系统，若不与开放的外史研究相结合，就会因得不到环境的负熵补充而窒息或走向无序。纯外史研究是一个完全开放系统，若不与内史结合，就会成为环境或另外系统的一部分，科学史的相对自主与独立性就会丧失殆尽，便谈不上什么自组织发展了。因此科学史走内史或外史的两个极端都是危险的，都会使科学史走向衰落。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科学史研究既不应封闭也不应完全开放，掌握适当的开放度才能自组织地发展。内外史的综合体现了科学史与相邻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融合。这一综合要求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等联合起来，积极合作，共同解决内外史争端，使科学史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