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应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部分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
1986年4月19日，由于有些同志问起当年提出“双百”方针的情况，陆定一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以下简称《回顾》），“一并答复，以存史实”。《回顾》叙述“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执行的曲折过程；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它在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被停止执行的原因是，毛泽东错误地提出百家争鸣实际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样就无复百家争鸣可言。《回顾》不无感慨地写道：“双百”方针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陆定一最后又重复写道：“为存史实，让后代知道和借鉴。”[1]
陆定一着眼于写历史教训，作为后人决策镜鉴，用心良苦。《回顾》不失为一篇好的历史文献。陆定一写《回顾》时已是80高龄，可能记忆淡漠了，因而所叙述的个别史实，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陆定一这样写道：
“有一位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工作。他同我谈话，贬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不但如此，请他编中学的生物学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课（后来请他补写了）。我对于遗传学是外行，但已看得出他的‘门户之见’了。我问他，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的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去氧核糖核酸，这是极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唯心论的。苏联以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当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这个同志很好，他照办了。因而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就有了成绩，超过了苏联。”
文中提到的那位老同志，指的是乐天宇。这件失真的“史实”，既涉及乐天宇，也涉及陆定一本人。
（一）有关乐天宇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的是：
乐天宇没有去苏联学习过。他于1939年自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后，一直在老解放区工作，新中国诞生后，也未去过苏联。
乐天宇从未正确对待过摩尔根遗传学派。早在1941年他就在延安《中国文化》发表“遗传正确应用的商讨”，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这是我国最早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派的文章。[2]1949年8月他在新华广播电台的讲演中说，自从1941年他的文章发表后，“解放区的各地区，已经没有摩尔根等唯心论学派的技术设施。”[3]同年，他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禁止开设摩尔根遗传学、田间设计、生物统计等课程，粗暴地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的”，压制摩尔根遗传学派的科学家，迫使该校遗传学家李景均离开大陆出走。1952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后，仍不忘在中国消灭摩尔根遗传学。1976—1977年，他不仅继续煽动批判经典的摩尔根遗传学，还要批判新兴的分子遗传学、遗传工程与基因工程。[4]

（二）陆定一本人在遗传学问题上，并非像他说的那样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不能步苏联后尘，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推行一个学派，压制禁止另一个学派。他说通过他对乐天宇谈话，中国遗传学避免了重蹈苏联覆辙，因而研究有了成绩，超过了苏联这也不是事实。
实际情况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对待米丘林生物学（应读作李森科主义）和摩尔根遗传学的问题上，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的做法，造成严重后果。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副处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科学卫生处副处长赵沨执笔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以下简称《斗争》）并发表编者按。《斗争》批评乐天宇在介绍、宣传、推广、研究米丘林生物学工作中的学阀作风与关门主义；但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态度，却与乐天宇惊人地相似。《斗争》与《人民日报》编者按，号召全国生物学界对“反动的、唯心的”摩尔根主义展开系统批判，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旧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宣传米丘林生物学，否定摩尔根遗传学，原来只是乐天宇的个人行为，至此转化成与苏联一样的，以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推行一个学派，禁止另一个学派的组织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与实验研究被迫停止。中国遗传学遭受灾难性的浩劫，拉大了与国外的差距。
1955年，陆定一部署了对植物学家胡先骕的政治批判，缘于胡先骕反对李森科关于物种形成的谬论，指出这一邪说靠政治力量支持，才得以在苏联风行一时。为此，胡先骕被认定为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他的专著《植物分类学简编》成为禁书。中国学者从此不敢公开评论李森科的伪科学。[5]
对以上两个历史事件深刻教训的反思，这才是遗传学问题成为“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双百”方针提出后，到“文革”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在遗传学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旗帜鲜明，态度坚决。1958年和1961年，一些地方、高校的党委重新掀起讨伐摩尔根遗传学的群众运动，中宣部均给予严厉批评和制止。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吧！
陆定一为“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执行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写《回顾》既是“为存史实，让后代知道和借鉴”，那么，所批露的史实就应该力求准确无误。但愿这只是他记忆的错误！

参 考 文 献 资 料
1．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41—842页。
2．乐天宇：遗传正确应用的商讨，《农讯》，1949年第15期。（该文曾于1941年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
3．乐天宇：在新华广播电台的讲演，《农讯》，1949年8月。
4．乐天宇：致王欣如信（1976年3月4日，1977年2月）。
5．薛攀皋：乐天宇事件与胡先骕事件，《院史资料与研究》，1994年第一期，第4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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