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国企改革的定位与出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此，我们不妨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关系的界定来梳理国企改革的进程，以期发掘出其演进的逻辑路径和特点，获得一种关于生产关系变革的规律性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审视、把握改革的进程。
　　 我们知道，在唯物史观中，生产关系就是参与生产活动的主体之间结成的经济关系，它包括三个基本方面：（1）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经济制度范畴在法学语境中表现为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等四种权利，后面三种权利统称为经营管理权；其中所有权是基础范畴，决定了经营管理权。（2）不同生产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3）产品分配方式。在这三者中，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和本质，决定了生产主体的地位，这两者又共同决定了分配方式。下面，我们根据国企改革的基本历程，来考察生产关系变迁的逻辑特征。
　　 一、生产关系的改革首先在分配领域展开，这个阶段从1978年至1984年
　　 1978年，四川省选择了6家企业作为改革试点，允许这些企业在完成年终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发展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这有效调动了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国家选择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动力机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国企进行试点，推行以利润留成为重点的改革。但由于在利润分配中出现了严重向职工倾斜、国家财政受到严重影响的问题（1979年和1980年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300亿元的财政赤字[1]），国务院决定由全额利润留成改成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
　　 从1981年起，国有企业开始全面推广分配领域的改革。为了既能保证国家财政又能搞活企业，国务院停止了以利润分成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开始推行“利改税”，这是一种税收加税后利润部分上缴的分配方式。但由于经济体制没有进行配套改革，致使各企业赋税很不公平。于是在1984年，国务院开始推行第二步利改税，将第一步中上缴的利润也全部变为税收，特点是增加了调节税。但这种调节税仍没有摆脱一企一税的弊端，另外，过高的所得税率也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发展。因此其虽暂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最终归于失效。
　　 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在分配领域进行，围绕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而展开。生产关系中分配领域的改革促进了企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的制度框架，企业仍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政府仍然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大部分经营管理权，因此企业活力仍然不足，生产力较低。随着分配领域改革的深入，企业与国家利润分配的矛盾逐渐加剧，由此引发的问题导致人们将视线不得不转向企业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不得不向生产关系的中游即所处地位与经营管理权方面改革。另外，从逻辑上看，这也是生产关系系统性的必然要求，分配形式的改变必然促使地位、作用、管理权限等内容的改变。
　　 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中国国企改革时，由于企业对政府的依附特点，因此改变国企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下放国企经营管理权是同一个过程，经营管理权的扩大就是国企不断走向市场主体的过程。所以在分析时应当将地位和权责统一起来予以考察。
　　 二、生产关系的改革进入到国企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作用与经营管理权领域，这个阶段从1984年至1992年
　　 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从生产经营计划权、产品销售权、产品价格制定权、物资选购权、资金使用权、生产处置权、人事劳动管理权、工资奖金使用权、联合经营权等十个方面扩大了企业经营管理权限。同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政企职责不分，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忽视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提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的目标。
　　 由于农村承包制的成功以及首钢、二汽等承包企业的突出表现，在众多国企改革方案中，政府逐渐倾向并选择了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一次明确肯定了承包制，要求国企“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认真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从该年6月份起，政府在全国开始推广承包经营责任制。
　　 从1988—199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通过、发布了四个关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见，要求继续坚持完善承包制，促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92年，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指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目标是让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把企业推向市场，全面落实十四项企业经营自主权，通过承包制的方式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87年底，大中型工业企业承包面达到了82%，大中型商业企业超过了60%[1]。在推广承包制后的两个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连续22个月下滑的局面得到有效扭转，当年增加财政收入60多亿元[1]。1988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增创利税369亿元，相当于1981—1986年所创利税的总和[1]。这说明承包制满足了当时生产力的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增长。但是，这种生产关系也存在着缺陷，比如包赢不包亏，政府对企业的指挥、干涉仍十分严重。据统计，1989年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下降18.18%，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增加1.12倍[1]。在1989年之后，承包制的经营效益一直在下降，发包方和承包方利益冲突加剧，互相侵犯，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企业负债急剧增加，危害了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生产关系的改革不得不向纵深处推进，即所有权改革。 　　 三、生产关系的改革进入到所有权领域，这个阶段从1992年至今
　　 在改革所有权的进程中，国企经历了量变和质变两个阶段。首先通过破产、抓少放多、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等方式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数量；其次通过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了国有资本比例的降低。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转向机制转换阶段。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由此发轫，大型国企开始了公司制改造，中型国企进行了非国有化的公司制改造，小型国企实施了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合作制、出售等措施。这些政策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到所有权领域。
　　 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1995年，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深化企业改革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意见的通知》，对扭亏无望的企业放弃国有产权，准许其破产。对于小型企业，国家体改委鼓励各地大胆探索、选择多种途径加快放开、放活小型国企。1996年7月，国家经贸委发布了《关于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意见》，明确提出并开始推行“抓大放小”的方针。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控制力上，在行业布局上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推行“国退民进”的政策。经过逐步改革，从1998—2006年，国有工商企业从23.8万家减少到11.9万家[2]。
　　 对于保留下的国企，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对其进行了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目标的股份制改造。到2000年，520个国家重点企业中有282个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企业[3]。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究其本质，股份制改造就是要减低所有权中的全民所有制比例。
　　 四、结论
　　 我们不难看出，生产力推动着生产关系的改革，生产关系的每一次改革都会或多或少地释放生产力，但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积极效用就会出现递减甚至开始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继而再次推动生产关系的深入改革。改革三十年来，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历经了分配权、经营管理权、所有权等三个领域的改革，体现出一种生产关系变革的逻辑脉络，即由生产关系的下游领域向上游领域、由外围范畴向核心范畴、由量变向质变演进的路径。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未来国企的改革仍将按照生产力的要求在所有权领域推进下去。这种演进的趋势与方向是不以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仅仅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为准，这个过程体现出了社会发展的自然史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