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与我国文化相近，国情则有所不同。韩国的秘书及秘书学研究和我国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很多差异。
　　韩国的秘书院校，最著名的是梨花女子大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我国“秘书热”的起步差不多同时，该校开设了文秘系，附属在经营学院下面。梨花女子大学位于首都首尔(当时叫汉城)市中心，由美国传教士创办，已有121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大的女子大学之一。许多“第一夫人”如现总统李明博的夫人金润玉，就是该校毕业的。另如拿撒勒大学，也设有秘书行政系。拿撒勒大学也是教会人士创办的学校，基督教的耶稣就是拿撒勒人。世界上有五个拿撒勒大学，多在美国，是姊妹学校。韩国这所大学位于首尔南的天安市，距首都乘高铁约30分钟路程。该校有28个专业和研究生院，教师百分之百拥有博士学位。这个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不少，食堂有中国厨师专做中国菜。每一名中国留学生都配备一名韩国学生，“一对一”帮助辅导。
　　韩国的秘书教育基本上是两年制的专科层次，4年制的极少，没有设立博士学位。
　　韩国的秘书人员分布很广，地位很重要。他们认为，秘书位居领导近身，是极能锻炼人的职业。韩国秘书的名称除秘书外，部长、室长属于中层秘书，类似于我们的办公室主任，首席助理、行政助理等也是秘书。韩国的秘书职业教育培养了很多人才，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是秘书出身。潘基文祖先属于华裔，唐代开始进入朝鲜半岛，至今潘姓后裔已超过十万人。潘基文在20世纪80年代曾任首相的外交礼仪秘书，90年代任总统府秘书室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后又任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也带有秘书性质。正是秘书生涯的锻炼，使他成为第二位亚裔联合国秘书长。
　　韩国也有《秘书学概论》一类专著与教材。韩国的《秘书学概论》式著作，许多内容与我国近同，但有“领导能力的推动“、“职业伦理”、“秘书就业”、“秘书能力的开发”等章节内容，且这方面强调的更多。这和韩国的市场经济比我国发达、秘书社会职业化程度比我国高有关。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面向民间秘书的秘书论著也开始注意讲述这些问题。2010年韩国学者来华介绍，他们认为秘书学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对得力的秘书的需求增加，源于领导者的任务繁重和个人知识能力的限制，需要秘书协助。这同我们讲的助手作用及辅助性质意思差不多，但海外没有参谋作用的提法。二是学科的细分，促进了新兴学科的出现。这种学科的细分，不是理论的产物，而是产业构造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秘书学基本上属于应用学科，它和行政学、经营学等同处于一样的分支学科地位。
　　韩国学者对于中国的秘书学科状况及其研究成果是很注意的。简言之，他们认为中国的秘书研究以党政机关的宏观研究为主，在一些大学和重点大学中设有四年制的秘书专业(笔者按，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北大、北师大、复旦、电子科大、武大、川大等重点院校的情况，如川大就有秘书档案系)。他们在同我国的研究交流中也指出了我国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混乱。二、秘书学相关用语概念不够一致。三、秘书学和秘书教育混沌。四、秘书学历史研究的绝对不足。他们希望我们加强对秘书学特征的把握，明确统一秘书学的基本概念，通过与相关学科的联系，使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并加强对秘书制度的研究。应当承认，他们的意见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我们的情况，也有滞后现象，但的确值得参考反思。
　　韩国也有秘书协会，属于民间的中型学会，比退伍军人联合会、足球协会等协会小，与货柜车主联合会、纳税人协会处于一个层次。秘书协会十分重视与我国的交流。上世纪前些年他们已经是“四小龙”，当时我们才刚刚起飞不久，他们愿意负担全部旅差费用，邀请我国秘书学者去韩交流。我因来不及办理护照等手续未能去成，广东的屈干臣君应邀前往。经屈君联系，后来韩国学者又到上海大学回访交流。韩国的书刊还介绍过李欣、王千弓、王守福、常崇宜、彭则雷、董继超、董信泰、岳凯华等九位中国秘书学者的著述。我国的秘书学者独自研究的多，始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秘书学(协)会，无法统一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对外交流了解不够，这些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