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柏拉图的制作图式来说，最根本的工作就是将“相”“是”化，即把“相”变成语言逻辑可以把握和表达的东西。这是哲学的“相”不同于木匠、雕匠的“相”的关键所在。做不到这一点，“相”论就不过是一种哲理性的比喻而已，而非真正的哲学。对此，柏拉图自己是心中有数的。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所有伟大的技艺都需要有一种补充，这就是对事物本性的研究。”“辩证法家会寻找一个正确类型的灵魂，把自己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话语种到灵魂中”， “必须知道你在谈论或写作的那个主题的真相，也就是说，你必须能够给它下一个定义，然后你要懂得如何对它进行划分，直到无法再分为止。”[24]实际上，在此之前，早期对话中所反映的苏格拉底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通过对话辩驳的方式探讨普遍性事物的定义。中期对话中建构“相”论，靠的也是辩证法的定义方法。后期对话则系统探讨了“相”作为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问题。《泰阿泰德篇》结尾处的logos已经有了“定义”的意思，并且是一种寻求差异的“定义”。[25]从《巴门尼德篇》到《智者篇》，讨论的关键词不知不觉中从eidos（“相”、“型”）变成了genos（“类”、“种”），已经是在作范畴分析了。至此，一种对“原型—摹本”关系的想象就变成了语言逻辑的探讨，“相”论的本体论化就算完成了。当然，柏拉图并不满足，在《蒂迈欧篇》中，他还进一步将“相”几何化、数量化，希望用人类的语言把世界的原型准确无误地刻画出来。这样做所收获的果实也就是西方人酷爱的“知识”（episteme），据“苏格拉底”考证，知识就是“灵魂在事物面前止步而不是灵魂围绕事物转”。[26]

　　在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完成了整个人类哲学思维的程序编制工作，他自己的制作图式也获得了完全的本体论内涵和语言逻辑内涵。亚里士多德把人们通过说“什么是什么或是怎样”（简化为“S是P”）去陈述对象的情况分为十种“类别”（categoria，兼有“指谓”、“表述”、“分类”的意思，通常译为“范畴”）。[27]其中，第一种回答事物的 “是什么”（ti esti），其他的可视为回答的“是怎样”。相比之下，回答“是什么”最根本，这类范畴就叫“实体”（ousia，也是希腊词“是”的一个词形，或译为 “本体”）。“实体”又分为三种：个别事物（atoma，如张三）；属（eidos，如人；跟“相”、“形式”为同一个词）；[28]种（genos，如动物）。说出个别事物，是对“是什么”的最到位的回答，但这种回答不能以定义的方式给出，所以不具有知识的确定性，而能定义的“是什么”只能是“属”， “种”也要变成“属”才能定义，定义的方式为“种加属差”，定义所回答的“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本质”（to ti en einai）。如果考虑到eidos既是“相”又是“形式”还是“属”，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词身上，制作图式的内涵、本体论的内涵和语言逻辑的内涵得到了统一：一个可以摹仿的原型就是事物的根本，同时又是唯一可以定义的对象。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寻找事物的形式、原型、本质、种类、定义甚至原因就成了一回事，[29]而这一切所围绕的核心就是那个einai或on.

　　制作图式的本体论化使该图式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程序性力量，可以普适于对一切事物的分析。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就是试图分门别类地去寻找不同种属的本质的尽可能确定的认识，尽管其间确定性程度高低不同。这种思维方式以其无与伦比的认识成效征服了欧洲人的心，并进而影响了全人类。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柏拉图及其以前，技艺跟智慧没有严格的区分，技艺是一种智慧，智慧也是一种技艺，制作图式因此得以在理论思维中塑造成型。当然，柏拉图到后期已经意识到了，“一个用语词表达的定义对一个生灵作出的描述比一幅绘画或任何模型更好。”[30]经过逐步本体论化之后，到亚里士多德，制作图式所反映的已是一种确定性程度很高的语言逻辑的智慧，它跟实际制作活动中的那种技艺已显著区别开来。制作图式也正因为脱离了制作活动和技艺本身，变成了纯粹的理论思维图式，才使哲学思维的一个真相得以长久地隐瞒。

　　四、制作图式从理论向实践的外推

　　希腊哲学思维中的制作图式是一种理论思维的图式，是一种逻辑推导的图式，是用来解释世界的。但是，它的意义又决不仅仅是理论的。柏拉图的“相”大多是道德之“相”、政治之“相”，亦即实践之“相”，是要付诸实行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尽管是纯粹理论的而不直接承担实践的责任，实践和制作活动也不必按照某种固定不变的“形式”来操作，但关于这种“形式”的理智知识近代以来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实践力量。可见，制作图式有一种隐秘的、本能的实践性，它是要改变世界的，这也许是因为它本来就来源于制作活动，一种最下贱但又最切实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柏拉图用心最多的“相”就是城邦之“相”，他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普天之下的政治共同体设计出一个理想的模型，好让众邦列国去效仿。他盛年时写《理想国》（本名《国家篇》），用辩证法设计了一个由所谓“哲人王”来统治，社会各阶层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领导阶层要符合“智慧”这个“相”，保卫阶层要符合“勇敢”这个“相”，生产阶层则要符合“节制”这个“相”，整个国家的秩序要符合“正义”这个“相”，所有因素配合一致，最终符合“善”的“相”。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实现理想“人治”的困难，退而求其次设计了一个法治国家的模型。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在讨论将要实施的计划时展示一个完善的、可供模仿的模型是最公平的，不能视之为毫无优点和真理，而对那些根本不包含这种完善性的计划，人们应当拒绝加以实施。”又指出，“法律的真正卫士需要关于它们的真正知识，一定要能够用语言说明这种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31]柏拉图的意思是：既然不能亲自替我们制作出理想城邦的成品来，那就先制作一个理论模型以待后世吧。

　　亚里士多德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本身没有实践的旨趣，这跟他老师的大不相同。当亚里士多德讲伦理、政治活动这种狭义的实践时，他并不采用“形式—质料”二分的制作图式，他强调的是实践活动中的个别性、差异性，反对用普遍的模型去规范这些活动，他倡导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智慧”。在讲制作时，正如《诗学》中所表明的那样，他主要讲摹仿，也没有把他在《工具论》和《形而上学》中所系统阐述的语言逻辑法则和本体论原则贯彻到制作领域。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虽取自制作性实践活动，但只限于在理论领域中使用，只求以制作图式解释世界，不求以这种图式改变世界。尽管如此，这种图式本身的实践潜能是极其明显的。如果事物的形式是可以逻辑地把握的，质料又能够企及，那么以二者合一来改变世界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哲学后来就变成了科学，科学就变成了技术，技术就变成了工程，物质的世界就此天翻地覆，人文和社会的世界也变得面目全非。

　　实践中的制作活动转化成理论思维的制作模式，这种模式又回过头来指导制作实践，这倒应了毛泽东的“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就是想凭借一种理论的设计来制作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毛泽东便要亲自把这个世界帮我们制作出来。这就是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向实践外推所得到的最重大的结果之一，也是跟原本不按制作图式想问题的中国人最有关系、也最难消化的一个结果。

今天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柏拉图的对手更有道理。柏拉图在晚年引述过他所反对的一种观点，即：“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