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这段脍炙人口的名言以及他对这段话的解释表明，在他看来，不是科学知识而是道德行动标志着人之为人作为理性存在的价值和尊严。由于人同时是两个世界的成员，因而他同时受到两种法则的作用。不同的是，自然法则是他不得不遵守的必然法则，而理性的法则不是必须遵守而是“应该”遵守的法则，所以康德称理性的法则为“道德法则”，正是这个“应该”的道德法则无限地提高了人的价值和地位。如果人只是自然存在物，那么对他来说就只有一种法则起作用（自然法则）。如果人是纯粹的理性存在，对他来说也只有一种法则起作用（理性法则）。现在，有两种法则同时对他起作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虽然是自然存在物但却有能力排除自然法则的限制，完全按照理性的道德法则而行动。举个极端的例子：当一个不怎么会游泳的人看到有人落水时，他明知到自己去救人很可能会搭上自己的性命，但是他认为应该救人，于是就不顾一切地跳进了水里，结果他也被淹死了。显然，无论应该不应该，自然法则是无情的，它决不会因为“应该”就不起作用，但是反过来说，人的确可以藐视自然法则，不惜牺牲生命去实现“应该”。 正如康德所说，自然既不可能产生一个应该，也不可能制止一个应该。自然法则决定了违反自然的行为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道德法则却的确可以使人“明知不可而为之”，古人云：“有所为，有所不为”。顶天立地者，人也。因此人作为两个世界的成员（自然界与理智界），他有可能――不是必然而是可能――树立起高于一切自然存在物甚至高于上帝的价值与尊严。因为上帝是万能的，他的荣耀无以复加，他产生任何奇迹都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人不是万能的，不仅不是万能的，他还是有死的。如果他竟然能够排除自然的限制，自觉地按照理性自身的法则行动，那才真正值得尊敬。

　　康德以他特有的方式证明了无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多么渺小，他却敢于以其精神的力量向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挑战，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因为良好的意愿而改变自然法则，但是它却有可能将我们带入无限的自由境界，那虽然是人有生之年无法企及的理想，但是却可以作为理想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一追求之中，我纯洁了自己的人格，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入到了无限的理想境界之中。

　　“头上的星空”代表的是现实，“内心的道德法则”代表的则是理想。我们需要认识头上的星空，它可以使我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活得越来越好，然而同时我们也需要内心的道德法则，我们毕竟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我们也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这就需要解决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亦即人生在世的目的、价值、理想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难题，都不可能有最终的答案，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去追问它们，因为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归依。

　　康德哲学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终极理想的问题，不能为人类文明确定某种价值取向，那么我们对自然认识得越多，危险可能就越大，因为一个没有灵魂的物质文明一旦失去了控制，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乃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说，我们还需要为这种工具和手段确定目的、价值和方向，这应该就是哲学的工作。

　　四、哲学的生命力

　　康德哲学的问题至今仍然是我们面对的难题，康德哲学解决问题的方式仍然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可能方式，因此康德哲学的意义其实已经不言自明了：我们之所以说康德哲学有“意义”，是因为康德哲学是一种活的思想，而不是过时的死东西。

　　那么，康德哲学“活”在哪里？

　　康德哲学就“活”在我们的思想之中。准确地说，就“活”在我们与康德哲学的“对话”之中。

　　众所周知，学习哲学的人少不了学习哲学史，这是这门学科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基本特征。通常一般的学科用不着非要学习那门学科的历史不可，哲学却不行，因为离开了哲学史就没有哲学，或者说，哲学就存在于哲学史之中。为什么？因为哲学问题都是永恒无解但人们又不得不追问的难题，所以哲学的发展不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而是哲学家们不断地探索寻找飞出“瓶子”的方向或出路的过程，因此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任何一种哲学体系、任何一本教科书都不足以代表整个哲学――哲学只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一切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由此可见，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哲学史，学习哲学史也就是把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所思想过的问题再思想一遍，把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所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然后去选择或是开创我们自己的路。

　　因此，学习哲学史就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即我们的思想与古人的思想之间的“对话”。[1]如果学习哲学史有什么方法的话，那么它的方法就是“对话”（dialoguo），其实这也正是“辩证法”（dialectics）的本来含义。学习哲学史就是我们去思想古人的思想，而古人的思想就保存或者说记录在他们的著作中，学习哲学史也就是“读书”，以阅读的方式在思想上与古人“对话”，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前人之所思再思想一遍，把前人所走过的路再走一遍。不过这种思想与思想之间的思想关系不仅是我们与古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我们自己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学习哲学史是我们去思想古人的思想，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从我们与古人都属于人类这个角度看，我们思想古人的思想也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代表在回忆自己曾经思考过的问题，把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重新再走一遍。换言之，我们从来就不仅仅是此时此刻这一时空关系中的存在，古人的思想也构成了我们的存在的一部分，所以古人的思想是活的有生命的存在，只不过当我们尚未思想它们的时候，它们就处在某种休眠的状态，而当我们思想它们的时候，它们就被“回忆”起来了，它们就“复活”了，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正如柏拉图所说：“学习就是回忆”。

　　因此，学习哲学史就是思想前人的思想，就是思想性的“对话”，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现代解释学所说的“视界交融”。

　　在学习和研究哲学史的问题上，我们过去总是强调要“按照哲学家本来的意义去理解他们的哲学思想”，这可以称之为“我注六经”式的研究方法。80年代以来，有些人又“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大胆地阐发自己的思想，于是就有了“六经注我”式的研究方法，有人认为现代解释学就是这种观点，其实不然。解释学实际上正处在上述两个极端的“中项”，它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视界交融”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对话”的方法。

什么叫“视界交融”？与人相关的一切文化现象，都可以看作是“文本”，学习也好，研究也好，“继承发展”也好，都需要对它们进行“理解”和“解释”。过去人们把理解和解释看作是单纯的再现，追求的是知识的所谓“客观性”，但是现代解释学却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再现或者复制所谓客观存在的文本，因为古人有古人的“视界”，我们有我们的“视界”，换句话说，古人与我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环境等等的背景之下，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掉自己的视界，纯粹沉浸在古人的视界之中。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理解和解释是不可能的呢？非也。理解和解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由于不同视界之间的碰撞，人类文化才得以进步和发展。试想：如果后人总是我注六经式地对待古人的经典，会有什么后果？那将意味着只有经典而不可能有新思想的出现。中国哲学几千年之所以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