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哲学会所总结的内容来看，当代法国哲学所开展的思想革命，仍然环绕着：（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的思想心灵的内在逻辑；（三）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创造以及伦理道德行动；（四）宗教与科学的问题。这些论题，大致与西方各国哲学界在最近十年的理论探讨主题相符合。

　　具体地说，当代西方哲学家们主要关怀(1)人文主义的重建；(2)语言与符号及其与当代知识的关系；(3)社会正义与自由平等的关系；(4)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关系；(5)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6)哲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7)日常生活与哲学的生活化。

　　在2002年的法国哲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许多哲学家提出了对未来哲学发展的深刻意见。他们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和思想，不但是极其复杂，而且也将是高度变动性和灵活性。当代文化对社会整体的干预和改造的效率，达到了令人难于想象的地步；而受到现代文化干扰、改造和破坏的社会与世界本身，也正以不可预测的变化而反过来影响着人的生存；自然也影响着哲学的发展。未来的哲学思想，不仅将同二十世纪的哲学相异质，而且，其变化的速度和变动频率，也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说连人本身，也可以通过生命遗传工程来制造的话，如果说连人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意识，也可以通过生命遗传工程加以设计和改造的话，那末，哲学本身也可能遭受生命遗传工程的全面宰制，变成为可以数码化和程序化的东西。

　　德国的哈伯马斯在他的最新著作《人性的未来》(Die Zukunft der menschlischen Natur. 2001)中，也指出：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干预下，未来的所谓人性，将不再是真正属于人的内在本质的东西，而是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发出的疑问，只能是克隆人的哲学思维能力及其效果问题。

　　首先，当代法国哲学，面对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及其在当代文化中的关键地位，特别重视及时地总结科学技术的成果，并在理论上概括出哲学的结论。法国精神与政治科学科学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主席兼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孟德波利亚(Thierry de Montbrial)，在他致法国哲学会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特别强调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学(l’informatique)的重要性。他认为，不能把当代信息学单纯地当作是一种科学或技术，而是一种远比文字本身更复杂得多、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新事物，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孟德波利亚说，信息不想语言文字那样，只是局限于线性表达方式，同样也不是单靠时间与空间的架构而存在和发生运作。因此，信息学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一种‘超文字’(hyperécriture)，它一方面具有文字本身所包含的语音和图像的双重关系，另一方面又借助于技术所提供的联结方式，可以在各种文本所构成的‘超文本’(hypertexte)之间，进行穿梭和游行表演。正因为这样，信息的泛滥和传播，就好象以往人类历史上文字的出现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文化、思想及社会组织。严格地说，信息的出现及传播，归根结底，关系到人本身及其文化的命运，并由此深刻地改变了哲学本身的性质及表达方式。

　　更重要的是，哲学还不只是实现了与科学技术的对话，而且还注意到各种社会文化实践和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期望通过哲学讨论，将近现代社会所扭曲化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重新恢复其本来面目，找到其本身活生生的生命运动形式，并在具体实践活动和‘实践智能’中，吸取哲学改造的动力和养料，使哲学的重建获得强大生命力，并由此带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和风格的彻底改造，同时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风格和生活实践模式的改造。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已经不是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此相应的，处于社会上层建筑最高层的哲学，也早已被冲刷下来，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哲学必须重新思考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结构。

　　许多法国哲学家始终关怀哲学本身的改革，并把哲学的改革事业，当成解决时代危机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 1921- )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典型。

　　二十一世纪还刚刚开始。我们的未来仍然、难于预料和不确定。如果说，在二十世纪，我们遭遇到危机与进步、倒退与革命相混合的时期，那末，在经历了各种动荡不定的局面之后，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冷静地思考我们人类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二十世纪的经历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思考模式的无能、缺欠和残缺不全。因此，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思考我们自己是否有必要重新调整和重构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各种概念。

　　另一位对法国未来哲学发展方向给予重视的哲学家，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庄·吕克·南西(Jean-Luc Nancy)。这位年青的思想家在艺术、政治和宗教的探索中，试图找到突破传统哲学而进行全新思考的可能性。他首先不拘泥于已经取得成果的哲学思想及其理论，试图根据二十一世纪人类文化创造的新特点，依据新世纪的具体文化条件，创立一种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哲学思考模式。他最近不但试图在多元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进行哲学思考，而且也走出法国的范围，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进行讲学考查，长期与不同的文化对话。

　　当代法国哲学家并不打算像预言家那样预测未来。他们相信柏格森所说的话：任何预测，归根结底，只能是限制在经历过的实践经验的范围内。所以，任何预测，只能是立足于人们类似于过去的想法。但是，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哲学家们把重点放在两方面：（一）符号、数码及象征化的未来趋势方面；（二）科学技术的不可预测性本身。

　　哲学家吉尔博特·霍达在他的《论信号的未来》(Gilbert Hottois， L’avenir du signe)的论文中，重点指出了现代信号不同于传统信号的特征。他提醒大家不要继续以对‘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关系模式对待现代信号的运作。与吉尔博特·霍达一样，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注意到信号、象征的新型特征。米歇·巴蒂在他的论现代科学技术的论文中，一方面强调科学的无可预测性，但又指出这种无可预测性的积极意义。

　　当代西方哲学还特别重视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哲学本身的冲击，以致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为，未来的哲学，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越出传统哲学的范围，通过与文学、艺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频繁对话，走上‘非哲学’(non-philosophie)的创新道路。目前，各种各样的‘非哲学’，已经以令人出其不意的逾越途径，在‘非哲学化’的方向上，走得越来越远。里昂大学原哲学教授弗朗斯瓦·拉吕尔创建了‘非哲学国际研究会’，使‘哲学非哲学化’的运动成为了国际性的思想创造活动。

　　哲学的多元化、跨学科化及非哲学化的过程，也包括哲学从男性文化解脱出来的过程。西方女性主义在上一世纪的发展，已经潜伏了新世纪中的女性哲学的兴盛。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去世或逝世多年的一些卓越哲学家，例如，德里达、布迪厄、福柯等人，还由于他们的遗著的陆续发表，促进很激烈的争论。最近发表的德里达著作《论我之成为我的动物》(L’animal que donc je suis. 2005)，为了强调人本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传统形而上学对于人和动物的区别以及由此引申的各种定义的荒谬性，以讽喻形式，套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 Je pense donc je suis)的公式，为他自己的新书题名，不但深刻地启示当代哲学思考的面向，而且也极大地震撼了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心灵世界。

所以，当代西方哲学的演进，在本质上是非单一、非直线、非连续，其内容和形式，并非单靠理性或逻辑就可以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