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竞争更加激烈。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开放经济对政府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和挑战。首先，我国政府必须履行各项承诺，遵守WTO的“游戏规则”，在WTO框架下规范各种贸易政策、调解贸易纠纷，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公开化，放弃贸易活动的“红头文件”管理，统一贸易法规，消除地方和部门分割、“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现象，扩大开放度等，这一切都要求政府减化管理程序、提高工作效率、规范管理过程、转变管理方式，实现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加快从“越位”的地方“退位”，在“缺位”的地方“补位”，严格按照规则办事。其实，随着经济开放的提高，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和跨国化，外商投资企业要求享受“国民待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迫切要求政府放弃“内外有别”政策，实施内外统一的经济政策措施。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政府的管理方式必须与国际通行规则和惯例接轨。

　　（三）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现实意义

　　1、构建服务型政府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在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更重要的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不仅在于政府应当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更重要的在于政府要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不仅涉及政府机构的调整，更在于实现“政府再造”和推进政府“自身革命”。从这样一个初步考虑出发，构建服务型政府对我国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 政府转型对于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我国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看，

　　无论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政府确实把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重建社会信用体系，规范社会秩序，建设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讲诚信和有公信力的政府。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政府转型已成为经济转型中最具有实质性和关键性的改革内容。

　　第二，政府转型对于解决我国社会严重失衡，建设现代化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多方面的严重失衡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严峻问题。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如何把贫富差距约束在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公众所要求的限度内，如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严重差距，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共同富裕之路，都对政府转型提出全面挑战。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转型越来越迫切的内在需求和重要保障。

　　第三， 政府转型对于执政党建设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执政党建设面临巨大的内在和外部的压力。在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约束下，执政党的建设与政府的转型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反映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执政党与时俱进，主动稳妥地实现政治转型和推进政治改革的重要举措。

　　第四，转型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对于“政府再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不应当再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不应当再垄断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不应当拥有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更不应当产生令百姓痛恶的体制性、部门性的腐败问题，而应当成为市场主体和全社会服务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应当成为能反映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而是建成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转型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这个“革命”，对于抑制和解决严重的腐败问题，对于加快建立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有效政府，实现“政府再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构建服务型政府是解决我国社会发展失衡的有效手段。

　　在过去的25年，我国走了一条不平常的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乡失衡：突出地表现在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村和农业。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农业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等各方面差距还比较大，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还很严重。
地区失衡：我国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渐次落后。拿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总量上的差距。2002年底，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14-15%左右，不足中部地区的1/2和东部地区的1/4；二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方面的差距。

　　产业失衡：长期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一直比较落后，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3%左右，低于国际上同收入组别国家近20个百分点。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领域的转移。

　　贫富失衡：一方面是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另一方面是财产的集中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

　　诸多失衡问题的产生、发展、说到底与政府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与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是密不可分的，与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公共行政管理能力有着密切的、甚至决定性的关系。应当说经过20多年改革探索，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中央与地方权责不明、政事企不分、以审批为基本手段的旧的行政管理体系正在被打破。但相对于其他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温家宝总理召开记者招待会时，用24个字概括了新一届政府的施政原则，即“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并特别强调“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成败在此一举。”

　　3、构建服务型政府是解决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存在缺位现象的有力途径。

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应当是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提供主体。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来补偿这方面市场机制的失灵。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的税收及发行公债等，使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成本得到补偿。因此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责无旁贷的。反之，盈利性、竞争性行业的发展，市场可以承担，政府可以不必插手。但是目前，在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多数地方政府仍然把自己当作经济建设的主体，而看轻自己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天然提供者的角色，仍然把发展经济当作政府的第一职责，把公共服务当作第二职责。不少地方政府直接筹划和投资竞争性项目，特别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而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经费等）却长期捉襟见肘，基层财政&#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