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新难题：外需与内需的关系。

明确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建设的长期方针，无疑，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扩大内需与扩大开放，并不是对立的。但必须明确，开放是为了扩大内需，为了全国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因此，开放应服务于扩大内需，服从扩大内需。这个主从关系是不应也是不能颠倒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摆正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由于受部门利益和产业结构的制约，依然没有解决。首先，在某些行业中，借进口贸易，将扩大内需转换为扩大外需，冲击了国内市场。有资料表明，内需仅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27%.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需设备有2/3来自进口，而机械行业却严重开工不足，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仅为51.86%，每年贸易逆差高达数百亿美元，投资对扩大内需的实际拉动作用大打折扣。其次，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过高。目前，进出口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高达60%，为世界大国之最。美国在世界贸易额中占居32%，但美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不到20%.内需依然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我国是正在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眼下对维持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弊多利少。一是不利于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把有限的资源都消耗在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以廉价的劳动成本换取外汇，得到的回报是以延缓和牺牲工业化为代价，换取出口高速增长。二是不利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目前，我国出口的大宗商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使这些商品在品牌和质量方面也缺乏竞争优势，更不用说在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贸易方面，至今我国还没有取得与世界第6贸易大国地位相应的份额。三是加工贸易比重过大。我国的出口企业大都是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为外国跨国公司从事零部件加工或制成品组装，充当国际打工仔，出卖廉价的劳动力，高额利润为外国公司所得。四是对外依附性强，风险大。我们一方面要承受世界市场景气变幻的冲击，同时还要为跨国公司承担经营风险和研制开发风险。所以，继续把出口额作为显示外贸政绩的唯此唯大的指标，是十分有害的。“出口多元化”不是外贸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

——“减员增效”：作茧自缚之策。

城乡贫困人口剧增是导致最终消费乏力主因。近几年，我国经济出现的又一反常规现象，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贫困入口却大量增加，引起居民购买力相对萎缩，最终导致经济持续发展受阻，不得不求助于扩张性经济政策。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方面来反思，不能说与制度设计和决策不当无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就业形势就呈现日趋严峻之势。据有关专家的调查资料，1993年—1996年，城镇失业职工人数年均以48.7%的增幅上升。199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2%，失业人数约600万人，下岗职工约1400万人，不包括停产半停产的在职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农村还有6000万贫困人口。如此庞大的贫困群体，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就业的严峻形势，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本应由反通货膨胀转向反高失业，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保资金的投入，减少贫困人口；另方面广开就业门路，实施再就业工程，降低失业率，减少企业改制的成本和代价，并使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基本群众利益得到应有的补偿。但是，政府却按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原则加大了企业改制的力度和强度，对已经出现的下岗潮和失业潮推波助澜，以至使下岗和失业人数空前剧增。当政府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时，面对的不仅是社会投资不足，而且还有一个导致消费需求萎缩的待救济的贫困群体。

“减员增效”，这原本是企业为了解决因冗员而增加成本致使利润下降而采取的办法。它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是明确的，有限的。如果政府将它确定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在全社会范围普遍推行，企业纷纷裁员，必然导致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待救济的贫困人口上升，从而引起居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下降，即使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也是难逃经济衰退的厄运。普遍减员，就是普遍减效。当前我国的现状就是佐证。

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冗员。这是个制度性问题。解决这个难症不能下猛药。欲速则不达。俄罗斯“休克”至今15个年头还没有结束“疗程”，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既要解决国有企业人浮于事，又要实现经济稳步增长，防止经济衰退，这确实是个大难题。

在推行“减员增效”的同时，近几年还出台了住房商品化，废止了公费医疗制，实行非义务教育收费等多项改革。这些改革都需要大幅度增加职工的支出。但工资制度却没有相应地进行改革，依然实行的是不完全工资制。广大职工对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都不看好，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节制消费，增加储蓄。这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

分析近几年政府出台的改革步骤和政策措施，似有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不当之处。一方面，用一只手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另方面，用另只手遏制消费需求，导致经济持续增长乏力。这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迟迟不能淡化，不能收场的重要原因。

——症结：消费和积累比例失调。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主流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有效需求”是指投资需求还是指消费需求？从政策取向来看，是前者而不是后者。1998年以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65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投资。1998-2001年，预算内基建投资分别增长77.7%，44.8%，7.78%，2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3.8%，5%，10.2%，13.05%.高投资拉动了经济高增长。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7.8%，7.1%，8%，7.3%.但是，同期居民人均收入增幅既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更大大低于投资的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1%，7.9%，7.5%，9.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分别为3.4%，2.2%，1.9%，5%.结果，导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积累率从1997年的38%上升到2002年42.1%；消费率从58.1%下降为57.9%.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从80%下降为77.9%；农民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从50%下降为44.3%.2001年，城乡居民最终消费人均每天仅为9.8元，略高于联合国的1美元作为贫困线的标准。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重积累轻消费，高积累低消费，是导致我国经济长期不能步入稳定持续增长的久治不愈的顽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过热，积累率高达38%-38.5%；90年代初期，经济连续4年两位数的增幅，积累率高达39.3%-43.5%，最后不得不紧缩银根。当前，有些行业和地区在利润和“政绩”的驱使下，出现了盲目上项目扩大投资的“虚”热。局部过热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经济局部“虚”热引起的隐患是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的。但是，按照目前靠继续增加投资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拉动经济的思路，必然加剧积累率过高引起居民消费需求继续相对萎缩，从而遏制经济增长内生机制的作用，而且还会导致经济过热。

当前，我国经济中，一方面，积累率过高，另方面，物价指数长期低迷。这是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势既不同于90年代初，也不同于西方国家。首先，我国现时市场供求格局已经改变，基本消费品和主要投资品的供给告别了“短缺”，因物资供不应求引起物价上涨的历史不再重现。其次，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来自积累和改革的双重压力，以至出现投资热与消费相对萎缩并存的现象，导致消费品价格长期走低。再次，投资拉动消费的传导机制受阻。在一般情况下，投资能够直接和间接地拉动消费。但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时期，从投资到消费的传导机制却被阻隔。近几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而居民储蓄余额却超常增长。1998-2001年，分别增长17.1%，11.6%，7.9%，14.7%.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项改革，阻碍了储蓄向消费转化，阻碍了有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最后，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投资领域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外商以进口设备抵扣投资予以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高积累高投资的压力，所以允许积累率短期略高。目前我国的积累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长此以往，难以为继。

老生常谈话改革：尊重客观规律

解放思想是“求是”的前提。但解放思想如果背离了实事求是，就会陷入唯意志论的陷阱，重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覆辙。

1.改革要从我国生产力的现状出发，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办事。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改革大业的根据和出发点。无论目标模式的选择和设计，或者实施步骤和方法，改革战略和战术的抉择，都必须按照这个规律的要求办事。经济体制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有人认为，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既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就只能向西方国家学习，拜西方经济学大师为师。但是，学习不等于照搬照抄，改革不能依样画葫芦。这些年在改革的进程中，经常出现方案夭折，模式走形，功能扭曲，改革异化的现象。例如，股份公司是国有企业改制可供选择的一种形式。现在许多企业已经挂上了股份公司的招牌，但大都是名不副实的翻牌公司，企业并不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企业经营资不抵债，实行破产制度，这原本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但在全国范围却刮起了一股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风潮，银行蒙受巨大的损失；股票上市流通，原本是为了搞活企业，为企业和投资者开辟一个融通资金的渠道，但在我们这里却蜕化为从股民兜里圈钱，为国有企业脱困提供一条捷径；中介组织本应以公正公平服务为宗旨，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这些年如雨后春笋建立的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却异化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性组织，以至与客户串通一气弄虚作假，坑害公众，欺骗政府，等等。改革走形，机制异化，功能扭曲，如果仅仅是个别的偶而出现的现象，那还可以理解。问题在于，这些现象恰恰是大量的，普遍的，反复出现的，久治不愈的顽症。这是令人深思的。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怀疑改革的方向。我们对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义无返顾。但是，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按照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规律的要求办事，改革必须从我国生产力现状出发，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不同之处，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现代工业与小农经济并存；现代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并存；人力资源数量巨大和整体素质低下并存；自然资源总量大和人均资源稀缺并存；资源公共占有和非公共占有并存；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和政治权力集权化并存，等等。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对接，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可逾越的中国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全面私有化，是历史的大倒退；全盘西化，此路不通。进行市场化改革必须遵循中国社会自身固有的，而不是人们强加给它的客观规律。俄罗斯的殷鉴不远。“休克”私有化，不可取：“渐进”私有化，也不可为。这是一条死路，它只能进一步激化现存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导致改革背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失去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

2.要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和观点。改革是前无古人的艰难事业。20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没有或不需要理论指导。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明确的。然而，在具体运用层次上，一些理论观点却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决定取舍。

例如：——在收入分配领域，多年来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指导原则，实践的结果，却是始料不及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分化加剧，贫困人口骤增。按照实践的标准，有必要对这一原则重新认识。首先，它没有区别宏观经济分配和微观经济分配，再分配和直接分配。如果是指国民收入再分配，它是要解决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这里应当遵循的原则，不是“效率优先”，而是“公平分配”。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原则就是公平，公正。如果它是指企业层面的分配，即初次分配，这里是必须讲求效率的。但必须以公平，公正为前提，实行等量劳动即等价交换的原则。分配的效率来自分配的公平公正。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效率必然受到损害。虽然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但在现阶段它是唯一可行的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则，恰恰正是这个原则是市场经济共有的基本规律。在这个领域，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存在谁优谁次，谁主谁副，谁先谁后的问题。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相互影响。其次，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就是劳动的平等权利，就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的平等权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依然是人们的谋生手段的条件下，舍此，别无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对按劳分配本意的曲解。再次，从分配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来说，分配是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的需要，人类自身繁衍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讲效率的分配是不存在的，完全没有效率的分配是没有的。有的西方学者早就对“效率优先”的分配模式表示疑问。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说过：“以效率为依据所要求的实际工资率模式，可能会有利于极少数富裕的财产所有者”，“这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效率，公平和产权》）他的看法来自西方国家的长期实践，而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现状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

——“民族经济”过时论。时下，有一种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大量出现，民族经济，民族产业，民族企业已不存在，国家经济利益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生产，加工，销售，投资，融资实现全球化，跨国公司的产权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国籍淡化，越来越深地融入东道国整体经济之中，成为东道国的公民，成为“本土企业”，给东道国缴纳税金，安置就业，促进增长，这就使国家的经济利益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这一观点可称之为新“三无世界论”，即无民族国家利益，无民族经济，无民族企业。“三无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对实践是有害的。首先，它无视当今世界存在国家的客观事实，否定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趋向，并不意味着从此进入了大同世界，国家走向消亡。相反，世界市场一体化过程自起步之日起，就充满了国家间，国家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甚至战争。二战后，这一过程大大加快。但世界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远不是平等，公平，公正的；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可望不可及；这里通行的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法则；几个经济强国居主导地位，超级大国把对外经济贸易作为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世贸组织的建立并没有改变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它的现行规则又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其次，跨国公司的产生并非自今日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今非昔比。但是，第一，跨国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并未根本改变。无论股票如何分散化，国际化，股票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垄断财团或寡头手中。对于垄断资本来说，股份化意味着以少量的自有资本控制大量的他人资本，从而增强资本控制权；意味着经营风险分散化，从而将经营风险转嫁到公众身上。股权分散化与所有权社会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第二，跨国公司的经营宗旨也未改变。它进入别国不是来扶贫济困，不是来赞助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是为了占领对方市场，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稀缺资源，从而牟取垄断利润。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依靠跨国公司实现的；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依靠跨国公司摆脱了贫困走向民富国强的。对跨国公司开放市场，引进一个竞争对手，是为了在与强者的博弈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跨国公司的本意并不是希望为自己培植一个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但这是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无奈的选择。第三，“经济全球化”并非意味着国家主权消亡，国家间利益趋同。“经济全球化”是个内涵杂乱，外延无边的概念。如果将它理解为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趋势，那么，由于国家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国家间利益便有一个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就是国家间利益共同点。实现共同利益，达到互利，是靠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是以承认各自主权和产权的独立性不可侵犯为前提的。跨国公司进入别国从事生产和营销，成为东道国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但它决不会因此成为与民族企业无区别的东道国的公民，改变了产权和国籍。纳税，那是它应尽的义务，不过是取之于彼还之于彼，羊毛出自羊身上。安置就业，这正是它利润的来源。而且它吸纳的劳动力数量远抵不上因它参与竞争而破产失业的人数。对引进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要具体分析，当它的国家景气指数上升时，它会增加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从而带动出口国经济增长；当经济衰退时，转嫁危机是它惯用的伎俩。我们曾经迷恋“以市场换技术”，但得到的回答是：市场是非要不可的，技术则要另开价。我们花大钱买来的是二三流甚至是淘汰的技术，而无偿让出的是对跨国公司生死攸关的市场。市场在当代经济中是最稀缺的珍贵资源。“市场无价”，这是当代经济中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荒谬现象，也是如今世界经济关系不平等的重要表现。最后，在开放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进入是否改变了国家经济利益的内容呢？国家经济利益是否就是税收，就业，增长？东道国的利益与跨国公司的利益是否便因此融合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分清国家根本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本国利益和跨国公司利益，民族利益和世界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过时论”的潜台词是“退出论”。在他们看来，在竞争性产业领域，跨国公司的作用与本土企业是一样的，与东道国的利益已融合，那么，“民族企业”便可退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希望便可寄托在跨国公司身上。这种主张的利益倾向是十分清楚的。有的人在谈论国企改革时念念不忘“产权明晰”，产权改革唯此唯大，但在谈论跨国公司时却鼓吹“无国籍，无产权”，令人费解。

3.改革要从客观条件的许可出发，量力而行，不能只讲必要性紧迫性，不讲可能性和客观条件。

我国经济改革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趋势决定的必然选择。但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起点，比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要低的多，物质基础要薄弱得多。先天不足是我国改革的一大弱点。我们采取恰当的改革战略和战术，可以缩短与这些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弥补我国经济上的不足。然而，我们绝对不能超越生产力和其他客观条件的许可成就改革大业，必须重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在条件上下功夫。

改革现在已经进入到新时期新阶段。和以往的改革不同，新阶段改革具有高投入，高成本，高代价，高风险的特点。改革的对象，领域，范围，内容，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牵连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这是全社会利益大改组，大调整，大分化，重新组合的时期。因此，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都必须考虑各方面的经济上，心理上的实际承受力，全面分析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效果；任何一种方案的实施，都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合理地进行利益再分配，决不能让少数人侵吞改革的成果，而将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强加到广大工农群众肩上。

然而，在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有不少方面却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例如，在劳动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是量力而行，稳步推进，还是一揽子改革，一步到位。

近几年，城市改革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数量，速度，推出一系列措施和步骤：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扭亏增盈；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公费医疗，实行医疗保险，大病统筹；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行非义务教育自费；改革退休制度，建立养老保险等。改革有以下新的特点：一是出台的措施多，涵盖面广，涉及到城市各行业，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直至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二是改革的深度和难度大，通过这些措施全面彻底改革就业和社会福利制度，“打碎铁饭碗”，废止原来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直接牵动亿万职工和居民切身利益的损益。三是改革的时间紧迫，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措施到位，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四是改革重点主要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城市非国有企业的业主和职工的利益不仅未受影响，相反受益。

这些改革措施是市场化改革应有之意。这里不讨论各种改革方案的优劣，仅从改革的战略战术来探讨出台的时机，步骤和改革应遵循的原则。首先，利益的分配和调整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长期为国家建设作了重大贡献的基本群众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代价和风险。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先富者享受了改革的成果，但很多人逃避对社会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二是职工损益没有得到足够补偿，政府对职工的历史欠帐过多。我国企业冗员数量大，是体制造成的。失业不是自愿性的，也不是结构性的，而是特殊的体制性失业，责任主要在政府。因此，解决冗员不能简单地采用裁员的办法。况且，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即不完全工资制。工资中本应包括用于社会保障的部分已经扣除，作为财政资金预留在政府预算之中，形成政府对职工的负债。因此，在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时，应给职工足够的补偿。三是分配制度没有相应地进行改革，分配秩序混乱，收入差距全面扩大，贫富分化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就业和社保制度按现行步骤改革，对缓解社会矛盾不会起到有益的作用。失业大军和贫困人口急剧增长，政府和社会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沉重的代价。

——国企脱困和企业改制能否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速成”。

在我国改革史上，国企改革起步最早，措施最多，但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从实行利润分成开始，我们做过种种选择和尝试，最终确定了大中型企业改革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为参照模式。本文不探讨这种企业模式是否适应我国基本制度以及是否是理想模式，仅分析建立这种企业制度所需要的条件。西方企业制度的演变经历了几百年的过程，现行模式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不是终结的理想制度。我国改革没有必要重复这一过程，能够实现跨越式变革。但能不能做到，则取决于能否创造好必要的条件。条件成熟了，则水到渠成。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例如，改革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的制度，把对企业的管理纳入法治的轨道，实行依法治企。我国体制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政治与经济合一，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政企合一。企业改制不触动这一点，现代企业制度便有名无实。近几年有些改革措施不是推进政企分治，而是强化政企合一，背离了改革方向。企业改制是不能避开或跨越政治体制改革的。又如，企业改制必须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如企业办社会，资产负债率过高，人浮于事，等等。解决这些难题，企业自身是无能为力的，必须由政府出资，协调财政，金融，劳动，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部门，统筹安排。这不仅受政府财力的制约，而且必须有劳动就业，银行金融，教育，社会保障等行业方面的改革相配套。但这些部门却自顾不暇。再如，股份公司是股份经济中的企业形式。它是近代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以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为条件的。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普遍推行股份制时，证券市场还在酝酿之中，股份公司对人们还是陌生的。企业领导人对建立股份公司的热情奇高，但盲目性很大，大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个缺陷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但市场发育却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总之，企业改制重要的，不是改换名称，而是转变经营机制；经营机制能否转换，怎样转换，则取决于客观条件。在条件不成熟时，用行政办法或者用变相搞运动的办法人工合成现代企业制度，可能事倍功半，欲速则不达。

并非结语的话：回到“西柏坡”

党中央新一届领导上任后集体去西柏坡“朝圣”。此举深得民心。这一行动具有象征性意义，重要的是要把宣言和承诺付诸于行动。理论时下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短缺的是行动。

说到“西柏坡”，不能不指出对经济中的隐患推波助澜的三股浊流：一是官场上和城市建设中的奢靡腐化的浊流；二是经济腐败和权力腐败合流；三是工作中的浮夸形式主义爱做表面文章报喜不报忧。这几股浊流相互推波助澜汇合成恶浪，冲击经济改革，吞食发展的成果，吮吸人民的血汗，侵蚀党和政府的机体，毒化社会风气和人的心灵。现在，我们面临着安置下岗职工，降低失业率，加快农村人口转移，减少财政赤字，弥补社保资金缺口，降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等艰巨任务，却苦于财力不足。其实，出路和办法是有的。只要有决心，有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譬如，只要坚决严令禁止公款邀请和公费旅游，每年就可以省下数千亿元；只要坚决刹住城市建设中的奢靡之风，禁止兴建奢华的楼堂馆所，每年就能够从固定资产投资中划拨几千亿元用于改革方面的需要。这些问题既然久治不愈，看来只能求助于立法。至于反腐败，近几年力度不能说小，但势头并未得到遏止。有人把时下反腐败比作割韭菜，割了一茬长一茬；有人说枪子敌不过票子，一不怕关，二不怕死；有人面对西方国家丑闻迭出，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的产儿，割不断，理更乱。这些悲观论调是站不住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只能束手待毙，任这个毒瘤腐蚀党和政府的机体，最终重蹈苏共的覆辙。面对反腐败的严峻形势，我们应当吸取这些年反腐败的经验和教训，从制度和体制方面消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实贯彻执行“依法治国”，把党的领导纳入法制和法治的轨道，对权力实行监督和制约，杜绝权力通向腐败的路径。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已不容迟疑。

“位卑未敢忘国忧”。这是我不自量力写这篇拙文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