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朱熹　理　经济伦理;仁　义　礼　智　信
　　论文摘要:人们对朱熹道义论的过分关注，使其经济伦理思想不能彰显。旷世大儒朱熹以“理”为核心建构了宏大伦理体系，进而以“理”为经济活动最高指导伦理原则，以“仁、义、礼、智、信”为经济活动的具体准则构建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经济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对我国宋代以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伦理思想方面，人们常常以他的“存天理、灭人欲”、“正心诚意”等道德教条和伦理原则为关注旨趣，认为朱熹是贯注于德性修养，以摒灭私欲来完善人格，把先秦儒家尤其是重义贱利的思想发展到了极限，从而认为朱熹是讳言经济、以高谈道义为命旨的理学家，他的思想里不应包含经济伦理思想。这一问题显示了中国伦理思想的主流发展状况以及研究态势:道义论往往是遮蔽功利论的。其实朱熹是十分关注经济问题的，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也是很丰富的，只是过分关注他的道义论而屏遮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朱熹“理”本论的经济伦理观
　　朱熹的经济思想与伦理道德是紧密联系的。朱熹以“理”为道德本体建构了庞大的伦理体系，一切问题都会被置于“理”的视闽下来审视和讨论。“理”不但是自然遵循的规律，更是人间必须遵循的一切行为的秩序伦常，“理”是道义的化身，“理则为仁义礼智”，这决定了朱熹经济思想是以“理”为总指导思想的特征。
朱熹的“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具有与其它一切相比的先在性，与“人欲”更是水火不相容的，“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这样在应然层面给人一种表象:朱熹强调了“道义”对“功利”的绝对优先，他是奢谈经济利益的。但实然上朱熹并不是全部否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不去“急”功利，不是不要功利，而是在对“利”的追求中，不能追求“过欲”，也就是“欲”要符合“仁义”的标准，这也是“理”之使然。现实中朱熹也是这样实践的，朱熹虽然为官时间很短，但在任时曾对救荒、经界、社仓、制钱等理财方面都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在某些方面比如“经界”问题甚至有大加改革的思想，他认为重视这些是“为民兴利而除害”，是不可以不讲的“富国强兵之类”。朱熹看似矛盾的思想，然而实质是包括辨证地看待道义与功利的。他看到了现实中人们心理的共同趋势，“欲富贵而恶贫贱”是人思想的普遍性原则，但若这种趋同没有约束，就会偏离方向，因为人们的经济理性冲动与伦理道德冲动存在着现实张力，所以朱熹是在理论层面试图通过“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意识的强化，以理性“义”制导，来调和逐利与守义的关系，让人们把对功利、财富讨论纳入其“天理、人欲”之辩的范围内来讨论，用伦理道德规范来调节实践中对财富的追求，使人们对财富的企求符合道义。
　　二、朱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文化中，经济的真谛是“经邦济世”，经济不应仅仅看作“财富”的代名词，经济应该是财富与人的关系，经济活动关涉如何获得财富以及如何处置财富，这样伦理成为调节经济行为的可能，经济伦理成为真实存在的范畴。朱熹把经济伦理的功能设定为不应是消解主体追求财富的欲望，而是合理地调节物质生产和利益分配中的各种关系，使经济活动与伦理的制约达到和谐统一。朱熹通过“理”的预设，把“仁、义、礼、智、信”作为追求财富遵循的具体准则，从而展现了自己的经济伦理思想。
　　(1)财富获得符合义。朱熹的财富观理论上通常认为是命定观，与气察有关。气察不但决定了人的气质之性有善恶，而且决定了人的圣贤、贫富、夭寿的差别，“察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享得丰厚者便富，享得久长者便寿，察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夭。”这种宿命论色彩的财富观是他理论上的假设，朱熹不是想说明财富的源头，而只是为财富后天获得作理论对比参照，他思想的闪光点在于引出财富也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获得，“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则安于义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已随之。”这种“安贫循理由命”说，表象看是为了缓和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均衡的矛盾，要人们辱于天理的命定安排，不要计较现实财富的多寡，是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服务的，但深层意蕴在于朱熹认为财富可以后天获得，而获得的途径和手段要符合道义，不义之财不可以取。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财富与身份的贵贱是联姻的，所以趋富恶贱是社会的价值取向，朱熹认为“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关键是要认识到财富与道义的关系，“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义者宜也，乃理之当行，无人欲之邪曲。”“以非义而得富贵而不处，不幸而得贫贱则不去耳。“义”就是合理，就是“天理”，对财富“处”与“去”的标准要符合道义的要求。所以朱熹十分痛恨那些以非道义得富贵的人，他曾先后六次上书揭发大贪官唐仲友剥民以自肥的行为，反映了对不义之财获取的强烈反对的态度。朱熹也常把财富的获得讨论与君子小人讨论联系在一起，因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君子知道“利”要获取的有道，“君子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君子对待财富表现出的人格魅力也极其高尚，“有白金遗道中，君子过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过之，则便以为利而取之矣。”这些都是试图通过君子形象的树立，为现实取得财富符合“义”提供人格坐标。

　　(2)财富生产符合智。财富生产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朱熹认为无论君主还是州县地方官员都要想方设法采取合理措施改善人们的经济状况，这样才能表现出君主的明智和地方官员的有作为。财富的生产上统治者首先要有明智的认识，朱熹注解“知(智)犹识也。”朱熹主张明君治理国家，把国家的兴衰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作为一个明君首先要明智认识到民生之本在农，“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大力发展农业是提高民富的路径。其次君主还要认识到恤民和省赋。朱熹生活的南宋王朝，政衰财亏，所以朱熹上书道“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在乎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矣。”朱熹在知南康军和知漳州时，采取了多种措施发展农业，并曾发布《劝农文》指导农民如何生产，提出了很多理智的措施，比如顺应时节进行农业生产、注意耕作技术、加强田间管理、兴修水利、保护耕牛、扩大种植范围等等，显示了关心经济发展的一个大儒的智慧。朱熹认为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也是必须面临的问题，对于当时生产资料占有的极大不均，生产者的积极性不高现状，朱熹明智地意识到改善生产者和占有者的关系的必要性，提出了缓和田主与佃农之间关系的主张和措施，“乡间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户，须就田主计田耕作。……两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戒，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扰虐佃户。”朱熹从缓和田主和佃农间矛盾出发来调动农民经济生产积极性的主张代表了那个时代经济思想认识的高峰。
　　(3)财富分配符合仁。在财富的分配上，朱熹强调以人的“仁”德的多少作为分配标准，而不是那种无原则的平均分配，更反对以不“仁”的手段去取得。朱熹释“仁”为“爱之理，心之德”，“仁”是德性中的元德，朱熹常说“仁”是包括了其它四德的，“仁”是君子具有的基本德性，“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具有了仁德才有资格去配享名利，这和传统 意义上的“‘德’—‘得’相通”伦理原理的设计暗 合。封建时期土地占有的多寡是财富的主要标志，占有的多少是区分身份地位的标志，土地分配的原则应该以“仁”为基础，朱熹说:“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乡，如汉之乡亭侯。”在对土地具体分配上朱熹把它和君主的“仁政”联系起来的，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朱熹在注解时说:“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故谷禄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从此始，而暴君污吏，则必欲慢而废之也。朱熹提出的一系列“正经界”主张，试图通过以“仁政”来实现土地分配的合理性，虽然带有某种理想化的色彩，但“仁”的分配原则对维护当时分配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4)财富交换符合信。诚信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信誉成为物质交换中的保障因素，使中国人在物质交换中遵循的法则不是西方人那种契约式的合同，而多是口头的承诺。中国虽然在封建社会没有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市场，但在商品财富多余情况下，交换还是存在的。没有西方市场的规则，但中国物质交换中常强调诚信，因为人们看到了交换的实质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隐藏在交换背后的是交换主体的信誉问题，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因而伦理监督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对交换价值的实现确实起到了作用。“诚”和“信”在中国古代常分开来使用，“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信，约信也，”“以实之谓信”，但意义基本相通的。朱熹解释“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朱熹经济伦理思想更把“信”视作“五常”的基石，他说:“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谓之信。“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进而认为“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实，用自己实的心与之交，有便道有，无便道无。”因此，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人们相互交往的基础。这里的“交往”我们不能仅仅看作是人际关系的交往，物质财富的交往理应包括在内。朱熹把“信”纳入“理”的范畴，既有道德信念上的虔诚，也包含了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物质交换中应有的“诚信不欺”之意。
　　(5)财富消费符合礼。“礼”是一种秩序安排，人们习惯的约定。“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朱熹把“礼”上升为天理，使“礼”成为人事必须遵从的天理要求，强化了“礼”的先天约束性。在消费伦理上朱熹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要求来消费，使消费限制在不违“礼”的范围之内，也就是不要逾越社会的等级秩序。孔子早就对越“礼”的消费深恶痛绝，“八情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是不可饶恕的对“礼”的潜越。所以朱熹评价大夫管仲设屏风于门前时认为，这样做本来是邦君才能做的，他这样就是违“礼”，就是奢侈，“那奢底人便有骄傲底意思，须必至于过度潜上而后已”。不同等级身份的人只有按照“份”来消费，才是合乎“礼”。朱熹消费伦理合“礼”具体来说就是适“中”，“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则不及质，二者皆未合礼，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朱熹的适“中”而不违“礼”，为大众消费观提供了一种正确的导向。对个体消费来说，朱熹主张“学圣贤安贫乐道”，朱熹解释孔颜之乐，究竟“乐”为何处时说，颜子之所以“乐”是因为他“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胸中廓然，岂不可乐!”“以道为乐”、“以天理为乐”，朱熹把个人消费伦理拔高到了脱离世俗物质享受的层次，追求一种精神享受的至高境界，这是合乎“礼”的最高消费境界表现。
　　三、朱熹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在南宋虽然没有被过多关注，但对以后的时期却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勾画了伦理框架。从当今现实角度讲，朱熹经济伦理思想虽然失去了它依赖的社会背景，但不能全部否弃掉。他的先验论，天命论以及为维护封建伦常秩序的内容可以丢去，但可以借鉴的是其经济伦理内蕴的精神，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有借鉴意义:首先对义利关系的认识。现代社会人们由于受经济理性的原始冲动驱使，许多人为发财不计手段，在“利”的面前失去了对“义”最底线的坚守，不道义的行为充斥经济活动过程中，这给经济市场的健康带来损害。朱熹对“义”强化的经济伦理思想，无疑对现代人在经济交往中如何平衡“经济人”和“道德人”的角色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次经济交往中信念—诚信的固守。现代经济交往中人们表象为一个目的追求，那就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弄虚造假在经济运做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从而丧失了对经济交往中“诚信”的固守。其实经济的取得不仅仅关涉手段运用，更重要的是取决与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文本性，尤其是诚信品质的具备，任何不诚信的交换方式都是经济活动中的短视行为，而现代经济活动中缺少最多的就是朱熹经济伦理思想中的对诚信的坚守。再有朱熹适“中”消费观对我们构建节约型社会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个财富还相对贫乏的国家来说，奢侈消费是巨大的不“善”，而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引导是目前的实然状态，朱熹提倡的适“中”消费观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消费观参考，适“中”消费导向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转贴于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