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论语·尧曰》）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的君主专制是建立在民本基础上，君主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不然就是不合格的君主，就不能同人民进行和谐相处，人民就要起来推翻他，这种思想就是革命的思想，《易经》中指出：天地革命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3]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关，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应该说孔子对汤武革命是充分肯定的，但其毕竟是通过战争夺取，与虞舜的尽善尽美的殚让相比，虽尽美而未尽善，这句话表明了孔子法哲学的目标取向。后来孟子就极力赞扬汤武革命。孔子主张君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君、臣、民之间是相对平等的，在权利和义务上也是和谐的，而不是偏倚一面的，不同于后世封建专制发展到极端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主主义拥有对臣、民绝对权利的那种极不和谐的范式。

　　（二）个人、家庭、国家的和谐。

　　孔子在其《论语》中还阐述了其个人、家庭、国家的和谐的法哲学思想，将其个人至于家庭、社会和国家三个团体之中。

　　第一，在家庭中，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形式主要是父慈子孝。子女对父母要尽孝道。父母在世时，子女应当留家侍奉：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侍奉父母，要竭尽全力：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对父母尽孝，不能只养，还应敬。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光养不敬，与养犬马就没区别了。因此，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在父母子女关系上，孔子并没有单方面要求子女尽义务，他对父母也提出义务要求！!!慈。曰：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子）疾之忧。这句话虽然讲的还是为孝的理由，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父母应爱其子并无所不至，唯恐其子有疾病而常以为忧。孔子所说的父父、子子就是父要尽父的义务，就是子要尽子的义务，并且父像个父的样子，慈爱关怀子女，才能理直气壮的要求子孝。另外，孔子认为子女对父母尽孝应是从内心真诚地敬事父母，不是不辨不非，盲从父母的愚孝。盲从父母，不算孝。慈和孝是爱的不同形式，因此，父母子女间是互爱的关系形式，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后世封建法典的父为子纲原则，把一切权力归于父母，维护绝对的父权，子女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显然是对孔子思想的修正。然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即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是仁的根本。这说明在协调家庭中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上，价值倾向于父权。

　　第二，在国家中，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形式主要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国家实际上是家族的放大。君相当于父，臣民相当于子孙。故而，孔子移孝至忠，要求臣对君要忠，民对君要顺。他对春秋时代颠倒尊卑秩序，无视君主的现实大加鞭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天下论文]把君主地位不保，政权下移的情况，斥之为天下无道。他极力鼓吹正名，确定君君、臣臣的等级名分，并将其看作是治民理国的首要任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为了维护君主的地位，要求臣对君要尽心竭力，忠心耿耿：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事君尽礼。（《论语·八佾》臣事君以忠。但孔子也对君提出了要求。君主要以礼待臣，尽其君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说明了君主只有以礼待臣，臣方能以忠事君。所以他反对臣下行不辨善恶、盲从君主的愚忠。臣下对君主不要曲意逢迎，要敢于直谏：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君主若护短拒谏，臣下宁肯离他而去：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宪问》）君主贤明，则做官；君主昏庸无道，去做官就可耻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可见，君臣之间和谐的形式是互爱。虽然这种和谐侧重于君权，但对君权是有限制。后世的君为臣纲实际上是对孔子思想的修正。

　　第三，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宗族和国家群体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基于血缘、政治而形成的特定身份关系。除了这些特定的身份关系，便是基于共同的社会属性而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具有普遍性，而宗族和国家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具有特殊性。那么，孔子是怎样建构这种普遍意义的人与人的关系呢？他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卫灵公》）自己想站立，也要使别人站立；想满足自己的要求，也要使别人的要求得到满足，这样与人相处就和谐。方法就是能取近譬，即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推已及人地为别人着想。这种与人相处和谐的方法，孔子也称它为忠。这是积极地与人和谐相处的方法。孔子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样与人和谐，孔子叫它恕。它比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来说，较为消极地与人和谐相处的方法，但较为容易做到。故当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论语·卫灵公》）孔子问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将忠恕看作是贯穿他自己思想体系的人与人关心的根本准则。所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论语·里仁》）。忠恕之道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相比君臣、父子之间更具平等性，也更能相和谐。

　　三、和谐的手段。

　　孔子在构建和谐的社会，主要采用下列三种方法：礼、德、刑。

　　（一）礼。

　　礼是西周以来形成的一整套典章制度，礼仪风俗，基本内容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第一方面，以礼约己。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可见，复礼是克己的手段。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如果能以礼约束自己，就可做到无所过失，行为永不偏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矣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里仁》）用礼约束自己，自然就会形成知分守分的性格，为人处世自会小心谨慎，这样就不会出乱子，就能与人和谐；第二方面，以礼约君。守礼是社会所有人的共同义务，任何人都不例外。君使臣以礼。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第三方面，以礼约国。为了救世，他提出了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的政治法律主张。他希望各级贵族能用礼制和谦让来治理国家，认为能以礼让为国（《论语·里仁》），各种社会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德。

　　德字既有道德、品行含义，有又恩德、恩惠的含义。道德是规正内心，净化心灵。孔子认为，君主应是品德高尚的贤人君子，是道德完美的化身。应尊五美，屏四恶（《论语·尧曰》）。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宣扬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培养人特别是当权者的君子之修养，强调法的道德的基础。对于老百姓而言，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用刑罚去处置民众，民众只有免受处罚之心，而没有耻辱的感觉，而用道德去引导民众，民众不仅会有违背道德的耻辱之心，而且会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孔子还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天下论文]（《论语·颜渊》）也就是说统治者的道德像风，老百姓的道德像草。提倡统治者的道德，治理国家就会像风吹草倒一样顺利。总之，孔子的法哲学的源泉，那就是他的道德哲学，善法源自善德，就是对人的尊重；恶法源自恶德，就是对人的蔑视；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以至康德说终极目的无非是人类的全部使命，而有关这种使命的哲学就是道德学。为了道德哲学对于一切其他理性追求的优越地位之故，我们自古以来也一直把哲学家这个名称同时理解为，并且首先理解为道德学家。[4]法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道德律适用与实现的必要手段和根本保证，德治其目的就是一种调控，是社会趋于和谐。

　　（三）刑。

一般来讲，法律建立在性恶预设上，是被动的、预防性和惩戒性的；道德建立在性善预设上，是主动的、自律的和提升性的。之所以说性善、性恶是预防，在与现实生活中，完善和尽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