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以法律的形式免除农业税费，而不是行政命令。为什么农业税费必须免除？一是税收的源泉是个人所得，鉴于农民阶层很少有月收入超过800元的，因此其绝大部分本就不应该成为现实的纳税人。二是寄生在农业税上苛捐杂税太多。中央财政仅仅通过5%的农业税汲取了约300亿的税入，而各级政权在其上滋生出来的税费估计在2000多亿！从中央财政看免除农业税无伤大雅，否则盘根错节寄生出来的税费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民怨沸腾，而且还加大了财政的另一层面上的风险。

　　第三，对税法进行必要的修订和调整。首先就是要把税收立法的真正主体的地位突显出来，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的作到税收立法。同时对政府的对税法的越权性设立进行必要的纠正与认可。接着应当对名义税率进行必要的调低。过高的名义税率导致了广泛的偷税漏税，而这又一步导致了税收大检查和惩处的难度，变成高税率、高违规背景下的法不责众，要解开这样的“死结”，只有降低税率和强化征管。目前，对个人的所得税已因起点过低而沦落为“工薪税”或工资附加税，而对企业的所得税方面，尽管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率原则已定，其趋势只能是内资企业所得税率向外资企业靠而不是相反，但至今尚无动作。所得税的改革恐怕还不是最紧迫的，增值税改革更为迫切，实践表明中国经济难以承受如此宽的生产型的税基，也可能并不能承受高达17％的税率，因此，无论是所得税还是增值税，都需要切实地降低税率。

　　当然，财政风险的法律控制远不止这些，但是，这三者应是当务之急。需要补充的是在对财政风险进行法律控制的时候，也应当注意已有的行政政策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在必要的时候将其法定化。

　　【结论】：

　　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远没有到达发达的程度，中国财政的发展处于瓶颈阶段，财政风险的不断扩大，也正是经济实力真正雄厚前的阵痛。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放任它，而是应该是各种途径，包括法律途径去解决它，真正的解决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如此，更能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备的条件。

【参考资料】
　　◇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2月第一版　
　 ◇刘尚希、于国安：《地方政府或有负债:隐匿的财政风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刘溶沧 赵志耘主编：《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