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开始显现出来，由于收入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通货膨胀压力给公众带来的“痛苦感”也明显上升。当前物价上涨是由经济运行中的复杂因素所造成的，它不仅是一种货币现象。从紧货币政策是必需的，但仅依靠货币政策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胀压力的积累，也难以缓解通胀带给公众的痛苦感。在控制通胀压力的过程中，需要有以财税政策为核心的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以使经济发展“又好又快”与改善民生有效结合起来。
　　
　　一、当前我国通胀压力的根源与财税政策介入的必要性
　　
　　进入2007年，我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全年CPI上涨4.8%，经济呈现高位运行的特征。在此背景下，2007年12月7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年以来首次提出2008年要执行“从紧”货币政策，并把防止物价上涨与防止经济过热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当前物价的全面上涨，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成本推动、需求拉动和通货膨胀预期因素的影响。
　　其一，从成本因素来看，2006年之前，由于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保持较低水平，土地价格尚未迅猛上涨，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通胀压力是隐性的。进入2007年，这些隐性的通胀压力都得以显性化。首先，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开始加快，油价上调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公用事业改革也不断加速，这些都使得成本向最终产品价格传递，构成现实的物价上涨压力。其次，随着劳动者保护政策的不断出台，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展开，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据统计，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的同比涨幅达18.8%，超过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18.5%。第三，再者，由于土地供应量减少等政策、市场结构原因，近几年土地价格出现爆发式上涨，加剧了成本压力。据统计，2007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前三季度土地交易价格涨幅分别为9.8%、13.5%、1.5%，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涨幅。
　　其二，从需求因素来看，本轮物价上涨的特点之一，是以主副食品价格上涨作为导火索。近几年，政府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向低收入者倾斜，这最终会扩大食品消费需求，引发价格上涨。此外，投资和出口增长持续旺盛，也产生了较大的需求拉动作用。例如，2007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增速强劲，房地产开发投资明显加快。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加快0.9个百分点。同时，虽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出口结构的措施，但出口需求增长仍保持了强大动力。2007年的对外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较2006年的1774.7亿美元增长了47.7%，位居世界第一。另外，从2004年下半年至2007年底，M1、M2和信贷增长都呈现趋势性上升。可以说，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是促成总需求旺盛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当前货币政策需要从紧的原因。
　　其三，通胀预期也是加剧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目前影响通胀预期的根本要素有两个：资源价格改革和政府的政策姿态。一方面，未来中国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已是必改不可，加上与国际价格的接轨趋势，源于资源价格的通胀预期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在2007年CPI逐渐走高的过程中，政府对于通胀问题传递的政策信号不够清晰，客观上降低了公众对未来政府政策抑制通胀压力的信心，造成通胀预期的上升。
　　由此可见，要从根本上控制这些影响通胀率的因素，除了从紧货币政策之外，更需要财政政策等其他手段的充分介入。事实上，在面对通胀压力积累的情况下，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内涵应该有所变化，这还尚未引起决策部门和学界的真正关注。应该说，以财税政策应对通胀压力的重点，一方面在于努力缓解和控制影响物价的成本、需求和预期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努力缓解通胀给社会福利所带来的危害，避免普通公众利益过度受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二、针对物价上涨压力的财税政策思路
　　
　　（一）稳步推进税制优化，为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保驾护航
　　
　　从长远来看，市场化改革导致的资源价格上涨是对原有低效增长方式的矫正。但对财税政策来说，可以利用鼓励新能源和节能降耗来缓解企业成本压力，从而间接缓解资源价格上涨压力。例如，在消费税方面，可扩大消费税的覆盖范围、调整税率，增设含磷洗涤剂、臭氧损耗物质、塑料袋等污染产品为消费税税目，提高低标号汽油和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此外，将煤炭、焦炭和火电等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清洁能源如生物能源免征消费税。再比如，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的优惠规定，应进一步细化并增加对新能源、可再生资源运用的支持。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降低对传统能源资源的过度需求，进而缓解资源价格上涨压力。
　　
　　（二）保障劳动力价格的稳步上涨，控制工资向最终产品的成本传递
　　
　　长期以来，在重生产、重出口的经济战略导向下，国内劳动力价格一直过低，这不仅使广大劳动者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损害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能力。对此，首先应促进工资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弥补物价上涨带给普通职工的福利损失。这就要求财税政策逐渐转向就业优先的目标，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大力支持能够广泛吸纳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社区服务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要防止工资上涨的压力过多传递到物价上，并给居民生活带来实际不利影响，要从两方面强化政策职能。一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要采用“让利于民”的思路，促进职工收入的稳定增长。例如，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均准予扣除。在确定何谓“合理”工资的细则中，可以引入区域、行业、企业的差别因素，增加横向公平性，根据情况扩大工资增长空间。这在实质上，相当于在保证企业利润不变的情况下，把政府税收向职工进行初次分配的转移。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企业利润向工资的适当转移，使职工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更合理的份额，这也要求财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充分配合。主要目的在于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逐步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例如，对小企业和季节性临时用工，应重在保障最低工资和防止工资拖欠，逐年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重在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地方工资与行业工资指导线制度等。
　　
　　（三）促进地方财税体制改革，从源头上控制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上涨
　　
　　随着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建设需要巨额投资支持，而在当前财税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财力受到限制，“卖地生财”成了最佳选择，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高地价、高房价的现实。应该说，中央已经清醒认识到土地财政的危害，并通过规范土地出让金管理来约束地方政府卖地行为，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在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构架下，财产税成为地方政府主要资金来源，支撑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部分立法权、全部执法权，并进行税款征收、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工作。而由于我国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存在缺陷，使地方政府缺乏与事权相结合的财权，才不得不“卖地为生”。要真正隔断这一模式，就要为地方政府寻找可持续的财源，从而消除推动土地价格上涨的根源。
　　首先，要推进财产税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权限。利用物业税改革的契机，取消土地出让金，将之纳入物业税改革的综合试点，这样一方面可增加业主对物业的持有成本，起到打击房地产投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地方财政有了长期稳定的财源，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
　　此外，要真正替代土地出让金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就需要为其建立财政、金融两大支柱。前者围绕物业税展开改革，后者则需要以市政债券改革为重点，这也是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的基本方式。虽然很多人还担心地方发债的风险，但考虑到地方政府已通过各种“准市政债”来筹集建设资金，使地方隐性负债走到阳光下显然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