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完善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国内法层面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要求各国的立法和司法与国际规范接轨。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要在各种贸易交往中减少摩擦和争端，完善各自的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1.完善和健全国际投资保护法律体系
　　(1)完善现行法律保护体系。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加强对各自有关外商投资保护的国内立法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对一些不合时宜、不够协调、与其他层次的法律相互冲突的规定进行调整和修改。提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增强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尤其是对外商投资政治风险保证的规定要更加合理明确。例如，对于战争内乱险，虽目前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均未做出规定，但东盟地区时常会发生国内武装冲突、政变等不稳定因素。因此，对这类问题预先做出规定仍有必要。中国与东盟国家可在各自的国内法中确定一种“合理补偿”的标准和方法，这对于解决国际投资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将会大有益处。
　　(2)健全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目前，中国与东盟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海外投资管理经营在一定层次上还面临着无法可依，难以对国际投资行为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国际投资立法的当务之急应是在总结投资与立法的实践经验，并结合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制定出统一的全面的《国际投资法》，作为调整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基本法。作为调整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基本法就是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境外投资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国家保护境外投资的原则和立场。具体来说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海外投资实践做出宏观的、指导性的规定，规定立法的目的和宗旨，明确海外投资和海外投资企业的概念、性质和地位。第二，海外投资的审批和管理办法。规定企业海外投资的标准、投资领域、组织形式、设立资金要求、投资期限、外汇管理要求、盈利能力与海外融资能力等。
　　2.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方向，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方向发生，致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的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一个有效运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很好地分散、消化海外投资者的政治风险损失，使投资者得到更充分、廉价而有效的保护。中国与东盟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不发达，相应的保险制度也不健全。而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已逐步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障制度，其框架大致包括公力保证和私力保证。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向发达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建立起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具体来说，这一制度要以双边投资协定或双边投资保险协议为前提。因为它不只是单边的行为，而应是双边的行为。这一制度还要依托一个载体，可以在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中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开设此项业务，也可以另行设立一个专门的保险公司来承办此项业务。而这些都要由法律明确承保范围、承保责任。另外，还需明确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范围为非商业风险中的其他险。同时，要明确承保的条件——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合格的东道国。如果中国与东盟国家都能建立起这样一种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关系的发展。
　　(二)国际法层面
　　1.修订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
　　由于条约本身的历史性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的利益冲突，导致双边投资协定在订立、解释及实施上都存在着不少困难。因此，这就需要不断地修订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主要是对同一风险设定的条件、处理的标准和方法上应尽可能保持一致或确立较为一般的标准。特别是要对国有化与征用、投资与利润的转移、代位求偿等问题做出更加明确统一的规定，并对双边投资协定中关于东道国违约险的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为了实现双边投资协定对相互投资的法律保护，必须建立完善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解决的途径、时间安排、仲裁员的委派、仲裁规则和依据等方面的规定要统一明确，以便妥善解决双边投资争议。
　　2.有效运用多边投资保护机制
　　(1)WTO体系的投资保护协议。目前，WTO体系现已付诸实施的主要投资文件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根据该协议，各成员方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不得违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国民待遇和取消数量限制原则。该协议还附有一份清单，具体列举了5种违反上述原则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中国与东盟国家(WTO成员方)投资措施，无论是针对外国投资企业还是针对成员方本国企业，都要受《协议》的约束。如果违反该《协议》就有可能导致东道国的风险。
　　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各方除了应积极灵活地运用《协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还须为这一保护机制的不断完善做出自己的努力。例如，《协议》并未将限制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和市场垄断行为纳入其中。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以后制定WTO新规则时就当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2)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争端解决机制。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已经生效，但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尚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首先，协议中应当增加有关投资人与东道国之间争端的解决机制。协议可以参照NAFTA第11章的相关规定来建立私人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具体制度包括:磋商和仲裁方法的结合、专家资格及其候选名册以及其他仲裁程序规则(如ICSID规则、UNCITRAL规则等)。其次，拓宽协议的管辖范围。即协议不仅可以适用于违反《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的违约行为，而且也适用于非违约行为。比如，可以参照NAFTA第2005条第3款的规定，对于涉及环境保护的争议，当被请求方书面要求适用NAFTA机制时，则由该机制解决争端。
　　CAFTA的建立必将为双方的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这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有理由相信，在统一完善的CAFTA投资保护制度的保障之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投资障碍将逐步消除，双方相互之间的投资额还将进一步大幅增加。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繁荣、稳定与发展，加强和深化双方之间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营造和平的周边投资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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