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今天终于看见，只有一个允许我们发光并且鼓励我们发光的生命信仰才能够救拔我们，让我们活得充实并且拥有方向、力量和盼望；只有这种深入个体内心的关乎生命的信仰才能够重振华夏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只有这种把耶稣视为“天道”见证者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才能够在检阅儒家的文化遗产的时候修正误见，洗涤旧貌，匡扶生机，才能够刷新儒家“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的解释。当中国的越来越多的现代儒生们（一切爱国爱汉字的知识分子）个体地把“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接纳到心和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得审视传统三纲五常伦理价值体系的明亮眼镜，我们就可以获得神圣的动力，充实“内圣”的追求，使“诚意正心”的“修身”目标更加明确地外向坐实在耶稣一生的生动展示上，我们就可以明确相信人类的神性良知其最后的内核是对于生命的天然认同和肯定，我们就可以懂得真正的爱是对于生命自由意志的利而不害的与时俱进的尊重，从而广泛扩充“治平、外王”的内涵，使之不至于仅仅局限在政治范围对于民众生命自由意志的与时俱进的尊重，在从个人事业到国家政治乃至人类前途的各个层面都可以寻找到外向张扬和积极创造、利而不害的大方向，剔除一切在肉体上不尊重生命和在精神上束缚个人创造力的糟粕理念，拒绝盲从，抛弃内敛和无为的生命模式。

在儒学的实际学术层面最容易入手之处，就是凭借“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来烛照中国文化遗产，来洗涤、印证并在儒学内圣体系中复兴儒家《尚书》时代的“爱民佑民和无逸有为”的人格上帝信仰并且凭借此一信仰在政治层面的逻辑推演，彻底打通儒家的内圣和外王，在鲁迅解剖国民性之后，开出中国人心灵和制度两个层面的疗救药方。一切真正爱国爱中国文化关心儒学更新的中国学人，都应当对儒学神学化的学术路线给予高度的关注。

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使徒行传》17：22－23）

一旦我们借助于人文主义耶稣信仰而明确地把从华夏民族古老典籍里梳理出来的宝贵神学教训肯定为关乎生命的真理，那么，基本上我们的“天”就不再是“未识之神”了。因为我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耶稣以其见证现在告诉了我们；一旦原始儒学在逻辑上所包含着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出现在现代中国社会，我们就可以确定地说，儒家文化获得了新生。如同犹太人流浪了两千年终得回归故土一样，中华民族自从董仲舒时代开始的长达两千年之久的文化流浪精神流浪也应该结束了！

与西方近代哲学的融会，近百年来新儒家学者里已经有多人尝试过了，但是对于基督教和今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新儒家由于历史局限似乎长期视而不见或者有意排斥，即使有熊十力讨论融合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理想和贺麟讨论融合基督教文化也只是蜻蜓点水。一旦儒学接续上先秦儒家宗教信仰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恰当地整合了福音书里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和《共产党宣言》里的高级社会理想，与时俱进的新儒学将会在中国真正站立起来，提供给中国知识分子一盏明灯甚至是一轮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