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柔顺丽于中正，所以能亨。人能养其至顺，以丽中正，则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则中正矣，五以阴居阳，得为正乎？”曰：“离主于所丽。五，中正之位；六，丽于正位，乃为正也。学者知时义而不失轻重，则可以言《易》矣。”

《离》卦上离下离，明两作。两阴分别处于二五中位，二是阴位，五是阳位，按照一般的原则，六五是失位，虽中不正。程颐则认为《离》卦主附丽之道，处《离》之时，阴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所以虽是以阴居阳，仍然得正。这时就不能固执于阴居阳位失正的规则了，而应该从爻所处的位与其所处的具体情景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判断吉凶。

由上述可见程颐继承了王弼重卦时的思想，他提出的“随时取义”，可以更灵活地解决《周易》经传中一些矛盾的说法。“随时取义”和王弼的适时说都是就卦爻象和卦爻辞而言的，程颐进一步提出了“随时变易以从道”的观点，他在《易传序》中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正，通幽冥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备，不仅蕴涵着无穷的义理，还为人们显示开达物理，成就事功之道。人们如果能够懂得《易》理，也就能随时变动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人情物理。不过这一点并非能轻易做到，他在注释《随》卦《彖》文“随时之义大矣哉”时说：“君子之道，随时而动，从宜适变，不可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几能权者，不能与于此也。”可见程颐对随时变易极为看重，并认为这种变易没有一定的框子可以套用，只能审时度势而行，不是深通易理，懂得权变的人是很难随时变动以从道的。

二、爻位

王弼总结了《易传》中关于爻位的思想，在《辩位》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一卦六位的性质，指出三五被称作阳位，二四被称为阴位的原因，还提出了初上不论位的观点。王弼论位，当位、应位、中位都是继承《易传》的说法，而初上不论位则是他根据《易传》提出的自己的观点，他在《辩位》中说：

　　　　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也；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阴阳处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说当位失位也。

王弼依《象》辞和《系辞》同功异位说，认为阴阳爻位，仅就三五、二四而言，并不及初上，他引《乾》上九和《需》上六来论证上位不论阴阳，对于初位，他引了《乾》初九爻辞“潜龙勿用”，认为“未有处其位而云潜”，亦即初也不以当位失位来论。那么为什么初上不论位呢？王弼解释说：“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也。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故《系辞》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辩位》）意思是，初为一卦之始，上为一卦之终，亦为事之先后。由于事物在初终之时变数太多，不能以阴阳尊卑来定，所以三五为阳位，为尊；二四为阴位，为卑，而初上则不论位。

　　程颐对王弼的初上不论位说提出了异议，他在注释《噬嗑》卦初九爻义的时候说：

　　　　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处尊位之上，过于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为无阴阳之位，阴阳系于奇偶，岂容无也。然诸卦初上不言当位不当位者，盖初终之义为大，《临》之初九则以位为正。若《需》上六云不当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也。

认为爻位的阴阳是由奇偶决定的，初爻是奇数，所以应该是阳位，上爻是偶数，所以应该是阴位。《象》对绝大多数卦的初上不言当位或失位，不是因为初上不论位，而是初爻、上爻以义为重，是否当位倒在其次。《需》上六《象》文曰“虽不当位，未大失也”，《乾》上九《文言》曰“贵而无位”，这里的“位”都是指地位或权位而言，而初爻最处卦下，没有地位，如《乾》初九曰“潜龙勿用”；上爻则在五之上，过于尊位，也非居位者，所以是“贵而无位”。程颐还例举《临》卦来证明初上有阴阳之位的看法，他在注《临》初九爻辞“咸临，贞吉”时说：“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盖初终之义为重也。《临》则以初得位居正为重。”意思是《临》卦初九爻辞之所以吉利是因为初九阳居阳位，得位为正的原因，其它卦不言得位失位，不是没有这种情况，而是以义为重，是否得位对爻的吉凶影响不大罢了。

　　王弼解易有当位和中位之说，程颐亦同，但当中位和当位两者不能相兼，发生矛盾的时候，程颐强调中位，认为“天下之理莫善于中”，提出了“中重于正，正不必中”的思想。程氏在解释《损》卦九二《象》辞“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时说：

　　　　九居二非正也，处说非刚也，而得中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岂有中而不正者？岂有中而有过者？二所谓利贞，谓以中为志也。志存乎中，则自正矣。大率中重于正，中则正也，正不必中也。

《损》卦上艮下兑，二是阴位，按惯例，阳处之则失位不正，九二居柔又处于下卦说体，上与六五相应，程颐认为以柔说应上易失其刚德，但是九二居中，“中重于正，中则正”，所以九二尽管失位，但不失其正。又其释《震》卦六五爻辞时明确提出了“中为贵”的观点，以中为美，认为“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三四即使当位，有时也会因不中而有悔吝；二五即使失位，也会因得中而虽危不至于凶。

　　值得注意的是，程颐“中重于正”的观点与其强调“《易》随时取义”的观点紧密相关。例如他在解释《大壮》九二爻辞“贞吉”时，有人认为爻辞以正乃吉为戒是对九二失位不正而言，程颐回答说：“《易》取所胜为义。以阳刚健体当《大壮》之时，处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则有不正之戒。人能识时义之轻重，则可以学《易》矣。”意思是说，《易》取义不拘一格，有主有次，取时所重者为义。《大壮》为阳盛阴消之时，九二以刚健处之，虽不当位，但得中，所以爻辞并非戒言，而是说九二正吉是处中之故。可见，程颐所说的“中则正”包含有随时取义的思想，类似的例子还有《恒》九二爻辞注和《离》六二《象》辞注。

　　关于应位说，王弼承袭了《易传》的说法，以初四、二五、三上为应位，阴与阳相应，阳与阳、阴与阴则不相应。朱伯崑先生认为“程颐注《周易》经传，只取爻位相应，不论刚柔之分。”（第195页）［３］笔者以为不确，程颐在注《易》时照样讲阴阳相应，在应位说方面与王弼大致相同，唯一的差别是程颐较王弼更为灵活一些，认为在特殊情况下，阳与阳，阴与阴也可相应，即所谓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并不能成为解易的通例，而只是“随时取义”的体现罢了。就朱先生所举的程颐注《丰》卦初九爻辞而言，程氏的确是认为初九与九四相应，九四为初九之“配主”，但这是由爻所处的特殊的卦时所导致的，他说：“盖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相资而成用。同舟则胡越一心，共难则仇怨协力，事势使然也。”《丰》卦上震下离，有明动相须，互相彰显之象，所以初九与九四相应，而这正是由《丰》卦特殊的卦时所决定的，“事势使然也”。又其释《小过》六二爻辞“过其祖，遇其妣”曰：“二与五，居相应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从于三四，故过四而遇五，是过其祖也。五阴而尊，祖妣之象，与二同德相应。在他卦则阴阳相求，《过》之时必过其常，故异也。”认为六二、六五处相应之位，又同具有柔中之德，并强调《过》之时乃过于常理之时，所以阴与阴能相应，但通常情况下是阴阳相应。可见程颐在论述阳与阳、阴与阴相应时，对卦时的重视。

　　程颐在其《易传》中大量运用了阴阳相应的原则解释卦爻义，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刚柔相应是解易的基本原则之一，现仅举一例以明之。《蛊》上艮下巽，他释其六五爻辞曰：“五居尊位，以阴柔之质，当人君之干，而下应于九二，是能任刚阳之臣也。”而对于上九爻，他则说：“上九居《蛊》之终，无系应于下，处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三与上是应位，而这里均由阳所居，所以说上九“无系应于下”。可见程氏仍然以阴阳相应为解易之通则，而阳与阳、阴与阴相应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随时取义”。

三、卦变

卦变说在易学史上一直是聚讼纷纭的话题，不但象数派讲卦变，义理派也讲卦变，即使是尽量避免用互体、卦变等说来解释《周易》的王弼，在少数几个特殊的卦上也运用了此说，而后世程颐、苏轼、朱熹等更是明确地运用卦变说来释卦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易传》中就有用卦变方式来解释卦义之处，比如《彖》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