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庆历之际，易学成为显学，此后借《易》立言形成风气。宋代经学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先看濂学。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通书》，他的易学思想对以后理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再看象数学。邵雍一生的工作主要是解说《周易》的原理，他的哲学体系，同周敦颐一样，是以其易学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其学从李之才受《河图》、《洛书》及象数之学，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之解释，参以道教思想，建立起一个囊括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图式和学说体系，称之为“先天象数学”。再看关学。张载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在哲学方面，他首推《周易》，代表作《正蒙》就是在《易传》基础上写成的，其中表述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再看荆公新学。王安石著有《易义》，亦是新学要著，曾通行于科举考场之上，为青年学子所宗。后被程颐规定为其学生必读的解《易》（另两部为王弼、胡瑗的作品）著作之一。再看洛学。二程重视《周易》，程颐著有《易传》。再看涑水学，司马光对《易》有涉及。再看蜀学。欧阳修在《苏洵墓志铭》中言，苏洵“晚年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去之，则圣人之旨见矣！作《易传》未成而卒。”（卷三四）［3］苏轼哲学方面的代表作是《东坡易传》，它实际上是三苏父子的共同作品，其中苏轼写得最多。最后看闽学。朱熹易著很多，主要有《周易本义》１２卷和《易学启蒙》３卷，另有《卦考误》１卷，《朱文公易说》２３卷。《太极图说解》和《通书解》是朱熹解释周敦颐易学哲学的书。《朱子语类》１４０卷，其中卷六五至卷七七是朱氏平时说《易》言论的汇集。朱熹继程颐之后，通过对《周易》经传的解释，阐发了理学派的哲学体系，成为以后几个世纪官方哲学的代表。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儒治经，以《春秋》为最，举凡著作２４１部，计２７９９卷，《周易》次之，举凡著作２３０部，计１７４０卷。《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共著录１５８部，１７５７卷，宋儒之作，即占５６部，６０５ 卷，无论部数、卷数都占三分之一。而范仲淹《易义》、李覯《易论》、欧阳修《易童子问》等，非单行之本者，尚不在内。宋人著述，不能尽载于《宋史·艺文志》，但考之史传，证之典籍，谓宋儒《春秋》学及《易》学最为发达，决非夸大无根之词。宋代思想家借《易》以立言，蔚成风气。宋代哲学五大流派即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和功利学派都同易学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很明显，如上所言，前三个流派都是以易学哲学为中心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宋朝的心学派同样研究《周易》，并借《周易》经传来表达自己的心学体系。功利学派也探讨《周易》的原理。总之，宋代的思想家的思想大都通过注《易》解《易》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开这种借《易》立言风气之先的是“庆历易学”。当然易学自庆历之际始成为显学绝非偶然，这其中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需要构筑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密切相关，也跟后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有关。宋儒之所以会这么看重《周易》，正是这种社会需要所致。他们要借《周易》来说“天道”、“人道”，探讨“穷理尽性”，论述世界和人生的哲理，以维护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现实社会的统治秩序。

二、“庆历易学”开宋易系统解《易》风气之先

　　何谓宋易系统？宋易系统是具有宋易特点的易学系统。宋易的特点是不追求对《周易》经传的文字训诂，注重因经明道，以探求易理为基本特征。摆脱汉学章句之学，根据自己对儒经的理解，由我注经，阐释义理，是宋易系统的最主要特征。宋易的这个特点把它同汉易、晋易区别开来。宋易系统形成于北宋，一直延续到清初，而“庆历易学”则开这个解《易》风气之先。

　　解《易》风气的变化大致在宋仁宗庆历（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前后出现，当时一批有名的学者纷纷出来批判汉晋易学，如孙复、胡瑗、石介、范仲淹、欧阳修、周尧卿、刘颜、士建中、陈襄、李覯等，而孙复首当其冲。孙复对汉晋传注之学的不满、怀疑乃至否定、批判的思想，早在庆历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宋仁宗景祐二年（１０３５年）范仲淹迁判国子监之职，这是一个主管当时国家教育的职位。孙复知道后感到十分兴奋，他立即给范仲淹写了一封长信，非常明确地表达自己对传统章句注疏的不满。他指出，儒家学说在三代，在孔子那里是完美无缺的，从七十子之徒起，这种完美性就开始暗淡了下去，而“秦火”更使儒学的精髓大量散失。汉魏而下，出现许多儒家的注解，这些注解把六经的本旨全搞乱了。至于再往后的疏义之学，就更无所发明，仅仅是拾摭那些注解的牙慧而已。在这封信中，孙复对《易》、《春秋》、《诗》、《书》的诸家大加非议：　　 国家以王弼、韩康伯之《易》，左氏、公羊、 谷梁、杜预、何休、范宁之《春秋》，毛苌、郑康成之《诗》，孔安国之《尚书》，镂版藏于太学，颁于天下。又每岁礼闱设科取士，执为准的。多士较艺之际，一有违戾于注说者，即皆驳放而斥逐之。复至愚至暗之人，不知国家以王、韩、左氏、公羊、谷梁、杜、何、范、毛、郑、孔数子之说咸能尽于圣人之经耶？又不知国家以古今诸儒服道穷经者皆不能出于数子之说耶？若以数子之说咸能尽于圣人之经，则数子之说不能尽于圣人之经者多矣；若以古今诸儒服道穷经者皆不能出于数子之说则古今诸儒服道穷经者可出于数子之说者亦深矣。噫！专注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之于《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者也；专守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宁之说而求之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者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之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者也；专守孔安国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者也。彼数子之说，既不能尽于圣人之经，而可藏于太学，行之天下哉？又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踵于旧之注说而已。（卷二）［4］

通过以上全面的否定，孙复还进一步提出要广诏天下鸿儒硕老重注六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六经廓公如揭明于上，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入”。［4］孙复《易学》６４篇早已失传，对其易学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但对其解《易》的特点可以从别人的描述中得知一二。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卷三O）［3］这里所谓“不惑传注”，即指孙复治经已不拘泥于汉代以来的训诂解经，而是通过经书“考时之盛衰，推见王道之治乱”，寻求圣贤的真精神。欧阳修这里说的是孙复治《春秋》，未提其《易说》，二者恐怕是相去未远。在庆历之际学坛之上，对传注之学不满的虽不乏其人，但像孙复这么早，又这么明白无误地表示自己的批判态度的人，却是独一无二的。孙复的影响颇大，主要表现为舍传求经，凭己意解经，开了治经不重传注章句训诂的风气。

　　如果说孙复敢于怀疑传注颇为激进的话，那么，欧阳修则进一步敢于疑经，其深刻程度又进了一步。《周易》之《十翼》为孔子所作，这在欧阳修之前无人提出疑问。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世家》）［5］后人一直把《系辞》、《文言》、《说卦》等视为孔子所作的“圣经”。欧阳修不仅对传疏提出许多疑义和责难，对经同样提出了疑义和责难，在《易童子问》卷三，欧阳修明确地指出：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其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辨，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卷七八）［3］

欧阳修在这里明确地主张以说明“天下之至理”、“圣人之中道”和个人之“至思”作为衡量一切真伪和是非的标准。欧阳修早在景祐四年（１０３７年）他所作的《易或问三首》中已提出《系辞》、《文言》等非孔子作的看法，在《易童子问》中，这个观点论证得更加系统和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