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一直
　　吸引着翻译研究者的好奇心。译者大脑中的认知
　　心理过程无法被直接观察，因此，被视为翻译研究
　　的“黑匣子”。直到内省实证方法被运用于翻译过
　　程研究，引发有关译者思维过程的间接证据，这个
　　问题才开始逐步获得有效解答。在翻译研究中引
　　入实证方法是翻译学科发展进程中一个真正的里
　　程碑，其最大贡献在于使研究那些制约、影响翻译
　　过程、翻译产品和翻译功能的诸因素之间的相互
　　关系成为可能，并可增强研究结果的预测能力；实
　　证研究的这一潜在价值源于实验的两个内在特
　　征：变量的相对可控性和高复制率［１］２２１－２２２。翻译
　　过程实证研究将执行翻译任务时译者头脑中发生
　　的思维过程或认知心理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有助
　　于翻译学“跳出过分倚重感性认识的归纳和经验
　　的梳理的以实用为指向的研究范式”［２］。经过近
　　３０年的发展，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已成为西方翻译
　　研究的前沿性研究。“翻译学方法论研究是翻译
　　学整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３］
　　本文将对西方学界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予
　　以系统归纳，重点论述以内省法为主、以其他方法
　　为辅的多元数据验证法。
　　一、内省法概述
　　内省法，亦称自我观察法，是心理学的基本研
　　究方法之一。内省法要求被试注意自己的内心思
　　维活动，并将其用言语的形式报告出来，然后对报
　　告资料进行分析，得出心理学结论。１９世纪末，
　　心理学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实验科学。构造心
　　理学（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是出现于欧美的第
　　一个心理学派，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直接经
　　验，因此内省法也就成了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构造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威廉· 冯特（Ｗｉｌｈｅｌｍ
　　Ｗｕｎｄｔ）将内省法与实验法相结合，开创了心理学
　　研究的实验内省法（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该方法将被试置于受控条件之
　　下，便于测量和重复实验，从此为心理学研究开辟
　　了新的途径，并为实验心理学的发展打下了基
　　础［４］。但随后出现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将心理学
　　定位为研究行为的科学，否定了对意识经验的研
　　究，并主张使用刺激－反应方法，拒绝从行为数据
　　得出有关思维过程的结论［５］，因此完全否定了内
　　省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有效性。直到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后期，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意识再次得到
　　了研究者的关注，内省法也再次受到了重视，并获
　　得了新的拓展。
　　翻译过程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不可能直接观
　　察译者大脑的认知思维状态，只能寻求间接途径
　　探索译者的“黑匣子”里发生了什么，目前采用的
　　主要方法是内省法［６］。内省法的理论框架主要来
　　源于Ｅｒｉｃｓｓｏｎ与Ｓｉｍｏｎ的有关论说［７－８］。具体到翻译过程研究中，内省法的运用可以分为同步有
　　声思维法（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ａｌｏｕ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回
　　溯报告法（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后续访谈法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对话报告法（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等四种形态。
　　二、有声思维法
　　在翻译过程研究中，以同步有声思维法的应
　　用最为广泛，原因在于“在执行持续时间较长任务
　　时，只有对思维的共时报告才能够充分反映被试
　　的心理状态”［９］。一般来说，我们平常所说的有声
　　思维法即是同步有声思维法。虽已有近３０年的
　　研究历史，但学界一直对运用有声思维进行翻译
　　过程研究的做法存在质疑，可归结为以下两个主
　　要方面：
　　（１）有声思维能否真实反映翻译过程中译者
　　的思维状态？翻译过程中译者头脑中的所思所
　　想，在多大程度上可通过有声思维报告出来？实
　　验所得的有声思维数据与译者的实际心理思维状
　　态具有怎样的关系？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认为有声思维法只能算做
　　一种推测性的内省方法，所得数据不能直接反映
　　思维过程，而且有声思维数据的分析具有很强的
　　主观阐释性，不够客观［１０］。因此，他们完全否定
　　了有声思维法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当
　　代学者对有声思维则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在
　　充分认识到其局限与不足的同时，认为有声思维
　　法能够提供有关人类思维过程的丰富数据。尽管
　　如此，对有声思维报告是否能够反映心理思维过
　　程的质疑一直悬而未决。Ｊｓｋｅｌｉｎｅｎ指出回答
　　这一质疑的关键在于对心理过程的定义，若将心
　　理过程定义为神经活动，那么任何形式的口述报
　　告都无法反映这一过程［１１］。根据Ｅｒｉｃｓｓｏｎ与
　　Ｓｉｍｏｎ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心理思维过程被视为
　　信息加工。信息被储存于几个具有不同容量和存
　　取特征的记忆中：感官记忆、工作记忆（亦称短时
　　记忆）、长时记忆。发生在工作记忆中的那部分信
　　息加工，即有意识注意（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的焦
　　点，可通过言语报告出来［１１］。根据这一理论框
　　架，翻译过程即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加工过程，通过
　　有声思维法所报告出的数据，反映了翻译时译者
　　的工作记忆中所发生的心理思维过程。
　　认知心理研究表明，通过反复练习，认知过程
　　的速度将会加快，甚至达到自动化的程度，这将使
　　被试难以口述出头脑中的思维过程。由于长时间
　　的经验积累，职业译者的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
　　自动化现象，这时的信息加工为无意识过程。因
　　此，自动化过程将不会由被试通过言语表达出来。
　　这一假设被称为“自动化假设”（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早期的有声思维翻译过程研究，确
　　实证实了这一假设，学生译者能够提供更为丰富
　　的口述报告数据，而职业译者的翻译速度较快，不
　　能够提供充分的口述报告数据。但后来有学者却
　　发现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现象：与非职业译者或学
　　生译者相比，职业译者在翻译任务上花费了更多
　　时间和精力［１２］。职业译者翻译时的有些心理过
　　程变为自动化的同时，某些其他过程将会被激活
　　而进入意识，即译者会对新的问题变得敏感”。
　　有声思维法的批评者与支持者，皆同意只有
　　有意识的过程才能通过言语报告出来，问题在于
　　并不是所有被注意到的信息都会出现在被试的报
　　告中［１３］４０。这是因为思维的速度要比说话的速度
　　快很多，有些想法甚至是一闪而过，还未能来得及
　　用语言表达，就又产生了新的想法。尽管如此，有
　　声思维可使被试将其有意识思维的部分内容用言
　　语报告出来。有声思维报告能够揭示被试执行任
　　务时所关注的信息，由此可以提供任务执行方式
　　的准确图景，如所用策略、推理、记忆的存
　　取等［８］２２０。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和Ｓｉｍｏｎ认为口述报告可以提供
　　认知过程的直接证据，并指出口述报告的准确性
　　取决于实验程序的设计［７－８］。但有学者认为口述
　　报告的内容只是思维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思维过
　　程本身。Ｔｏｕｒｙ指出有声思维能够提供心理过程
　　的直接接触的观点是错误的，口述报告作为分析
　　的对象，依然是一种“产品”，是译者翻译思维的结
　　果，但研究者假定这种结果与内在心理过程相关；
　　然而，他并未因此而否定有声思维在翻译过程研
　　究中的作用，而是进一步指出尽管有声思维数据
　　不应被视为思维过程的直接反映，但可被视为与
　　内在思维过程非常相关，是对思维过程的有力
　　说明［１］２３５。
　　（２）有声思维是否影响译者的翻译思维过
　　程？翻译和有声思维两项任务同时进行，是否会
　　让译者感到“不自然”，从而影响实验的生态效度？
　　从信息在大脑中被察觉至通过口述报告被说
　　出之间存在时间差。在这期间，可能会发生各种介入过程。根据介入过程的类型，Ｅｒｉｃｓｓｏｎ和
　　Ｓｉｍｏｎ将口述报告划分为三个层次［７－８］：
　　第一层次：被试对当前注意焦点中信息和思
　　维的直接言语化。这种情况下，信息在被试头脑
　　中的内部表征形式为言语，在口述报告时无需对
　　此信息进行另外加工，而直接用言语表达出来。
　　第二层次：被试对当前注意焦点中信息的解
　　释。这种情况下，信息在被试大脑中的内部表征
　　形式为非言语，在口述报告时被试需将此信息转
　　化为言语形式，才能口述出来。
　　第三层次：该层次报告将会引入另外的心理
　　过程，影响被试的注意焦点。被试对头脑中的想
　　法、假设、动机作出解释。该解释过程将工作记忆
　　中的信息与先前的想法与信息联系起来。该层次
　　报告会影响到当前注意焦点中信息的序列，以致
　　影响被试的认知心理过程。因此，为避免这一影
　　响，实验者不应鼓励被试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
　　或辩护。
　　根据Ｅｒｉｃｓｓｏｎ与Ｓｉｍｏｎ的观点，第一、二层
　　次的口述报告，不会影响被试的认知心理过程，可
　　以作为有关任务表现的有效数据，而第三层次的
　　口述报告会引入其他认知过程，因而对被试的认
　　知心理过程造成一定的干扰，故不能作为过程研
　　究的有效数据。为了保证有声思维实验所得数据
　　的有效性，即所得数据属于第一、二层次，在实验
　　准备阶段，实验者向被试进行实验说明时，须详细
　　介绍有声思维口述报告的具体操作，要求被试尽
　　量不要对自己的想法作出解释、辩护、评论等，只
　　要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思维过程自然地表达出来
　　就算达到了实验要求。解释、辩护、评论等都可以
　　被视为由于社会互动而产生的报告数据，会影响
　　到被试头脑中信息的序列［８］。因此，应尽量减
　　少被试在进行有声思维时的社会互动，如应尽量
　　减少实验者对被试口述报告过程的介入，让被试
　　熟悉实验环境和程序，以放松自然的心态投入
　　实验。
　　任务的类型和难度也会影响有声思维报告数
　　据的有效性。有声思维研究所涉任务的选择须谨
　　慎，须将参加者的认知能力考虑在内［１４］。如果任
　　务的难度过高，执行任务的同时需进行有声思维，
　　未免会使被试大脑处于高认知负荷的工作状态，
　　这使工作记忆的压力过大，以致有些本可以通过
　　有声思维报告出来的语言信息丢失，大大降低了
　　所得数据的有效性。如果任务的难度过低，执行
　　任务时的许多认知心理过程都趋于自动化，那么
　　被试所口述出的数据量会过少，很难说明问题，不
　　足以作为实验分析的对象。Ｃｈａｒｔｅｒｓ指出：“对于
　　目标组来说，一项中等难度水平的语言活动，可能
　　是比较适合有声思维研究的任务，因为这样可以
　　避免任务的高度自动化，也不会产生过高的认知
　　要求。”［１４］首先，翻译任务作为一项语言活动，能
　　够满足有声思维研究对任务类型的要求。其次，
　　实验者须把握好翻译任务的难度，所涉专业领域
　　不宜过偏，所选文本材料应是被试学习或工作中
　　经常接触的文体，文本中所涉专业术语亦不能过
　　于艰涩或生僻，导致被试甚至通过文献检索也难
　　以获取正确的译名。
　　在有声思维翻译过程中，一方面，被试需要将
　　头脑中译文的构思过程用口语形式表达出来；另
　　一方面，被试还需将头脑中的译文呈现为书面形
　　式。所以这一过程将会涉及口译和笔译两种翻译
　　模式。Ｔｏｕｒｙ就指出了这两种翻译模式在有声思
　　维实验中并存，认为这两种模式可能会相互干扰，
　　以致影响到最终翻译产品［１］２３５。由于口译和笔译
　　所涉翻译策略不尽相同，而且任何语言中口语和
　　书面语皆各具不同特征，这就可能导致被试的口
　　述译文与其书面译文不一致的情况。Ｋｒｉｎｇｓ就
　　发现“受试者在翻译时所产生的ＴＡＰｓ数据和其
　　真正递交上来的最终书面翻译成品有时会有诸多
　　不一致的地方”［１０］，这是否就是由于实验中两种
　　不同翻译模式互相干扰所致？ 针对Ｔｏｕｒｙ提出
　　的这一质疑，翻译学界一直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
　　意的解答。
　　亦有研究者针对有声思维对译者翻译过程的
　　影响专门进行实验研究，旨在为该问题的解答提
　　供实证支持。Ｊａｋｏｂｓｅｎ对两组被试在进行和不
　　进行有声思维的两种情况下的翻译过程进行了对
　　比研究，并使用Ｔｒａｎｓｌｏｇ软件对被试在翻译过程
　　中的键盘击键活动进行了记录，得出结论：有声思
　　维使被试的翻译速度降低了约２５％，对被试的修
　　订阶段没有显著影响；然而有声思维却在被试对
　　文本的切分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即由于有声思维
　　的影响，被试倾向于对文本做更小的切分。因为
　　所涉样本相对较小，该实验研究并未能提供任何
　　终结性的证据和结论。虽然该研究显示有声思维
　　对翻译过程具有较大影响，这使得我们重新评估
　　用于翻译研究的有声思维程序的相关假设，但绝
　　对没有证实有声思维方法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