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些科学史家指出，伴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和极端的反辉格式倾向，科学史带有了一种排它性。科学史家对科学发展脉络前后细节的关心是正确的，但当这种关心扩展到一种偏执的程度进而排斥了最核心的内容时，就使 广大对科学发展自身有兴趣的读者疏远了科学史。广大科学家和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在历史方面的这种集体性记忆缺失是可怕的，因为科学没有了其历史，就好象人没有了记忆。 哈里森（E.Harrison）还谈到，在另一个极端，反辉格式的倾向利用了无知的长处，把当今那些对过去无用的东西抛开（正象库恩要求科学史家要忘记他们所知道的科学那样）。而在利用无知的长处时，反辉格倾向就变成了一种自命不凡的形式，即科学史家具有了一种目光短浅的优越感，无视今日科学的成就。

　　８０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史家柯恩（I.B.Cohen）在其研究牛顿的著作中，站在比较公允的立场讨论了这一问题。一方面，他指出：“我当然不提倡辉格式的科学史……毫无疑问，坏的、无用的或没有成果的思想同好的、有用的或富有成果的思想都是许多变革得到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同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牛顿的关于炼金术的见解或他的神学信念并不值得我们象注意他的《原理》那样一页一页地仔细研究。例如，倘若牛顿没有撰写《原理》，学者们会象现在这样对牛顿的炼金术的‘创造精神’感兴趣吗？”

　　纵观科学史家对此问题的反思，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极端反辉格式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也是有问题的，但他们也不赞成极端辉格式的倾向，而是赞同两者的有机结合。克拉（H. Kragh）在其１９８７年出版的《科学编史学导论》中的观点似乎是结论性的。（克拉在其书中使用的术语是“与过去时代不符的”（anachronical）科学史”和“按过去时代进行研究的”（diachronical）科学史。这两者含义大致相当于辉格式的和反辉格式的科学史（克拉本人也这样认为）他认为，科学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同过去这两者间的关系，而是历史学家、过去和当代公众三者间的关系。反辉格式的历史将不能起到与公众交流的作用，它将倾向于仅仅走向细节，被动地对历史资料进行描述，而忽略了分析和解释。因此，彻底反辉格式的科学史不能满足人们对历史通常的要求，它也许能真正代表过去，但它也将是古董式的，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大多数人都难以接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指南和对辉格式历史的解毒剂，反辉格式的编史学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只能是一种理想。历史学家无法将他们从自己的时代中解放出来，无法完全避免当代的标准。在对一特殊时期进行研究的初期，人们无法按那个时代自身的标准作评价和选择，因为这些标准构成了还未被研究的时代的一部分，它们只能逐渐得以揭示。为了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任何观点，人们就不得不戴上眼镜，不可避免地，这副眼镜必然是当代的眼镜。克拉的结论是：在实践中，历史学家并不面临在反辉格式的和辉格式的观点之间的选择。通常两种思考方式都应存在，它们的相对权重取决于所研究的特定课题。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象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Janus）一般的头脑，能够同时考虑彼此冲突的辉格式与反辉格式的观点。

　　四、小结

　　限于篇幅，本章对有关辉格式科学史问题各方观点的述评是很粗线条的，未能就一些更细节性的问题（如“为什么没有……？”这种历史问题在反辉格式的科学史中的位置等等）进一步展开讨论，也没有利用各家著作中广征博引的大量科学史乃至一般历史的具体事例。但是，即使从这样一种概括性的回顾中，我们仍可总结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巴特菲尔德的确提出了一个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在科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虽然在不同的阶段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此问题提出的意义和重要性却是一致肯定的。

　　其次，经过几十年的思考与实践，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科学史中，既不能采取极端辉格式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去采用极端反辉格式有研究方法。我们应在这两种倾向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或者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也许只有这样，才可能带来对科学史的真正理解与把握。

　　再次，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辉格式的到反辉格式的再到两者统一的过程。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对反辉格式观点的全面接受，也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我们并不能因为现在人们已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辉格式的研究方法在科学史中无法避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采取辉格式的研究方法。这正如萨顿等人的科学史观现在在西方虽已不再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它对科学史学科地位的确立却曾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样（科学史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恰恰缺少这一阶段）。就科学史研究未来在我国的发展而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在西方，目前撰写科学史著作的主要有两大类人：一类是职业科学史家，另一类是对科学史感兴趣的科学家。如上所述，虽然近年来人们对辉格式倾向的问题有了重新认识，但伴随着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职业化，专业科学史家的研究传统仍主要是倾向于反辉格式的。而对科学史有兴趣的科学家，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训练，再加上所受的科学文化教育这一背景的影响，则有较强的辉格式倾向。

　　至于我国科学史界的情况，为了更明确地说明问题，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分类更为恰当。即区分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科学史家，和研究西方近现代科学史的科学史家（当然这种分类并不很全面，如未提及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而这是一个近年来蓬勃兴起的研究领域，其发展速度令人瞩目）。至于对西方古代至中世纪的科学史研究，国内目前则仍近乎于空白。前一类科学史家的工作在我国颇有传统，工作大多相当扎实（特别是在发掘史料和考证方面）但在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中，或是有意识地，或是无意识地，他们大多以西方科学成就的标准作为参照，而较少以所研究的时期中国特定的环境与价值标准作为研究重点。更不要说那些将宣传“爱国主义”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首要目标，力图在一切研究中论证“中国第一”的人，他们往往只是致力于发现中国在多久多久以前就已有了西方近代或当代才取得的某项科学成就，而实际上，这两者的含义与内容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就在研究中选择西方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这种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他们具有较强的辉格式倾向。至于后一类科学史家，一般来说，他们的情况与西方涉足于科学史的科学家们较为相似。以近年来出版的大量“科学通史”著作和教材为例，其内容与西方目流行的科学史著作有较大差别（例如几乎总是把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极端尖锐化等）。这也表明，后一类科学史家的研究方法也是相当辉格式的。当然，应该说明，这里关于科学史研究在我国情况，只是一种总体性的分析尝试，而少数中国科学史家的研究工作的确有着明显的反辉倾向乃至更现代的意识。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科学史界似乎首先应补上反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其实，类似于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问题，在我国也早就有人提出过。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就指出：“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只是可惜这种观点没有被进一步系统化，也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