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技术评估（Technology Assessment，简称TA）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诞生以来，如今已演变为一个多样性的领域，出现了多种战略模式和方法工具。文本从技术评估的本质属性出发，阐发了其从传统的以预警性为核心转向以建构性为核心的总体演变趋势，并分析了这一演变的理论背景；进而揭示了TA在认识论和价值观上的内在悖论，并提出了未来TA的有效实施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技术评估/预警/建构/悖论/措施

【正文】
　　1.引言
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即(OTA)1995年的关闭引起了国际TA领域各界人士的关注，有人甚至对TA的前景表示怀疑。在《技术预测与社会变迁》杂志(Technological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的专期讨论中，大多数作者表现出对美国国会的批评并对TA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最近又有对美国国会出现“科技政策真空”的议论[1]，却少有对TA自身的深入反思。尽管OTA被取消主要是美国国会财政预算紧缩，时而被归咎为政党政治的牺牲品[2，3]，但TA自身是否存在弱点，TA的有效实施在现今社会条件下需要哪些努力，无疑是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
国内学者对TA的缘起与传播已有所介绍[4]，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了对技术评估的研究，但至今为止主要侧重于针对具体项目或技术的分析模型与方法探索。如今，TA在国际范围内已成为一个多样性的领域，出现了多种战略模式与方法工具。Smits，leyten和Den Hertog区分了察觉性TA(Awarness TA)、战略性TA(Strategic TA)和建构性TA(Constructive TA)三种模式[5]，Rathenau研究所（原荷兰AT组织）主任Josée C.M.Van Eijndhoven将TA分为四种范式，经典范式(classical)、OTA范式(OTA)、公众范式(public)和建构性范式[6]，Jan Van Den Ende等人则总结出了传统的预警性TA(TraditionalEarly Warning TA)和新型的战略性TA、建构性TA及回溯性TA(Backcasting)等几种类型[7]。最近，Rathenau研究所又提出了交互式TA(Interactive TA)[8]，等等。本文不拟对复杂多样的TA领域进行综述性分类归纳，而试图从TA的本质属性出发，阐发其演变的总趋势，揭示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并探索其有效实施的相关对策措施，从而清晰学术和科技管理各界对TA的认识与理解。
传统的TA主要是对技术可行性和可能后果的分析评价，现代许多TA越来越重视利益相关者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实际介入，因而TA从本质上包括对技术的预测分析和实际介入两个方面，本文分别称其为TA的预警性和建构性，并将TA大致分为预警性TA和建构性TA两种类型。当前，国际范围内的TA战略正在从以预警性为核心向以建构性为核心的模式转变，各国以不同名称命名的TA都已纳入到这一分析框架中。
　　2.预警决策视角的技术评估
尽管人类评估行为可追溯到史前阶段[9]，而且20世纪初某些国家对科技的评价分析也可视为科技评估的雏形，但一般认为现代技术评估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盛行的技术预测(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即试图预测技术发展的趋势，帮助大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制订技术的投资计划，当时如兰德(Rand)、哈德森(Hudson)公司等都做过此类研究[7]。到60年代，资源、环境、人口等问题的凸现使技术的双刃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技术的负面影响往往要在其应用很长时期后才显露出来；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复杂性，使人们越来越难以对技术本身及其后果有直观明确的认识和把握。为了更好地利用技术，防止其对社会、环境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一种新的研究首先在美国兴起，即技术评估。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技术评估法，并设立了OTA这一专门机构，开始了TA的制度化。随后，欧洲许多国家和日本相继设立了类似的机构，我国在1997年也成立了国家科技评估中心[10]。
技术评估发端于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关怀，是以政策分析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它通过系统地收集、调查和分析有关技术及其可能产生的广泛影响，为制定科技政策提供客观的信息支持。TA从诞生起就有多种定义[7]，如技术评估是“一组政策研究，对技术产生及扩散后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进行系统的考察，它重视那些无意识的、非直接的或延滞的影响”；“技术评估试图建立一种早期预警系统，以察觉、控制和引导技术变迁，从而使公众利益最大化并使风险最小化”；“技术评估是系统识别、分析和评价技术对社会、文化、政策和环境系统潜在的无论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后果，从而为决策过程提供中性的、客观性的信息输入”[5]；OTA第一任主任Emilio Q.Daddario认为，“技术评估是一种政策研究形式，它为政策制订者提供一个公允的估价。理想情况下，它是一个询问正确的问题并获得正确和及时的答案的系统，它识别决策的争论，行动选择过程和当前预见的影响。它是一种分析方法，系统评价一项技术程序的性质、意义、地位和价值”，等等[6]。
这些TA的共同特征是试图预测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影响，使政策和决策不仅考虑近期利益，而且关心远期的后果，不但重视经济效益，而且关注难以逆转的社会、环境效应，从而使决策者将有关技术后果的信息纳入决策过程中。这是传统的技术评估的基本思想，通常被称为预警性或察觉性技术评估(Warning TA/Awareness TA)。
发挥预警性技术评估作用的一个有名的事例，是1973年美国科学院建议停止开发超音速客机(SST)一事，其理由是这种飞机在飞行时排出的飞体会局部破坏臭氧层，使地面的紫外线辐射增大，引起皮肤癌患者增加，并对人类以外的生态系统产生长期的重大影响。1979年，OTA对30项重大技术的重要性进行评估，包括国家水资源供需的技术、全球未来替代粮食系统分析、技术与世界污染、森林资源技术、材料替代技术、能源使用效率、技术与教育、原材料节约等，近年来的事例如美国战略力量评估；能源、交通、建筑方面的政策、技术、计划评估；电信、电子技术方面的技术、计划评估；空间技术评估；欧洲核装置和核控制项目评估；卫星通讯系统及技术评估；日本和德国超导材料电力应用的评估等。我国也先后进行了12个重大领域中的技术评估和制定相应的技术政策、长江三峡大型水利工程的反复论证等技术评估工作。
　　3.建构性TA的兴起及两种模式的比较
在预警性TA取得系统成果的同时，其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其一，预警性TA中隐含的基本前提——技术发展过程及其社会影响是可以预测的——被越来越多的事实和理论推翻，如石油危机的发生不仅是难以预见的，而且使得其它的诸多评估变得毫无价值。其二，价值判断必然会被带进据称与价值无关的评估过程中[11]，这种价值的渗透性更加限制了人们对未来技术的社会文化及环境后果的预见能力，TA难以公平无偏见地评价技术的影响，从而无法提供给决策者中立的，更不用说客观的信息。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TA逐渐被认为是一种用来管理技术的战略工具，而不仅是一种决策过程中客观、中立的输入因素，新的TA模式开始涌现。1986年荷兰TA组织（NOTA，即现在的Rathenau研究所）试验了一种新的评估思想和行为，其在“社会学习如何使用新技术”的研究中提出的从每项技术创新中拿出1%的资金用于TA的建议被一些项目采纳，这导致了技术开发者无意中对设计准则的扩展。如在通信技术开发的选择上，TA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不同的技术开发商和其他社会群体的代表在技术的实际设计过程中进行讨论，直接带来了相关技术的深入发展和新的技术构思。后来，这样一种过程被称为建构性TA[12]。另外，还有如丹麦的参与性TA(Participative TA)[13]等，引言中陈述的多种分类正是对TA多关性的反映。Smiths和Leyten称新出现的TA家族为“新型TA”，并界定为“TA是一个对技术发展及其结果分析的过程，也是对进行这些分析所依据的基础的争论。TA应该提供信息，有助于参与者开发其战略并为进一步的TA分析确定主题”[5]。新TA家族的共同特征是不仅提出评估报告，更是利益相关者参与技术决策的讨论，并能过协商(Negotiation)来建构技术的过程。尽管许多国家的TA并没有以“建构性”命名[14]，我们将这类TA统称为建构性TA。
CTA，即建构性TA将TA的重点从对技术后果的预测转移到了技术设计与开发本身，认为技术发展各个阶段的特征都与相关社会因素的参与密切相关，Schot和Rip将CTA看作是一种新的设计实践（包括各种评估工具），其影响是预期的，因为使用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从开始便参与其中，技术发展应是一个包括社会学习在内的不断反馈的过程[12]。因此，CTA可被界定为通过尽可能多的相关社会因素的持续参与，为实现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最佳结合而扩展关于技术的决策过程。预警性TA与建构性TA的主要区别可总为下表。
附图
　　预警性TA与建构性TA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
　　4.建构性TA模式的理论背景
技术评估作为科技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与对技术发展规律的把握密切相关。通常我们把对技术发展的理论解释，区分为两种逻辑线路：技术自主论和社会制约论[15]。近年来西方出现了多种更为细致的技术发展理论，其中，TA从预警性转向建构性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是新熊比特主义关于技术的演进理论。荷兰建构性TA的直接来源是其技术动力学研究[6]，他们采纳了新熊彼特主义者关于技术变迁是一个演化过程的观点：任何技术创新活动都是受制于多种技术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动态反馈过程，必须抛弃新古典主义假设环境既定、理性行为与完全信息的分析框架和机械的、均衡分析方法，而为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确立一种具有进化论性质的非线性动力模型[16]，通过类比库恩的“科学范式”，多西(Dosi)提出了技术范式——技术轨道的分析框架，认为技术范式与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之间的互动作用提供了技术发展的限制性动力，不仅经济社会条件的聚焦、选择和刺激影响着技术演化的方向和内容，而且技术范式对经济社会也产生技术限定。技术并非某种外部事物，技术转道(technology trajectory)包括在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中[17]。不仅R＆D过程需要理性搜寻与选择，而且各类组织间的相互作用、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和制度安排，都将导致不同的技术路径。这一过程并非完全是自组织的，尽管全球范围内大量参与者之间复杂的竞争导致“看不见的手”嵌入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或技术系统发展之中，但掌握不同参与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技术发展的知识，将有助于塑造新的技术范式。演进经济学试图揭示为什么技术朝某一方向，而不是别的方向发展，从而为通过扩展技术设计与开发来实现更好的技术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是技术的社会建构论。CTA的另一个理论来源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技术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思潮[18]。它侧重于研究社会对技术发展的影响，打破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技术决定论的基本观点：技术的性质和变迁的方向是毫无疑问的和预决定的（由某种内在技术或经济逻辑决定），而且技术对工作、生活和社会产生决定性作用，技术变迁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和组织变迁[20]。与新熊比特主义者的演化经济学不同，社会建构论重点关注技术如何在不同社会群体、价值观念之间的互动中被社会建构而成。这一思潮中出现了多种理论流派和分析框架[19]（如SCOT、SST、Actor-Network、System等），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技术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建构或形塑(shaping)的，并且打破技术社会二分的传统分析方法，将技术与社会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化的“无缝网”(scamless web)。在技术产生和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涉及到在诸多技术可能性中进行社会选择。技术正是在持续的社会反馈与利益相关者参与中一步步经过或然性(problematization)过程走向稳定化(stabilization)，即技术的内容和后果包含在技术发展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因此，对技术进行评估便不应仅仅针对技术发展的结果进行静态分析，更要考察并介入技术选择过程。
这两种理论尽管关注的问题导向不一致，但对技术发展都持进化和非均衡的分析视角，关注技术发展的动态过程[21]。当前，二者都处于始步阶段，建构性TA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战略模式，我们应充分发挥它们之间（理论与实践）的互利关系。
　　5.技术评估：认识论与价值观的两个悖论
TA的演变是其不断完善的过程。TA中究竟存在哪些矛盾，究竟面临什么困境，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Hans Mohr总结了关于TA的六点普遍性共识[22]；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悖论；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没有一个关于什么是“好”的简单答案；人类对自身所为和所不为负有同等的伦理责任；TA要分析评价技术的后果、机会和风险，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于现有技术；新技术必须不仅在科学性方面，而且在社会和环境维度上好于旧技术。这六点共识中恰恰隐含了TA在认识论和价值观上的两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