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萨顿的贡献及其科学史观的现代价值
（一）萨顿对科学史学科的创建贡献至少有三点：
第一，提出了科学史处于文明史核心地位的观点。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论证了科学史的独立价值，断言“科学史是惟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这样，科学史在所有的历史中就是核心和最重要的，因而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把自然科学与技术视为支撑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而科学史也就是人类文明史的支柱部分。总体上说，萨顿这一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创立了科学史学科，并为现代科学编史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以渊博的学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和对文献不辞劳苦的积累，为科学史的研究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奠基性工作，他未完成的巨著《科学史导论》，他亲手创办的杂志Isis和Osiris，以及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本学科的教学实践等，为科学史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某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其标志有二：一是该学科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二是其研究课题基本固定、研究方法基本形成和成熟，并有其学术自主性。就科学史而言，职业科学史家的出现是学科建立的外在表现，而自主的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出现则是学科成熟的内在标准。一般认为，20世纪，科学史首先在社会建制方面成了一门专业性学科，是以萨顿及其成就为标志的。[22] 萨顿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史学之父。除此之外，萨顿坚持自培根到孔德和保尔•坦纳雷以来的主张，即科学史的研究者要把实证知识视为整体，要以通史（综合史）代替专科史。并由他本人里程碑式的工作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正如库恩所指出，虽然“后来的经验表明，各门科学其实并非浑然一体，按照一部科学通史的要求，即使有超人的学识也难以把所有的进步都编到一部连贯的历史叙述之中。”但是，萨顿的尝试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以至于其工作成了现代科学编史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3]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科学人性化的主张，成为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的首倡者。萨顿“对亚里斯多德很热情，但对柏拉图却表现出强烈的藐视态度。虽然他爱描写科学理念的美感和科学家们对事业的英勇献身，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成为一名‘科学至上主义者’，而且，他对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邪恶副产品(evil by-products)拥有一种严肃的判断力。” [24] 他关注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现象，并努力去寻求解决的方法和途径。他将科学史视为弥合两种文化鸿沟的桥梁，视为科学人性化的惟一有效的途径，因而极力主张并身体力行去创立人性化的综合科学史，他主张科学人文主义，为科学与人文的协调统一、共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萨顿科学史观的现代价值至少有以下两点：
首先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科学史观的缺陷。萨顿指出，努力追溯西方传统是必要的，但同样也需要对东方传统有更多的了解。萨顿不大熟悉中国科学史，因此未能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做出中肯的评价，因而是有缺陷的。尽管如此，他的主张和观点对纠正西方人的文化偏见，促使一些西方科学家把目光转向东方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林德宏、张相轮曾指出，或许可以说，正是萨顿在1930年发表的题为《东方和西方》的演说，促使七年以后，英国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走上了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道路。如今，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已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对人类科学的巨大贡献，进一步证实了萨顿关于东西方文化亲如手足、相互促进的观点，弥补了萨顿对中国科学技术论及不多的缺陷，使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25]
萨顿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科学史观，强调世界各民族的独特贡献和地位，这在今天经济、文化等日益“全球化”、“一体化”的形势下，为保持文化多元，保持各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防止单一的西化，为文化今后的发展不至于停滞和枯竭，其意义就更为重大。
其次，萨顿“人性化”的科学史观为科学史研究指明了新方向。林德宏先生也曾指出：“科学史也应当以科学家为中心，以科学家的科学思想为中心。这应当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26] 现在的许多科学史论著，充满了“科学味”，却缺少“人情味”。有一些科学史著作从表面上看也是以科学家为中心的，但仅仅把科学家的思想视为历史环境的产物。虽然也列出了一系列科学家的大名，但这些科学家很少具有个性，过于强调理性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抹煞了感情的影响和作用。“可是，最善于抽象思维、最严肃的科学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充满了‘多彩多味’的感情，谁能说这种感情同他们的科学事业毫无关系？”[27] 科学史论著以科学成果为中心，而不是以科学家为中心的结果，将科学史写成铁的必然性和绝对合理的历史，这无疑造成了一种“无人的”科学史观现状，至今为止的科学史都写成了冷冰冰的、无科学家感情的、无人性的尤其是无萨顿所指望的“人性的”科学史，这样自然不利于人们尤其是人文学者对科学作人性化的理解，造成了两种文化的隔膜直至分裂对立。要真正做到以科学家为中心，就应当做到以科学家的思想为中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承认认识主体的差异性、认识思想的随意性和自由度。深入开展科学认识思想史的研究，有助于在科学史的研究中突出科学家及其思想的中心地位。
如今，在我国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在努力去“写”一部“人性化”的科学史。如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就是一部力求写成人性化的科学史，虽然只是初步的，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林德宏先生在这一方面化了很大的精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已著有《科学思想史》，《东方的智慧》和《科学认识思想史》等。可以说，沿着萨顿指引的路不断向前探索，我们将日益获得丰硕的成果，直至完成萨顿的夙愿。
五、萨顿科学史的缺陷
萨顿科学史的缺陷，主要体现于方法论原则上。
林德宏先生认为，科学史是用哲学、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的观点、方法来分析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科学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另一类是把科学作为人类认识成果来研究。后者主要叙述科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即科学思想史。[28] 显而易见，这已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萨顿的科学史并不能归入其中的那一类之中，因为它属于实证主义传统的编年史，因此就具有后者所具有的种种缺陷，以致不少学者对他常加责难，甚至怀疑他是否真正的科学史学家。
哈里•科林斯、特雷弗•平奇认为，科学史至少包含教科书历史、官方历史、评论者的历史、理性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六种类型。[29] 前三类历史给我们一种简单和成功的印象。当我们面对同时代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困境时，也会由于这样的印象而产生误解。再者，这三种历史对科学家来说是可行的，但是对那些需要理解科学事件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要理解科学内容本身的人来说却是一种破坏。
理性的科学史试图迫使读者进入科学家的境地中去，并且能够分享科学家当时所拥有的知识。科学分析史则试图理解科学的本性。以前哲学家通常是这种历史的接受者，但是他们当中一些人倾向于“理性地重建”历史事件来服务于哲学思想，而不是用哲学思想去适应历史。这种历史的主要缺点显然就是柯林武德所批判的“鸽子笼方式”的历史，“这就是所有那些图式和模式的来源，历史就以惊人的驯服性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人把它自己强行纳入其中。”[30]
客观的科学史利用的是非常细节的科学事件的描述，而不是理性的重建。它试图促进科学的进步，是科学家们将智慧聚集起来的更为通常的途径。这种历史的缺点也就在于为了提取出一种方法论的“内涵”或其他什么，而倾向于强调科学的细节特征。萨顿的科学史实践或许比较接近于客观历史类型，因此也就难免这一类型的倾向于强调科学的细节特征的缺点，这种缺点被柯林武德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而这一类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柯氏批评他们似乎只是不厌其烦地抄录别人的陈述。他说：“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我就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我再说一遍，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最近，它还是惟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而人们今天还在读着的、甚至于人们还在写着的大量的历史书，就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历史学。”[31] 在此，柯氏实际上对萨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霍尔（Hall）除了与柯林武德一样批评萨顿外，还特别指责萨顿喜欢传记，并且尤其喜欢文献目录。他肯定萨顿为科学史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组织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又对萨顿居然忽视中世纪的手稿或欧洲的藏书，忽视自迪昂的时代开始重新撰写的中世纪科学史表示极大不解。霍尔甚至指出：“萨顿是一个学识极为渊博的学者，然而人们不能不怀疑，就所有的方面来说，他究竟是否曾经是一个历史学家。” 退一步来说，在霍尔的眼里，即使萨顿是一流的科学史家，但其科学史并非一流的，“在科学史家中间，萨顿——只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从未发觉的是，第一流历史学者并不使历史本身成为第一流的历史，并且，其他的优秀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的也正是这一点。”[32]
库恩对萨顿科学史的缺陷也曾予以明确批评。他指出，直到20世纪初，科学史一直受自孔多塞、孔德到丹皮尔和萨顿几乎连续不断的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把科学的进展视为理性战胜原始迷信、人类以其最高方式发挥作用的惟一实例，由此产生的编年史最终是忠告式的，除了告知人们何人何时首先做出何种发现外，它所包含科学内容的有关信息异常之少。由于创建了科学史学科，萨顿值得人们的感激和尊敬，但是他所传播的科学史专业的形象却造成了许多损害，以这一方式写成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科学史是合理的方法战胜粗心差错和迷信的了无生趣的编年史，而它毫无疑问会很容易地把人引入迷途。[33] 库恩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科学的真正历程是复杂而曲折的，远不是一条简单而笔直的路。
萨顿深受实证主义思想影响，因而明确指出其科学史的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地阐述体系化了的实证知识的发展。他的科学史实质上是一种编年史，而编年史法首先无法找到充分的理由选择历史材料，只能得到杂乱无章的不得要领的历史。用这种方法所写成的编年史是初浅的，它不仅未对历史提供进一步的理解，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歪曲了的、不真实的。萨顿从他的新人文主义哲学观去说明科学史的价值，并从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信念中强调科学通史的重要性，这在编史方法上没有什么创新，而仅仅是继承孔德的实证主义编史学传统，因而也就存在实证主义编史学同样的问题。况且，萨顿的科学史企图做到事无巨细，包揽无遗，以为如果不解释科学发展的具体而微小的起源，以及发展上的无穷盛衰变化，就无法证明科学深刻的人性。这样一来，当萨顿把视野进一步扩大，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个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时，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就无从下手。实践已证明此法确实不是十分有效的方法，萨顿以毕生精力写作《科学史导论》，也只写到了14世纪，“鱼形”的结构（萨顿语）使任何想继续其工作的人都望而却步了。[34]
在科学史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方面，至今已先后出现了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20世纪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史方法。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部分最优秀的科学史著作都属于思想史范式。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对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尽管都有不足之处，但是它们却有各自独到之处，若使两者互补或许可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科学史的这些发展，无疑也可以视为对萨顿的编史方法的批评与纠正。
无论如何，继承和发扬萨顿的科学史思想，继续他未竟的“写”一部人性化的科学史的伟业，这毕竟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使命，我们应该为此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