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业连年歉收，城乡居民粮食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中国科学院响应号召、动员所属京内外３０个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技术人员承担代食品研究和推广的紧急任务。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还有许多单位的科技人员参与这一工作。究竟全国有多少研究技术人员投入当时的代食品实验研究工作，现在已无据可查。如此规模的代食品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一）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全国各地竞放粮食高产“卫星”，虚报浮夸成风，一时间产生了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幻想与忧虑。１９５９年反右倾后，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更加严重，造成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七分人祸，加上三分天灾，农业歉收，１９５９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３００亿公斤（１５％）。１９６０年夏收粮食只有３１３亿公斤。粮食严重短缺，造成营养不良，浮肿病广泛蔓延，导致中国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全国平均人口死亡率，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间为１１．１‰，１９５９年上升到１４．６‰，１９６０年达到２５．４‰，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１９６０年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发出了《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大搞代食品。
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从前年承担的政治任务，研究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被紧急动员转向与此截然相反的另一项政治任务，研究粮食紧缺不够吃，生产代食品度荒的问题。
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６日，中国科学党组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粮食代用品，开辟粮食和饲料新来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生物学部所属的１７个研究所和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地学部、技术科学部的六个研究所的党员副所长、科学家６０余人。党组书记张劲夫号召中国科学院有关的研究所，要为农业增产做些事，开辟农业资源，增加粮食和饲料新来源。今年一定要早动手，为度荒提出一些办法。
会议明确了扩大粮食代用品和开辟粮食饲料新来源的研究工作方针：１．不与工业争原料，不与农业争肥料；２．以土为主；３．经济合算，成本不高，方法简便，设备简单；４．原料就地取材，以产区大、原料丰富、群众面广的资源为主；５．远近结合，以近为主。近期的研究要在今年底见效。为了粮食彻底过关，可以酌量进行一些探索性较强的研究工作。根据上述方针，会议讨论提出五大类１８个重要研究项目和７６个研究题目。这五大类是：１．野生植物和农副产品的扩大利用；２．利用海洋和淡水的浮游生物作为粮食或饲料代用品；３．研究粮食作物、家畜、鱼、虾的增产措施；４．氮肥研制；５．用物理、化学的成就，研究化学合成糖及人工光合作用［１］。
７月２７日，中国科学党组向全院各单位领导小组（党委）转发会议报告，责成各有关研究所立即组织落实，具体安排研究工作，力求在本年内取得一批成果，以帮助某些地区群众渡过明年可能出现的春荒。为了加强对研究工作的领导，党组指定由秦力生（组长）、恽子强（副组长）、过兴先（副组长）、朱济凡、刘绠、林一夫、孙自平、赵毅、成解、姜纪五、刘矫非等１１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除组长和副组长外，都是有关研究所的党委负责人。［２］
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急国家、人民之所急，放下原来的研究工作，积极开展粮食饲料代用品的试验研究，利用已有的科学积累，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初步结果。１９６０年９月３０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在向各分院、各研究所批转生物化学所等六个单位报送的叶蛋白、人造肉精、玉米杆面、小麦根粉、玉米根粉等代食品的试验研究报告供参考时，特别强调粮食代食品事关人民健康，必须做系统的营养成分分析和毒性的动物实验，经试用确有成效后再大力推广。［３］
为了交流经验，肯定一批比较成熟可供推广的成果，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２９日，中国科学院又在北京召开“粮食与饲料代用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３０个研究所（其中属于生物学部的２３个）和２３个分院的代表。会议通过成果介绍、考问答辨、大家评议，肯定可供推广的十项成果：１．野生植物、树叶、野草、水草的利用；２．叶蛋白；３．野生植物淀粉；４．野生植物油料；５．农作物藁杆粉；６．农作物根粉；７．农作物副产品经微生物发酵做食品或饲料；８．食用和饲用酵母；９．小球藻、栅藻和扁藻的培养利用；１０．红虫（水）类的培养利用。［４］
会议闭幕时，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谢鑫鹤说，中共中央关于推广代食品生产的文件已经发下来了。毛主席说，叶蛋白、小球藻、农副产品和野生植物利用等方面的工作，占用的劳动力不大，不与农业争地，虽然还不能解决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但是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要各省省委第一书记注意。谢鑫鹤说，中央文件下达后，各省省委一定会向各分院各研究所提出要求，部署任务。大家有责任帮助各省出主意。他强调为了保证今冬明春群众胜利度荒，保证人民健康不受损害，向人民负责，推广资料要准确，毒性分析和动物毒性实验要加强，最后自己吃，过了这三关再推广。不要由于我们的粗枝大叶，造成群众食用代用品的中毒事故。［５］
“粮食饲料代用品会议”后，中国科学院为推广第一批成果紧张地进行以下准备工作：
１．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７日至９日，院党组紧急召开“大办粮食代用品工作的分院会议”，讨论各分院贯彻中央大办粮食代用品指示的措施和办法，拟订了第一批地区性代食品研究推广的协作项目。［６］
２．与在京的院外医药研究机构和学校合作，成立代食品营养成分分析组和代食品毒性分析组。前者商定蛋白质、氨基酸组成、脂肪、糖（淀粉）、半纤维素、粗纤维、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水分、灰分等１１种成分的统一分析方法。后者进行代食品化学毒性分析和急性、亚急性的动物毒性实验。
３．编印宣传手册和《粮食代用品技术资料简编》、《北京野生食品植物》、《北京习见有毒植物》等；摄制推广成果的纪录影片。其中《粮食代用品技术资料简编》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的裴丽生亲自审查定稿。
４．举办粮食饲料代用品展览会。这个小型展览会，原是为前述１０月下旬的“粮食饲料代用品会议”举办的。因中央同志关心，会后移到北京饭店继续展出。１１月７日至１３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该局礼堂联合举办代食品展览会，接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军委系统和北京市系统的工作人员和各省市机关代表参观。
（二）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接受胡乔木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建议，两次紧急指示全国各地开展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包括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习仲勋的五人领导小组，并在国务院设五人小组办公室统一领导全国代食品工作。
１．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胡乔木给毛泽东主席写信，送去《科学简讯》、《经济消息》、《卫生动态》和《内部参考》各一期，从中圈出六篇有关小球藻和其他代食品的文章。胡乔木写道：圈出的几篇文章希望能看看，很有兴趣。这些材料，内容重点不同，来源也不尽同，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注意。推广小球藻的生产虽然不是当前农业战线上的主要问题，但是有其重要意义，因为在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它可以至少保证不饿死人，大大减少甚至基本消灭浮肿病；大大减少乱采代食品而引起的中毒；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此外，它几乎不与其他作物争地、争水、争肥、争劳力。现在各省对此虽有提倡，但似乎除云南和浙江温州专区外，还不是雷厉风行地当作—件大事去办，还没有要求全国每—个小队都动手。因此我想建议中央为推广小球藻和其他粮食代用品的生产，发一专门指示（直至公社），在各省农业会议上提出讨论，并要求全国的农业和粮食系统逐级负责作出专门安排。南方小球藻可以终年生产，北方冬天要修温室。至于可作代食品的叶蛋白，今年树叶很快就要枯黄，更是时不可失。我想，即使粮食够吃够用，这些总可以作为补充和后备；人不吃，也可以给牲口吃，推广起来总不至犯错误。
当天，毛泽东批示：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研究推广。１１月３日，中共中央将胡乔木信、材料和毛主席批语，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党组。文件要求对这个问题认真地加以研究、试办、提倡和大力推广。全国各级党委都应该设立专门小组，由书记挂帅来负责这件事，同时采取切实的措施，争取时间迅速做好安排。［７］
２．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９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报告：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由于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在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稍有基础，研究工作的进展是比较快的。目前已有几种代食品试验成功（橡子面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栅藻、扁藻、红虫）。这几种代食品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地推广。鉴于我国农业生产两年歉收，有些地区面临饥荒威胁的紧急情况，在群众中普遍推广粮食代用品，已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建议中央考虑，请各级党委很快采取紧急步骤，加强对粮食代用品工作的领导。动员群众，开展一个大办粮食代用品的运动。报告还对有关的具体问题，提出建议。［８］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发至公社党委），并附发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供各地参考。指示说：这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一项重要的紧急任务。在灾害比较严重、粮食减少较多的地区，努力增加代食品，更是—个极为迫切的任务。各地党委要书记挂帅，全面动员，全民动手；以食堂为主，工厂为辅，土法为主，洋法为辅；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妥善安排劳动力与物资；大力加强技术指导，提高利用效果，切实预防中毒事故；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有效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９］
中共中央在两周之内发出两份有关代食品工作的文件，折射出当时粮食和副食品极度短缺的严重性紧迫性。于是，又一个全民运动———采制代食品的群众性运动在全国展开。其实，饥不择食，在粮食严重短缺的地区，一切啃得动的东西，都被人吃过。
随后，全国代食品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谭震林副总理作了有关方针政策的报告。
国务院代食品五人小组办公室成立后，在其下设立科技小组，协助办公室处理与代食品有关的科学技术问题，推动代食品的研究工作，并组织协调在京研究机构的分工协作。科学技术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国家科委、化学工业部、农业部、粮食部、林业部、轻工业部、水产部、军委、北京市科委的代表１６人组成，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谢鑫鹤，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
其震分任正、副组长。
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３日至１５日，科学技术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据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牛佩琮在会议上介绍，从中央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４日发出紧急指示，至１９６１年３月中旬，代食品从实验室研究开始走向生产，进展很快，群众性运动已逐步开展起来。在农村，主要利用农作物藁杆皮壳或野生植物淀粉制造代食品，据２０个省市不完全统计，直接参加代食品生产的人数达２９００余万人。在城市，以培养小球藻、试制人造肉精为主。除机关食堂、居民进行自给性生产外，不少工厂利用现有设备和工业废水废料，进行人造肉精的商品性生产。有些工厂日产人造肉精鲜品达２吨。同时，各地培训了大批技术骨干，以人造肉精为例，据１６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已培训技术干部７１万余人，为大搞代食品度荒创造了条件。
科技小组会议认为，从代食品推广工作看，代食品的生产技术未完全过关，毒性分析和简便易行安全可靠的去毒方法未彻底解决；代食品的合理食用方法与掺食比例等缺乏足够的资料；科学普及工作还不够深入。会议号召科技工作为提高代食品的利用价值、避免中毒和死亡事故提供更好的有效可行的办法，同时加强代食品推广工作的技术指导。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科技小组会议还认为在北京的中央各部门（院）所属的研究机构，分别进行了不少代食品的研究工作。各研究机构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果加强分工协作，将有利于缩短总体的研究战线，集中力量加快解决关键问题的速度。为此，会议讨论提出了“中央各部门在京研究机构有关粮食和饲料代用品１９６１年研究工作项目及分工协作单位表”，报国务院代食品办公室。这些项目及其主要负责单位是：小球藻的培养和利用（中国农业科学院）；淀粉植物的利用和良种的引种栽培、速生丰产技术的研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野生油料植物的利用和引种栽培、速生丰产技术的研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食用酵母和其他食用菌的培养和利用（轻工业部）；农副产品加工食用和饲用的研究（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野菜、野草、水生植物、树叶的利用和叶蛋白的研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动物性代食品的研究（中国科学院）；代食品的毒性鉴定、去毒方法、食用价值和药理作用研究（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部药品检验所）。
会议要求各研究机构经常交流经验，交换研究成果和技术资料，互相合作研究解决某些问题，互相利用必要的设备，必要时集中力量协作解决—个地区或—个范围内的关键问题。［１０］
１９６０年，代食品工作启动这一年，国家也开始酝酿纠正农村工作的“左倾”错误，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１９６１年１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获正式批准。１９６２年，中央进一步制订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全面的调整，其中首要的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战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到１９６３年，粮食产量开始恢复到１９５４年的水平。有些代食品的研究推广工作，坚持到１９６３年。
（三）
中国科学院的代食品研究与推广工作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近年来有人旧事重提，对它有褒有贬。笔者当年是科研管理部门的普通一兵，曾参与过那次代食品研究的一些具体组织工作。回眸往事，感触良多。
１．“人祸”的破坏作用有时远比天灾严重
代食品的研究与推广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三年经济困难”，农业连年歉收，粮食、副食品严重短缺，营养性水肿病广泛蔓延，各地出现因饥饿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特定历史年代而出台的应急措施之一。上述问题的发生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由于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国家建设指导思想上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在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这是造成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年发生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河南省信阳地区原来是个富庶的地方，从来都是该省的粮仓。在“大跃进”年代，信阳地委书记贯彻“三面红旗”最坚决也最有“创造性”，经常受到领袖表扬。６０年代初的“信阳事件”，使信阳名闻全国。全地区饿死人的非正常人口死亡率位居全国前列。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８月，我在信阳地区罗山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时，自然灾害已经过去四、五年了，但农村元气远远没有恢复，其严重情况大大超过我们当年大搞代食品时的想象。
正如当年农民向刘少奇同志所反映的那样，那场遍及各地的大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酿成的。
２对代食品的研究与推广，既不要夸大其作用，也不必贬得一无是处。
代食品的研究与推广，只是应对粮食严重短缺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或取代粮食和副食品的正常生产问题。作为应急的措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些办法来，研究技术人员只能利用已有的知识积累，参照国内外的经验，结合具体情况研制出可行的代食品。当时，在国外，小球藻的培养，日本、美国、苏联都已经进行工厂化试生产。“人造肉精”（食用酵母），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苏联都曾用以解决一部分肉食不足问题。从树叶或牧草中提取蛋白质，英国一家胶体与化学药品公司有一个小型实验工厂，利用机械可从一百吨含有８０％水分的新鲜牧草中提取五吨左右干蛋白粉（纯度５０％）。在国内，历史上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民间有许多度荒的经验，仅利用野生植物度荒方面，古代学者就有不少著作如《救荒本草》（朱棣）、《野草博录》（鲍山）、《野菜谱》（姚可成）、《救荒野谱》（王磐）等等。
应该说代食品研究在科学上的创新不多。尽管如此，研究技术人员在研制和推广过程中，都遵循院党组的一再告诫：向人民负责，做好营养成分和毒性成分分析以及动物毒性实验，要自己先吃后再推广，推广资料要准确。他们是尽心尽力的。
对代食品的作用问题，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或看法。中国科学院及其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如有问题，应该受到批评。遗憾的是，个别人却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不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的问题硬栽在他们身上。在事隔四十多年后，历史学教授罗平汉在其专著《当代历史问题札记》的《饥饿年代的知识分子》一文中，以《灵丹妙药小球藻》为题，评说小球藻的作用。他写道：“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有一份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的研究材料，其中特地提到了小球藻的作用：……在大理州医院，用小球藻试治了２５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７８％，症状减轻的占１７％，无效的只占５％，没有副作用。更神的是，有个人眼睛失明已有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小球藻洗眼，很快就初步复明。”罗平汉还写道，他查阅了材料，发现“未提到小球藻的原料。据说，小球藻的原料竟然是人尿，不知是真是假。”［１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３９
页）局外人看罢以上的表述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在当年研究推广小球藻工作中，既浮夸宣传小球藻是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又草菅人命，居然暗中使用人尿作为“小球藻的原料”。
罗平汉声称他所依据的是胡乔木推荐给毛泽东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的研究材料”，然而，在出自中国科学院《科学简讯》的三篇材料中，涉及小球藻作用的表述，只有“能治营养性水肿病”。再翻阅分别刊于《经济消息》和新华社《内部参考》的两篇专讲小球藻治病的材料，都明明白白地表明，用小球藻试治２５种疾病是云南省大理州医院的独立工作，同中国科学院毫无关系。而且，用小球藻制代食品根本用不着以人尿等为原料。罗平汉教授自己不了解“小球藻的原料”是怎么回事，却凭空捏造罪名给人抹黑，太欠慎重。
３．应该保护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科学研究机构的任务是出人才出成果，而出人才出成果要有科学积累，这需要有相对稳定和连续的科技政策，安定的研究工作环境和氛围，让研究人员能够专心致志于应该做的研究工作。但是在重人治轻法治的年代，有权者靠拍脑袋，不经过科学论证就向研究机构发号施令、下达任务，研究人员被调动得团团转，无所适从，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从１９５８年起到１９６３年间，中国科
学院的科学工作者尤其是生物学工作者，仅在与粮食研究有关的问题上就经历了三次折腾。
第一次，１９５８年７月，全国各地农村竞放农业高产“卫星”，范长江和于光远以全国科联（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协的前身之一）的名义，在北京召开有各地农民高产能手和首都农业科学、生物科学工作者参加的丰产座谈会，逼迫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同农民竞赛种高产田，放粮食高产“卫星”。于光远扬言，科研机构比不过农民，就要被摘掉牌子。为此，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八个生物学与土壤学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被迫应战，种起了小麦五万斤、水稻六万斤、甘薯四十万斤的“卫星”田，其结果不用说明大家都知道。［１２］
第二次，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在视察共产主义试点河北省徐水县时，对农民放农业高产“卫星”深信无疑，提出了要研究粮食生产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四个化学和两个生物学研究所不得不派人投入了根本不存在的“粮食生产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研究。曾几何时，才发现不是粮食多了吃不完，而是粮食严重短缺不够吃，闹饥荒的问题。
第三次，１９６０年，粮食严重短缺，中国科学院和许多科研单位被紧急动员投入研究代食品度荒的问题。对于前两项“天方夜谭”式的任务，科学工作者明知其绝不可为，然而在高压之下却不得不违心而为之，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国家的财力和物力，都白白地浪费，其痛苦可想而知。代食品研究主要出于因“人祸”而引发的粮食严重短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在困难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不能无动于衷只有放下正常的研究任务投入工作，他们不应该受到谴责和抹黑。别人更不应该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为了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保证正确的科学技术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维持正常的科研秩序，维护研究人员正当的科研活动与合法权益。凡此种种，都呼唤加强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
因为粮食严重短缺而掀起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它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产物。对于自然灾害，有时人力难以抗拒，而人祸则应该是可以避免的。我欣喜地看到这一届中国政府重视并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愿政通人和，不再有全党全民的采制代食品运动。

参考文献
［１］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扩大粮食代用品、开辟粮食和饲料新来源会议的报告（１９６０年７月９日）。
［２］　中国科学院党组文件：党组转发关于扩大粮食代用品，开辟粮食和饲料新来源会议的报告（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７日）。
［３］　中国科学院党组文件：党组批转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关于农副产品和野生植物代替粮食的６个报告（１９６０年９月３０日）。
［４］　过兴先同志在粮食与饲料代用品会议闭会时的讲话（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９日），中国科学院档案，１９６０－１６－５。
［５］　谢鑫鹤副秘书长在粮食与饲料代用品会议闭会时的讲话（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９日），中国科学院档案，１９６０－１６－５。
［６］　中国科学院党组文件：党组批转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工作的分院会议纪要（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７日）。
［７］　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批转乔木同志关于推广小球藻等粮食代用品的生产的建议（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３日）。
［８］　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９日）。
［９］　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４日）。
［１０］　国务院代食品办公室科学技术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初稿）。
［１１］　罗平汉所谓的“小球藻的原料”概念不清。小球藻富含蛋白质（５０％左右）、脂肪（１０—３０％），维生素也很多。但藻壁厚，直接食用营养成分不易被消化吸收。用作代食品时，一般是将培养好的小球藻冲洗干净烘干后磨成藻粉，或冲洗干净后磨成浓浆，按一定比例与面粉等搭配制成馒头、面条或直接食用。
［１２］　于光远同志在１９６２年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小组会上、１９９３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组织农民同科学家打擂台比高产的事作过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