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前，受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并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部署下，中国科学院在处理“乐天宇事件”和“胡先骕事件”中，对待生物学科中不同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方面，有过两次较大的失误。本文将目前已查到的资料加以整理，为关心此事者提供一些线索。
一、乐天宇事件与1952年的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
1952年4月至6月，政务院的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局科学卫生处（以下简称文委科学卫生处，它与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是一套人员两块牌子），会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在北京召开了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批判乐天宇同志在生物科学工作上的错误，讨论国内生物科学的状况，并对今后工作交换意见。座谈会前两次的结论，由文委科学卫生处副处长赵沨执笔成文，然后提到第三次座谈会讨论。与会者基本同意文中的论点。会后，结论以《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以下简称《斗争》）为题，全文发表于6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时，该报加了编者按。[1、2、3]在我国，由官方文章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上公开支持米丘林学派，粗暴批判压制摩尔根学派，始自《斗争》。它产生了严重后果。
（一）“乐天宇事件”的由来
1949年10月，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以及从老解放区迁到北京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组成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1901—1984）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和清华大学农学院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授，都支持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术观点。华北大学农学院以乐天宇为首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师，都持米丘林学派的观点。三校合并后，乐天宇用粗暴的态度和方式，批评摩尔根遗传学，说它是“唯心的”、“反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和“法西斯的”等等，停开了摩尔根遗传学课程，取消了田间设计、生物统计等课程。校内遗传学家李竞雄教授改行教栽培学；吴仲贤教授改教家畜饲养学。[4]从事群体遗传学研究的李景均教授（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主任，解放前曾保护过该校的地下党同志），因为不同意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忍受不了这种粗暴的做法，愤而离开了大陆，出走香港，[5，6]后来去了美国。李景均到香港时给美国友人写信，说明出走的原因。美国《遗传学杂志》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为题摘登了该信的内容，[7]从而，摩尔根遗传学派在中国受到压制的消息传向世界各国，影响极坏。
乐天宇的做法，造成了党和知识分子关系上的一些尖锐矛盾，引起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注意。刘少奇同志也表示了关注。1950年6月2日，乐天宇同志给刘少奇同志写了一个报告，叙说情况并有所申辩。7月5日，刘少奇将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的领导人传阅。7月16日，毛泽东同志批示：“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这位同志“思想似有很大毛病”。同一天，毛泽东同志还批阅了反映同一问题的另一份材料，指示必须清查“并做适当的处理”，要求将这份材料与上述6月2日的报告一并讨论。[2]随后，教育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去北京农业大学调查，工作组成员有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副所长吴征镒。[8]查处的结果是：1951年3月解除了乐天宇同志的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2]乐天宇同志离开了北京农业大学。
1951年6月13日，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由乐天宇同志任馆长。这个实验馆相当于一个研究所，它是以乐天宇创办的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生物研究室（成立于华北大学农学院）的部分人员为基础建立的。
乐天宇同志到科学院后，“也还是和科学家格格不入。中央很有意见，要批评乐天宇同志，由中宣部科学处来办这件事。”[3]1952年4月至5月，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支部多次开会批评乐天宇同志，支部大会认为，乐天宇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属于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以及学术工作上的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支部大会决议：给予乐天宇同志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5月31日，竺可桢副院长去遗传选种实验馆，宣布撤销乐天宇同志的馆长职务。[9]随后，乐天宇离开中国科学院，去华南农垦局工作，以后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是该院一级研究员。
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支部开会批评乐天宇同志的同时，文委计划局科学卫生处会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召开了前述的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主管单位的领导、干部外，还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生物系的负责人和教师，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农业部代表，以及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单位的负责人、研究人员，共约30人。
（二）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的结论
座谈会的结论《斗争》共分五个部分，一万余言。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乐天宇同志在生物科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分析和批判；二是中国生物科学的现状及其问题；三是必须坚持米丘林生物科学方向，系统批判摩尔根主义，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旧生物科学。[10]其主要结论如下：
1、乐天宇同志是我国在学习、研究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中发生一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偏向的主要代表者
《斗争》指出，乐天宇同志的经验主义偏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重视点滴的生产经验，忽视系统的农学理论；强调从生产中学习，否定实验室工作；认为‘农场就是实验室，大自然就是课堂’。……把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强调一面忽视另一面……。”
“错误地、幼稚地把理论和实际对立起来”。“说什么‘我们在显微镜下解决问题，老百姓从栽培上解决问题。老百姓如果不靠自然规律解决问题，就要饿死。学者们没有生活问题，可以不靠自然规律来作。老百姓是唯物论，学者们是唯心论’。”
“‘左’倾幼稚观点全盘否定了传统生物科学。……既然物种是一直在变化着的，植物分类学自然一无用处了。”他“对待像生物统计一类的学问，也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斗争》认为“这种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偏向，本质上便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斗争》指出乐天宇同志的教条主义偏向表现为：
他“不把米丘林生物科学看作实践的指针，而把它用作吓人的符咒。”“只是牵强附会地搬用哲学术语，把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去代替生物科学中的一些具体规律”。他“写的《遗传选种要义》一书，基本上是抄袭李森科、特洛申等人的著作而成的，并且抄袭得颠倒混乱，使人不知所云。更表现在牵强附会地搬用哲学术语上。”
《斗争》还指出乐天宇同志的武断的非科学态度，以及用米丘林生物科学作为一根鞭子打人的恶劣作风。例如：
他“对于科学工作采取一种武断、肤浅的非科学态度。他在批判旧遗传学时便采取这种态度。”他武断地说：“基因不但任何人没有看见过，连摩尔根自己也没有看见过。他拿这种虚伪的基因来肯定生物遗传的性状，这种看法是不真实的，是不可掌握的，而是一种幻想，幻想就是唯心论。”乐天宇“只用见过或没有见过的理由来批评一种科学上的假设，是太不充分了。”
他“自己既不好好地研究米丘林，也阻碍别人研究米丘林。如有人对他的工作提意见，他就说是反对米丘林；有人反对他的恶劣作风，他就说对方政治有问题，别有用心。……他不许别人学米丘林，因为那是投机，也不许别人不学米丘林，因为那是反动。”
《斗争》认为“乐天宇同志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科学，用这样的作风来领导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自然只会使国家的科学事业遭到重大的损失。”“严重地影响了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
2、“我国生物科学的现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斗争》就我国生物学界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态度，诸如：反对的；认为只是“一家之言”的；或把它与摩尔根遗传学等量齐观、予以调和的，等等，逐一进行批判后写道：
“大学中生物科学各部门甚至基本上原封不动，旧生物学的观点仍然贯穿在课程的各方面，米丘林生物科学只是一个‘学期课程’。……在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中，米丘林生物科学只占一个章节。在讲到生物科学的研究方法时，对于科学工作中指导思想的作用，根本没有适当地加以说明，竟把‘用思想研究问题’和所谓的科学观察、试验方法对立起来。”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农业科学机构仍把主要的工作放在抗病育种上，纯系育种的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纯系的理论仍然是基本的指导理论。”“纯系根本是不存在的，纯系育种就只好如摩尔根主义者那样，把所谓科学建筑在偶然的巧遇上，求助于统计和幸运。……进行盲目性、偶然性的挑选以图找到所谓‘同质的基因配合’。这除了引起资财人力的浪费外，一定只会招致品种的退化和毁灭。……我们的一部分农业科学家，连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都还没有接受。”
“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伟大，在于它彻头彻尾为提高农业生产、改造自然服务。但这一点好像没有引起我们的生物学者的注意。我们的植物分类工作，仍然片面地致力于野生植物，且为分类而分类。不注意植物的分布、产量、生活习性、经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因而不能密切联系实际工作。大学中的研究工作，也往往提倡做些冷门的工作以求成名，比如学生要研究臭虫生活史来消灭臭虫，但教授要学生研究腔肠动物。比如学生要研究改良役畜品种，但教授要学生研究腔肠动物或者青蛙的肝糖变化，……。”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生物科学的现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如果长此以往，‘生物科学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将只是一句空谈。”
3、“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要“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部门”
《斗争》用了几乎五分之三的篇幅高度评价米丘林生物科学。[11]例如：
“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它把生物科学发展到了全新的、更高度的阶段”；“米丘林生物科学完全改变了生物科学的面貌。”“以米丘林生物科学为指导，苏联生物学者在生物科学的各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巴甫洛夫揭发了生物的心理与生理职能之相互依属和影响的事实；勒柏辛斯卡娅成功地证明了新细胞的形成不仅是经由细胞本身的繁殖，而且还直接从非细胞体中发生；波什扬确定了微生物与病毒是从同一有机体发展的不同阶段，滤过性病毒可以转变为微生物形态，微生物也可能变为病毒……，[12]所有这些，说明了米丘林生物科学对生物科学各部门有着多么大的启发意义，证明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绝不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部门’，而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
《斗争》为米丘林生物科学带上各种桂冠的同时，给“旧”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贴上了政治标签和哲学标签。它写道：“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旧遗传学中所捏造的‘基因’，自然是一种臆造”；“我们不能批评旧生物学家‘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便算了事。我们应该说清楚：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旧生物学某些部分已经证明是伪科学，旧遗传学的某些结论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某些旧的农学在实践中被证明‘差不多全是坏的’。”“所以它必须加以改造”，因此，“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批判摩尔根主义在生物科学上的影响对于我国生物学界是迫切的需要。”
《斗争》号召：“我国的生物学界应该发动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最重要的是学习它的根本，不是学习它的枝节。……要认清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中的根本革命，纠正‘米丘林生物科学仅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部门’的错误说法，介绍苏联科学界基于米丘林生物科学而发展的……成就，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的各部门”；“要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大学生物学系，应把各种课程彻底地加以改革；要认真地把纯系理论加以彻底批判，生物统计、生态学等部门中的有害部分也要予以批判”。……
（三）座谈会结论的发表产生的严重后果
1、一些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家被迫作了违心的公开检讨
他们检讨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留恋摩尔根遗传学，错误地对待“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生物科学。
谈家桢教授（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在读了《斗争》后写道：“摩尔根根遗传学是为帝国主义及一小撮资产阶级而服务。我过去受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假科学理论的毒害极深，还夸耀自己是摩尔根的所谓‘入室弟子’，自以为很了不起……”，“我是基本上没有认识到新旧遗传学是根据两种不同哲学基础一条连线，不宜分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表现着两个不同世界侵略阵营和和平阵营的思想体系。”“今日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超政治’、‘超阶级’是代表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反人民的立场，来看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当然是不会正确的”。他说：“我是完全同意和坚决拥护《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论点，并且有勇气和信心为这个科学革命而努力。”[13]
戴松恩（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也检讨说：“我曾说过一句话：‘米丘林生物科学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成为完整的一套’。今天检讨起来，仅仅这一句话已足够说明我还是留恋着摩尔根的老一套，认为老一套虽有问题，但已成为完整的一套。这明显地表示我起初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基本上是抵抗的。”“今天我认识到我为什么不能从基本上来接受全部米丘林生物科学，就是因为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对待无产阶级的新科学。今后我必须叛变我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才能从基本上接受新科学”。[14]
2、有些米丘林学派的学者把两个学派的争论上升为路线斗争
1952年7月，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以《为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为题，做了三年工作总结。[15]总结写道：“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深切地感到了目前存在于我国农学界和生物学界的问题，确实是十分严重的。……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基本上还是老一套，还是为摩尔根主义的思想体系所控制着的。”“米丘林遗传学是科学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武器，而摩尔根遗传学则是虚伪无用的，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发展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再以这种虚伪的谬论去毒害青年，而应该与同学一起去学习先进的科学的米丘林遗传学。”“有少数动机不纯或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对米丘林科学，不仅不虚心学习，反而抱着敌对态度。……例如，当讲到米丘林生物学的哲学基础时，他们就说‘苏联的遗传学带着政治色彩，不是纯科学’。”“在他们看来，米丘林遗传学与摩尔根主义之争，完全是无意义的，是苏联制造出来的。因此，在谈到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揭穿反动的生物学路线实质这一重大事件时，[16]他们就说‘这是苏联的大错，以后的事实会证明的。’今天应该告诉他们，三年来的事实证明了，以后并将不断地证明着，错了的不是苏联，而正是摩尔根主义拥护者的主观愿望。”
《人民日报》发表这份总结时加了编者按，指出“这个总结说明了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乃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
党中央的机关报，在半年之内发表了《斗争》和这个总结，公开支持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者的思想状况。
3、大学摩尔根遗传学课程基本停止，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全部停顿
“这篇文章（注：指《斗争》）发表以后，各有关部门、各高等院校有关的系，都为贯彻文章的内容而进行了部署。从1952年秋季开始，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内基本停止，明显地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全部被迫停顿。在多数农业系统的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已有明显成就的杂交育种工作，也被视为‘摩尔根主义的碰运气的方法’而全部中断了。甚至中学教材也按照这一指导思想重新编写。学术刊物上则只登李森科一派观点的文章。直到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时，情况基本如此。”农业科学研究工作部门还发生几起“毁掉育种材料的事件。”[6]
中国的遗传学经历了一场浩劫。
4．座谈会没有纠正乐天宇同志的根本错误，乐天宇同志也没有接受教训
座谈会批评乐天宇在介绍、宣传、推广、研究米丘林学说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偏向，以及武断的非科学态度等等，有其正确的一面，其中也有一些很好的提法，例如批评乐天宇同志“把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替代生物科学中的一些规律”。批评哲学代替论，在国内这是第一次。
乐天宇同志的根本错误在于粗暴地批判和压制摩尔根遗传学派。座谈会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触动乐天宇同志，而且恰恰与乐天宇犯了同样的错误，使用了与乐天宇同样的语言。
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虽然正确地提出：“处理学术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应该有所区别”，“我们可以说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但不能说信服旧遗传学的学者一定就是政治上的反动分子”。但是随后它又用李森科、乐天宇的语言，否定了这些正确的论点，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给所谓的旧生物学家，给摩尔根遗传学戴上了“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等等帽子。
给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所扣的种种帽子，不是座谈会的发明。在这以前，在来华的苏联专家的报告中，在国内学者的著译或文章中，早已屡见不鲜，但那都只是个人的语言，没有行政上的约束力。而座谈会的结论《斗争》，作为官方文章，首次在党中央机关报上为摩尔根遗传学定性；而且《人民日报》编者按公开号召“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各方面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意味着是经过党中央认可的，就不同凡响了。这就是为什么座谈会不但没有纠正乐天宇同志的根本错误，反而一呼百应，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批判与压制摩尔根学派的高潮，产生严重后果的原因。
事实证明，乐天宇同志没有从受处分和批判中接受教训。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1976年至1977年初，在他得知中国科学院一局召开基因工程会议后，又企图树起讨伐摩尔根遗传学和当代生命科学的前沿分子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旗帜。他写道：
“从林奈的神创论的变种‘基因’，到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到魏斯曼的‘物质不灭’，到富有宗教思想的摩尔根提出神创论的总和，而伪装为‘基因论’。现代基因论者乃发展为‘DNA基因论’。资产统治阶级御用的‘学者们’代代相传，都是以伪装的面貌出现”；
“从林奈的‘杂种基因’起，到目前的‘分子遗传学’（即细胞遗传学的发展），所谓‘基因工程’，都是资本家（如诺贝尔财团等）的御用学者们，为了抬捧其主子，所设立的一套套的为愚民政策服务的所谓‘遗传学’。其实，这种‘遗传学’是永远不会，也不能与生产实践发生任何联系”；
“所谓的‘基因论’设想和人造的‘基因工程’流毒甚广，致使生物科学长期为资产阶级所利用”。
乐天宇同志还把有关的遗传学家称为“资产阶级的卒子”。[17]
从1953年Watson和Crick发表DNA分子结构的文章；到1973年，Cohen和Byer共同报道了体外组建的重组质粒在细菌中繁殖成功，这20年中，国际上分子遗传学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发展速度一日千里。可是反观国内，对摩尔根遗传学的讨伐始终没有停息过，而且还要批判已经见之于事实的“基因工程”，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二、胡先骕事件
胡先骕（1894—1968）先生，字步曾，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之一。1922年，他同我国生物学前驱秉志先生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他又同秉志先生一起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并从1932年起直至1949年止，任该所所长。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为发展我国的植物分类学做出过重大贡献。
（一）《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引发的风波
1955年3月，高等到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先骕先生所著的高等学校教学用书《植物分类学简编》（以下简称《简编》）。[18]
《简编》第十二章《植物分类的原理》中，第三节为《分类的方案与范畴》。胡先骕先生在讨论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时，对李森科的物种新见解进行了批评。他写道：
“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19]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接着便有若干植物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来支持他的学说：报道黑麦‘产生’雀麦，橡胶草‘产生’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白桦‘产生’赤杨，鹅耳枥‘产生’榛，松‘产生’枞，基至向日葵‘产生’寄生植物列当。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1952年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门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苏联《植物学期刊》编辑部根据这大量论文所提供的资料与论据，发表了一篇《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这篇论文认为‘李森科观点的拥护者犯错误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材料的局限，以及没有利用关于物种及物种形成的极其不同并且相当具体的知识……。’‘他们进行实验的方法水平很低，研究的不够精确和不足为据。’……‘李森科忽视了祖国和外国研究者的已有的一切经验，显示出他以不可容忍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像分类学这样的生物部门。’这篇论文还指出了李森科的新学说对于动植物选种，农业工作者与杂草作斗争，开垦草原地，植物学，资源学，森林学，苔原学，地层学各种科学实践都有害处，因之须予以根本的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