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先生接着写道：“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要。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致于被引入迷途。”
《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后，有人认为胡先骕先生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
当时在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苏联专家“就此书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6]
北京农业大学六位讲师、助教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写信，认为《简编》“是一本具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并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胡先骕“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在生物学上，他也是个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 “不能容忍这本书继续毒害青年，贻误学界。我们建议立即停止出版胡先骕的著作，收回已售出的书。”还要求“胡先骕彻底检查，公开检讨，真正下决心改正”；高等教育出版社“应当深刻地进行检查，吸取教训。”
信里批评中国科学院说：“胡先骕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出版了这样反动的一本书，这说明中国科学院在政治思想教育和学术思想批判上进行得很不够，今后应当加强，才能领导我国科学界前进。”[20]
（二）在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胡先骕受到批判
1955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举办了“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中，胡先骕先生受到政治批判。
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创造性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不点名批评胡先骕说：
“在生物学界中也还有一些人坚持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对米丘林学说采取盲目反对的态度。个别的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他的生物学著作中一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学家的态度来进行学术论争，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科学家们对物种问题的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调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报告用胡先骕同样的话提醒“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才不致被引入迷途。”
报告还批判说：“宣传什么共产党支持错误的理论，宣传什么科学家如果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就要被引入‘迷途’，是完全违反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这种思想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仍要提请大家注意加以批判。”[21]
会议的九个小组也“一致热烈地批判了个别科学工作者在著作中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
10月31日，竺可桢副院长在闭幕式上做会议总结时说：“在纪念会中开展了学术思想的批判，特别是对胡先骕先生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上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批评。会上一致指出，胡先生在政治上的错误，诬蔑苏联共产党支持错误的思想，暗示科学应该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在学术思想上，他系统地宣传唯心主义，反对米丘林学说。这种错误引起了科学工作人员的愤怒，一致加以严格地批判，同时大家仍希望胡先生改变错误立场，改造思想，做一个爱国的科学工作者。”
竺可桢副院长接着检讨说：“在此，我个人作为科学院的一同人……没有做好工作给胡先骕先生以必要的帮助，使胡先骕先生能提高认识改变立场。院里边同人尤其是植物研究所同人也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经过这次大家的批评给我们以当头棒喝，应该使我们在麻痹大意中清醒过来，要大家以切磋琢磨的方式来给胡先生以帮助”。[22]
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童第周副主任的报告。
胡先骕先生受到批判，《简编》一书“被全部销毁”，“此后一段时间，我国的生物学家都不敢再公开发表不同于李森科的学术见解”。[6]
对胡先骕先生进行政治批判，也是中央宣传部直接部署的。陆定一同志曾经说过，那时候批判胡先骕先生，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是在米丘林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三）秉志反对批判胡先骕，胡先骕未做公开检讨
1、米丘林诞生百周年纪念会前，秉志坦陈不同意批判胡先骕
10月23日，竺可桢副院长去中关村会晤秉志先生，谈胡先骕先生《简编》一书的问题。中国生物学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秉志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批判胡先骕先生。据竺可桢副院长的当天日记记载：“农山[即秉志]认为要步曾检讨不但不现实，而且无需要。”秉志“对于李森科的科学造诣有意见，认为许多人是盲从了。”[9]
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的手里，但很难力挽狂澜。
2、米丘林诞生百周年纪念会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动员胡先骕写文章做自我批评
11月5日，竺可桢副院长偕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张肇骞赴石驸马大街83号看望胡先骕先生，“适张稼夫副院长和过兴先已先在，谈胡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中胡犯错误事。步曾自己承认对于批评苏联以政治势力推行学说语的不妥当，决定由他写一篇关于学习米丘林一文，述他对于物种成功的见解，同时批评自己立场的错误，稼夫认为满意。”[9]
3、胡先骕先生未做公开检讨
胡先骕先生真的写了一篇学习米丘林的文章，但未做公开检讨。究竟是出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检讨；还是由于这时党已提出了“百家争鸣”，可以不做检讨，就不得而知了。
1956年8月，《科学通报》发表了胡先骕先生写的、长达两万余字的、学术性很强的文章《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他写道：“米丘林是一个为人民大众的事业而服务的人民科学家”，“他为人民大众的事业而工作了60年，直至临终前还指示他的助手们修正工作计划和提纲。这种人民的科学家爱祖国爱人民的忘我精神，是我们生物学与农学工作者首先要学习的。”“米丘林以60年漫长的时间从事于改良果树品种，……300多种优良果树品种，便是他的学说的根据与工作方法的基础。”
他在简述了米丘林的主要育种方法和理论后说：“这些工作方法与理论都是我们生物学与农学工作者应该学习的。但是他的工作方法是精深而繁复的，不是轻易能掌握的，我们的农学工作者必须在长期工作中亲身体验才能运用自如。他的理论在他的论文中有着详细说明，也要精心研讨，尤不可为似是而非的学说所惑。”[23]文中的着重点是胡先生自己加上的。
胡先骕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点李森科的名字，但明显地看出他反对带引号的米丘林学说，也就是他反对李森科学说、李森科主义的初衷不改。他告诫人们学习米丘林的工作方法和理论，要从米丘林的原著中去学习，才能不为似是而非的李森科学说所迷惑。这就是他的潜台词。
（四）向胡先骕先生道歉
1956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双百方针酝酿的过程中，195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言，提到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的问题，要让它自由时，对当年发动批判胡先骕一事进行反思。
陆定一说：那个时候就是着重政治问题，因为胡先骕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在米丘林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这时，毛泽东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陆定一回答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说：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一个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出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说李森科所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都是错误的）。陆定一接着说：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24]
但是，周恩来认为，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应该向胡先骕承认错误。1956年5月1日，周恩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然后再对中国科学家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25]
1956年7月1日，竺可桢副院长到胡先骕家，代表有关方面，就去年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他的错误批判，向他道歉；同时，邀请他出席即将于8月在青岛市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9]这次座谈会是陆定一建议，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它是自然科学方面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而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胡先骕教授参加了座谈会，做了十多次发言。1958年，胡先骕教授被禁售销毁的《简编》，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
受益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别开来，胡先骕教授的冤案，才得以较快地平反，才得以推倒强加给他的政治罪名和不实之辞。他是有幸的。
三、余 言
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同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联的。五十年代初，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几乎是带有阵营性的问题。以苏联划线，不可避免地扩及到科学技术等领域中。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照搬苏联的做法，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对老大哥确实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哪怕是很委婉提出批评或善意劝告，也会被视为政治上反苏反共的大逆不道的行为。我当时也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尽管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
在国内，用粗暴批判和行政手段压制摩尔根学派的严重后果，至极而反，终于成为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当年8月，中国科学院会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以此纠正错误。在这以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在生物科学工作中，一直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在反右斗争以后，历史经历了严重曲折，“百家争鸣”方针受到肆意践踏，全国各地在1958年开展科研工作两条道路斗争，以及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1960年在开展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进行学术思想批判时，又掀起了两次讨伐摩尔根遗传学的高潮。对此，中国科学院执行双百方针没有动摇过（“文革”期间，由“革命造反派”控制的“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决定批判遗传学的资产阶级流派，不在此列）。1959年，中国科学院组建了由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共处的遗传研究所时；同年，遗传研究所部分科学家负责编写《十年来的中国科学》遗传学部分，只写米丘林学派的成就，只字不提摩尔根学派的工作时；在1962—1963年制订国家十年自然科学规划，一部分科学家否认米丘林生物学是遗传学，拒绝把有关工作纳入遗传学规划时，等等，中国科学院的领导都依据双百方针，细致地做两派的工作，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对摩尔根遗传学的讨伐，在中国科学院以外，尽管有了双百方针，却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一种思潮，或者说一种总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前，许多问题看来是解决不了的。某些事，在中国科学院解决了，而在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单位，或另一个人身上，没有解决，又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在我国，“左”的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差，也许是这个问题能够持续近30年的总根子吧！
历史证明，当年支持米丘林学派支持错了，压制摩尔根学派更加错误。认识的局限，政策的失误，使我国遗传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段很大的弯路。惨重的代价换来的教训是：在对待学术问题的争论上，只有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来解决。用行政手段支一派、压一派，无助于科学的兴旺发达，还会适得其反。但愿这笔学费不要白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