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这位为新中国不知唱过多少赞歌，替中国人民不知说过多少好话的老朋友，在捕杀麻雀问题上同我们唱了反调。
1958年3月19日，正在新加坡的韩素音接到父亲在北京病逝的噩耗，3月24日赶来北京料理父亲的丧事，她目击了北京市数百万人民围歼麻雀的全过程。过后，她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麻雀即将灭亡》，发往美国的《纽约客》杂志。她不仅记下了北京市锣鼓喧天，鞭炮轰鸣，房上树上真人齐声呐喊、假人随风摇摆，撒开天罗地网聚歼麻雀的情景，更坦露对这场麻雀战的厌恶心情。她写道：在三天的灭雀大战之后，一望无际的天空已见不到一只麻雀。她哀叹：灭雀战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这是科学的死亡。她飞抵印度加尔各答，看到许多鸟自由飞翔时，情不自禁地发誓：我永远不愿再看到这样的麻雀战！[9]后来，她在《韩素音自传》中又提及此事。她写道：《纽约客》杂志接到她关于麻雀的文章后，编辑罗杰•安吉尔曾建议她把结尾部分删掉，说它会使许多中国人不高兴，然而被她拒绝了。[10]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顾问、苏联化学家米哈伊尔•阿•克罗契科，以同样的心情评价北京市的灭雀战。他目睹下榻的西郊友谊宾馆，所有的人被动员起来参加灭雀战斗。他写道：“整个运动首先是由党内某些头面人物发动的，他们认为麻雀糟蹋了太多粮食”，他们不懂得“麻雀虽然吃粮食，但它们也消灭了许多害虫，而这些害虫要比鸟糟蹋更多的庄稼”，并说“我们俄国人怀着厌恶的心情注视着这场对麻雀的屠杀”[11]
不计得失安危，生物学家继续为麻雀翻案
在《纲要修正草案》中规定“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之后几个月，全国许多城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围剿麻雀运动，生物学家对有关部门的言而无信很不理解。
人们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尊重科学，忽视生态平衡，必然要受到惩罚。在动员全民扑灭麻雀之后，由于缺少了抑制条件，1959年春夏，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生，有的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生物学家更加强烈要翻麻雀冤案。
但是，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发动消灭麻雀的错误。1959年7月10日下午，他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农业四十条》即《纲要修正草案》时，又提到了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尽管如此，特别是八届八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以及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之后，一些生物学家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为麻雀翻案。
上海的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尖锐批评上海市不执行《纲要修正草案》关于城市不要消灭麻雀的规定。
朱洗说：国外，德、法等国是保护麻雀的，日本是春天保护秋天打，苏联也保护麻雀，除了麻雀成群危害作物外，一般不打麻雀。中国历史上没有有组织地打过麻雀。吃虫的鸟类很多，但到城市里生活繁衍的种类不多，如白头翁、喜鹊和麻雀，但前两种数量相对较少，最多的是麻雀。麻雀可以打，但要在适当时间和适当地区打，如在秋季打一批，不是打光，不能全城动员打。
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冯德培认为，麻雀对人是害多抑或益多还是个问题，而老鼠、苍蝇、蚊子对人是有百害无一利的。把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同等看待，列为四害之一不公平。
脑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张香桐说：麻雀在果园和森林地带益多害少。即使对农作物来说，益害比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一只麻雀吃的粮食有限，而它吃了害虫可以减少庄稼的许多损失。如果算一笔账，还是保护麻雀为好。
理论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甚至说：为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12]
毛泽东终于发话：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由于许多生物学家强烈反对消灭麻雀，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的同志打算写一个报告向上反映。经请示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决定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报告。
1959年11月27日，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13]
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并于11月29日签署：印发各同志。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14]
按照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部署，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于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日召开麻雀问题座谈会，酝酿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以便尽快制订计划并组织力量分工协作，开展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由有关国家机关和诸多科研单位人员组成，并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任负责人的协调小组于3月4日正式成立。[15]
就在“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开展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在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16]
1960年4月6日，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他在谈到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成绩之大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之后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17] 报告虽然没有直面当年定麻雀为害鸟并予以消灭的决策是错误的，但总算有一段巧妙的文字表述，在一定程度上为麻雀恢复名誉。麻雀终于解脱了整个家族将在中国灭顶的厄运。
毛泽东最终还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收回了灭雀的成命，虽然这个过程显得长了一些。但是，不管用什么形式纠正自己的失误，总是令人高兴并受人敬重的。
一些生物学家从1955年冬开始为麻雀的命运而抗争，在跨六个年度近五年后的1960年春，才成功地翻了麻雀冤案。他们的责任感，他们为了真理敢冒风险、锲而不舍进言的精神，难能可贵，历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功勋。
问题并未完结，麻雀一案留给后人诸多思考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些生物学家，在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中，没有因为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消灭麻雀的决策而受到冲击，但是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
早在1962年因癌症谢世的朱洗，因为首先提出要以史为鉴，吸取外国灭雀的教训，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被认为胆敢把人民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号召消灭麻雀，同封建帝王普鲁士腓列特大帝下令扑灭麻雀类比，公开反对毛泽东，而受到掘坟、砸碑、曝尸骨的惩罚。直到1978年11月26日，人们才为他重新安葬，并按原来的墓志勒碑，纪念这位为我国实验胚胎学、细胞学的理论研究卓有建树，对经济鱼类人工繁殖和蓖麻蚕驯化研究也作出重要贡献的生物学家。
郑作新作为鸟类学家是反对灭雀者中唯一亲自研究过麻雀的生物学家。从灭雀运动还处于酝酿阶段时起，他就明确提出：对麻雀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依不同季节、不同地区和环境区别对待。在反右派斗争运动席卷全国时，他又在学报和《人民日报》，发表麻雀全年食性分析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是他及其同事们对从产果区和农作区采集到的近千只麻雀，进行逐个解剖和研究的结果。报告充分印证了他的论断。然而，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文革”中也成为弥天大罪。他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为此，他挨过没完没了的批斗。“文革”结束后，他的冤案始得平反昭雪。他的事迹被编入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试用教材的“为麻雀平反”的课文中，教育儿童向这位正直的科学家及其无私的科学精神学习。
麻雀的冤案，随之而来的一些生物学家的冤案，至此都一一平反了。捕杀麻雀高潮的1958年已过去了整整40年。然而，回顾历史，仍有许多问题值得人们反思。例如，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如何正视少数人的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如何正确处理经验与科学的关系，真正尊重科学，以科学论据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基础；如何正确看待已有的历史事件，真正引以为训，不重蹈前人覆辙；一旦决策失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反馈系统，及时纠正错误；如何为广开言论，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在重人治的时候难以做到，即使在强调法治的时候，也并非能够轻易地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