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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鸿隽:一位睿思的科学人

    来源:网络  时间:2017-07-01 15:39:00

       [摘 要] 任鸿隽的中国现代有影响的、有睿思的科学人。本文仅仅围绕他关于学界和学术研究,中国学术之敝及其原因,中国古代无科学,知识和常识、发明和研究等加以评介,以揭示他的思想的几个富有启发性的侧面。
    [关键词] 任鸿隽 中国学术和科学 科学人 中国现代科学思潮

    任鸿隽(H. C. Zen,1886-1961) 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现代科学建制化的开路先锋和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的先知先驱,也是一位睿思的科学人(man of science)。鉴于我已就任鸿隽的科学观、科学文化研究、教育思想以及他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联另文论述,本文仅想阐释一下他对几个具体学术问题论述的理路和睿思。

    (一)关于学界和学术研究
    任鸿隽对学术界和学术研究向来十分注重和关心,他在1914年赴美不久,就接连发表了“建立学界论”(pp.3-9)和“建立学界再论”(pp.10-13)二文,详细论述了学界的意义、界定、基础等等。在前一文中,他把学界对于一国的重要性看得似乎无以复加:夫将有求于暗夜之中,非烛何以昭之?有行于众瞽之国,非相何以导之?学界者,暗夜之烛,而众瞽之相也。国无学界,其行事不豫定,其为猷不远大。唐突呼号,茫昧以求前进,其不陷于坎阱者几希。且夫学界之关系一国,岂特其未来之命运而已,实则当前之盛衰强弱,皆将于学界之有无为正比例焉。吾人试一盱衡当世,其能杰然特出雄飞大地之上者,必其学术修明之国也。其茶阘不振,气息奄奄,展转于他人刀砧之上者,必其学术荒芜之国也。盖国民性者,教育之结晶。无真实之学界,必不能有真实之国民性。国家者,国民性之发越。无强固之国民性,必不能有强固之国家。一事之成,必有由来。一国之兴,断无幸获。欲觇人国之强弱者,先观之于学界可矣。何为学界?他给我们做了如下的描绘:
    今试与游于世界强国之都会。于其繁赜深远不可测度之社会中,常见有一群之人焉,汶然潜伏群众之中,或乃蛰居斗室,与书册图器为伍,舍其本业与同侪外,未尝与世相竞逐也。然天下有大敌,或疑难非常吊诡新奇之事出,为恒人所瞠目结舌,惶惧不知所出者,则人皆就之以伺其意见焉。是人也,平日既独居深造,精研有得。临事则溯本穷源,为之辨其理之所由始,究其效之所终极,历然如陈家珍于案而数之也。其言既腾载于报章,听者遂昭然若发蒙。其事而属于政治也,将有力之舆论,由之产出,而政府之措施,因以寡过。其事而属于学问也,将普通之兴味,因以唤起,而真理之发舒,乃益有期。是群也,是吾所谓学界也。
    如何建立学界?在任鸿隽看来,学校等事,乃建设学界之手段而非建设学界之基础。建设之事,基础必先于手段,彰彰明矣。基础之事有二:一事,国内须承平之度。民未富庶之先,虽欲教育之普及,学术之丕炽,而势有不能。国民富庶,无屈挠夭札之患,民之有心思才力者,因得奋力于学。所以以国内承平无事,为建立学界第一基础也。二事,国人向学之诚。他以苦心孤诣、潜心求真的科学家为例说明:
    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此吾所以以国人向学之诚,为建立学界之第二基础也。
    任鸿隽把科学也视为学术之一,列入学界之内:夫今之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科学家委心专志,发愤忘食,积其观察之勤,试验之劳,思辨之能,为之设立公例,启示大凡。令后人循序渐进,以抵高明之域。科学家如是向学之诚,乃建立学界之必要元素。在后一文中,他径直点明:他所谓的学界,侧重于新学即科学的学界;欲建立学界,当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他说,今欲言建立学界,当先定其学之为何物。所谓学者,谓旧学乎,抑新学乎?易言之,今将仍钻研故纸,寻章摘句,守先哲之陈言以为学乎?抑将依今世科学之法律,阐天地自然之奥,探迹索隐游心事物之间以为学乎?此问题最易解答。盖学者,一以求真,一以致用。吾国隆古之学,致用既有所不周,求真复茫昧而未有见。以人类为具理性之动物,固当旁搜远讨,发未见之真理,致斯世于光明。而不当以古人所至,为之作注释自足。故今日为学,当取科学的态度,实吾人理性中所有事,非震惊于他人成效,昧然学步已也。他由上所言得出结论:所谓学界者,当为格物致知,科学的学界。而非冥心空想,哲学的学界。虽然他也明白,学之为类广矣。玄言抽象,不得谓非学。且滞心小物,聪明或有时而窒,欲纲举领挈,观其会通,非玄言抽象不为功。然而,在他看来,玄想之学,譬犹乘轻气之球,游于天空,有时亦能达其所望,而与以清明之观,然迷离徜恍者十八九也。不由科学的方法求真理,譬如乘轻气球游于天空,惛然不知方向之所在,其不堕入五里雾中者几希。然则今日言学界而稍稍侧重于科学,非过虑矣。
    针对国人以为把他国的物理、化学、植物、矿物之学学到手则科学已具的想法,任鸿隽的回答是“不然”二字。他的理由是:
    科学之道,可学而不可学。其可学者,已成之绩。而不可学者,未阐之蕴。且物物而学之,于他人之学,必不能尽。尽之,犹终身为人奴隶,安能独立发达,成所谓完全学界耶?是故吾人今日之从事科学者,当不特学其学,而学其为学之术。术得而学在是矣。
    然则其为学之术奈何?任鸿隽一言以蔽之:曰归纳的论理法是已。所谓归纳的论理法,即研究一事,首重实验,而不倚赖心中悬揣。易言之,即叩自然事物,以待自然事物之答解,而不以己意为之设解是也。他以培根高足弟子戴维用伏打电池分解水为例,对该方法加以具体阐明。他提醒人们:非其程序之足尚也;其不敢轻于自信,而必待于实际上之证明,不惮反复推阐以求一当。其求真之精神,乃足尚也。他最后的结论为:
    是故欲立学界,在进文人知识。欲进知识,在明科学。明科学,在得所以为学之术。为学之术,在由归纳的论理法入手。不以寻章摘句玩索故纸为已足,而必进探自然之奥。不以独坐冥思为求真之极轨,而必取证于事物之实验。知识之进也,庸有冀乎?此吾所以以科学的方法,为今日为学之第一要素也。
    在另一处,他特别强调,我们讲求西方学术,要提倡科学、研究科学,就是求花移根的意思——把他们的科学精神学到手。因为外国的科学创造家,是看科学为发现真理的唯一法门,把研究科学当成学者的天职,所以他们与宗教战,与天然界的困难战,牺牲社会上的荣乐,牺牲性命,去钻研讲求才有现在的结果。我们若是不从根本上着眼,只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怕还是脱不了从前那种“西学”的见解罢。(p.243)正是有感于“国之不振,国民无学”的现状,出于传输学术、振兴科学之目的,任鸿隽不仅溢于言表,而且付诸行动。他“不自揆力之不副,就休学之暇,发起《科学》杂志,将以为传输学术之机关,作起国人好学之志气。”(p.38)
    在稍后发表的“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1916年)中,任鸿隽开门见山:“一新时代之将至,必以思想变迁为之先导。人亦有言,思想者事实之母。”接着,他试图厘定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今夫思想之为物,其变幻若蜃气云雾而不可方物,其幽眇若人鬓鱼网而不可析理。人之用思想,则不出乎两途。有用于主观者,以一人之心知情感为主,而外物之条理不与焉。有用于物观者,以外物之条理为主,而一己之心知情感不与焉。属于前者,为人生之观念,为性理之启瀹。属于后者,为物性之阐辟,为理识之泉源。要言之,属于前者为文学之事,属于后者为科学之事。其介于两者之间,以谋物我之调和,求事物之真一者,则哲学之事也。是故人生思想之大剂约之,可别为三:文学也,哲学也,科学也。以此论衡,而大共可得而言。虽然,思想者人而自异。虽限于方域,断以时期,其繁赜不可规画犹自若。然以材性、地齐、政教、习尚之不同,其思想之发越,用心之结晶,常不能无所偏。他用较多篇幅议论了中国思想之历史盖文学的而非科学的,而西方思想则导源于希腊,培根之方法足变易欧洲千余年之旧思想而制造一新学术,于是19世纪特产之科学,乃浸淫固植于欧洲大陆。至此,他把西方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结如下:
    始之以旧学陈言之不满人意,继之以先知大哲之开辟新径,植人智于膏腴之区,而不以修旧起废为已足。乃其望道有见,则由竭全力以赴之,而不听玄言眇论,玩愒岁月。其结果则物观之学,既已日新月异,跻乎美盛之域;主观之学,今日所研究之问题,犹是二千年前研究之问题,曩令去此物观之学,则今日之西方,有以异于二千年前之西方乎?是未可知矣。
    任鸿隽指出,吾国学术思想偏于文学。所谓文学者,非仅策论词章之伦而已。凡学之专尚主观理想者,皆此之类也。是故经学大儒之所训诂,文人墨士之所发舒,非他人之陈言,则一己之情感而已。人之知识,不源于外物,不径于官感者,其知识不可谓真确。无真确无知识而欲得完美之学术,固不可得之数矣。是故循物极必反之例,推有开必先之言,思想之变迁,既有然矣。其变也,必归于科学。最后,他充分肯定了作为学术之科学的意义:第一,科学为正确知识之源,而正确知识之获得,固教育之第一目的也。欲得心外之物之知识,舍培根之归纳论理法,推理与实验并用,其道末由。不借径与实验,其所得之知识,非偏而不全,即茫而不析,则何以充人性之灵,而尽未学之能。今之科学,固不能废推理,而大要本之实验。有实验而后有正确知识,有正确知识而后有真正学术,此固为学之正鹄也。第二,今之科学,不当但作物质主义观而已。科学影响于人生者亦不可胜数,举凡社会之组织、人生之观念、平居养生之事、风俗习尚之节,皆因科学而生变动。生斯世也,非洽然于科学之性质与成就,而与其精神为徙,则吾人之生且不能与时境相谐和,终不免于信理之人而已,何学者之足云。(pp.112-117)
    至于如何振兴学术,任鸿隽早就提出建学校和学会:“学校也,学会也,皆建立学界之手段也,而吾谓学校尤为重要。学校萃群材于一隅,具研几之涂殊。成人之有德,小子之有造,恒必由之。”(p.9)他后来又倡言:“大凡欲振兴学术,普及知识,不外两种方法。一为实际研究,一为发刊书报。”他正是以“振兴吾国科学为目的”而创立中国科学社的,并深知其“任大责重,美成在远”。他寄望于同社诸友:“居者当为柱石之奠,行者当为过渡之舟。质言之,居国内者,当担任久远之计画,在国外者,当担任目前之发达,以待国内社友之接替。”(pp.138-139)

    (二)中国学术之敝及其原因
    任鸿隽早在1914年那两篇论建立学界的文章中,就发出“吾中国之无学界也”的警世之言。他的意思不是说中国没有固有之学术,而是说那些学术业已凋敝,不适合世界学术发展之大势,即只有气息奄奄的旧学术,而无蓬勃向上的新学术即科学。他也不是全盘否定“国学”,而且还号召留学生“必须兼通国学”。当然,他所谓的“国学”,“固非如经生老儒,钻研故纸,穷年矻矻,至死不休者”;而是指“吾学术思想之大要,历史推迁之陈迹,不可以不知。属辞比事,笔于手而出于口,所以自尽其义之术,不可以不能”。之所以要如此,其理由在于,“一则知彼而不知己,不可以为完全学者。一则留学之职在于贩彼所有,济我所无。负贩之道,在利交通。国学文字,所以为沟通彼此之具也。”
    中国无学界之说立足于中国无建设学界的两个基础——国内须承平之度,国人向学之诚。如第一事,国内承平之期,起可望乎?夫以吾国处积弱之势,外侮凭陵,不可终日。然外患之来,期病在表。善为国者,折冲御侮,未尝不可偷安旦夕。而忧危虑患之深,或且生发奋为雄之志。引为大惧者,则国内战争之不息是也。国内战争之起,可分为二类。其一则群盗无赖,鼠窃狗偷,残民以逞而无一定之目的。此其直接之害,在使民不聊生,自然消其好学深思之志。其二则佥壬在位,举措乖方,使在下之人,无旋定安居之情,有汲汲顾影之忧。则忧时爱国之士,思起而易之,此为有目的有蕲向之战争矣。所当明辨以悉者,则战争之后,其所得之效果,能如所期否也?至于分子相轨,杌陧不安,其势之成,不在种族宗教诸大原因,则必国人无学,生计凋残,人相竞于私利私害,以至此耳。于此时也,道德退舍,人欲横流。即有一二高尚纯洁之士,为之倡导率引无当也。于此之时,而为正本清源之策,唯有建设学界,以铸造健全之分子。分子既异,实质自然改观。若以此为迂阔,而欲图急功近效,攘攘不已,本实先拔,枝叶尚何望哉?如第二事,国人向学之诚则何如?科举时代无论矣。自改设学校以来,教育为兴,学制未善,国内尚无名实相副之大学。必不得已,求未来吾国学界之代表者,其唯今之留学生乎。然前清季年,以考试囮留学生。彼时留学生之心,一科举之心也。改政以还,考试之制度废,而留学生有疑失此无以为出身之路者。彼其视数万里外之负笈,曰以谋一己之荣利而已。故方其学也,不必有登峰造极之思,唯能及格得文凭而已耳。及其归也,挟术问世,不必适如所学,唯视得钱多者斯就之已耳。即便囊橐数年之讲章实习以归,而又张冠而李戴,削足以就履。改革以还,吾国士夫,竞言建设矣。故其目光所及,唯在政治。于学界前途,未尝措意。岂唯未尝措意而已,方且毁弃黉舍,放锢哲人,铲绝之不遗余力。侈言建设而忘学界,是犹却行而求前也。(pp.3-9)
    任鸿隽对中国学界之凋敝和弊端了如指掌。他明锐地洞察到:国人失学之日久矣。不独治生楛窳,退比野人,即数千年来所宝为国粹之经术道德,亦凌夷覆败,荡然若无,民生苟偷,精神行质上皆失其自立之计。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矧其在今之世耶。他也深知:夫徒钻故纸,不足为今日学者,较然明矣。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p.18)在与西方学界对照之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吾国学界,尚自有沉痼废疾,不刬之去,新机将无由生。痼疾者何,好文之弊是已。夫徒学文字之意何以不足为学,以其流于空虚,蹈于疏漏,浸文字乃无意义之可言。吾国不但学不如人,即文亦每下愈况,以所重者徒在文字而无实质以副之故也。以愈重文,乃愈略质;以愈略质,文乃愈敝;凡吾国学术之衰,文学之敝之原因具是矣。……不悟为学本旨,不能在文,以能文为为学之唯一目的,兹吾国学术所以无望发达也。(p.87)
    任鸿隽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评价是“晦塞已极”,对中国旧学的评价是:“其最腐败最无用之制艺、试帖无论矣”,即便“经史子集之学”,也“不过专以钻研陈言为务,即有所得,不过古人之糟粕,无有新知识可言。”(p.88)由此可见,他对中国学界深层之敝的揭示可谓洞若观火——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字句,而就其精神实质观之的话。
    任鸿隽对中国学界的治学之法亦不以为然。他说:吾国挽今言训诂之学者,如顾林亭戴东原王念孙张太炎之俦。尚左证,重参谂,其为学方法,盖少少与归纳相类。惜其所从事者不出文字言语之间,而未尝以是施之自然现象。至关天然事物之理,则老师宿儒,开口辄多可笑者。夫学问之道,固随世运为转移。以今日真理开发,物无隐情,而例数十百年前之思想言论。其为可笑固宜。吾国二千年来所谓学者,独有文字而已。而文字之运,又递降浸衰,每下愈况。古之时文与道合,今之时文与道分。而与所谓道者,又冥心牵索,千年而未有获也。近人精于文字者可以为艺人,而不可以为学者。近世中国舍文人外无所谓学者也,此吾所以谓今日中国无学界也。(p.13)
    任鸿隽的这些清醒认识——尤其是中国有艺人和文人而无学者的见解——来源于他对中西学术相异点的洞见。在他的眼中,相异之要点有二:第一,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所谓道者,虽无解释可凭,但常与功利对举是已。执此以观西方学术,则以其学为不出于功利之宜。不知西方科学,固不全属物质,其大共唯在致知求真,初非有功利之心而后为学。第二,西人得其为学之术,固其学繁衍滋大浸积而益宏。吾人失其为学之术,固其学疾萎枯槁,浸衰以至于无。所谓术者何?以术语言之,即所谓归纳的方法,积事实以抽定律是也。以近语言言之,则斯宾塞所谓“学事物之意,而不学文字之意”是也。盖自培根创归纳之法,西方为学之本,一趋重于事实。其所谓事实者,乃自观察印证以得之,而不徒取诸故纸陈言。故西方为学之术,其第一步,即在搜集事实。吾国古人为学之法,言格物致知矣。此说但存其目而无其术。以上两端,盖就根本上祛吾人胶己之惑,以明科学之入神州,为知识革命上不可少事。(pp.85-87)
    其实,任鸿隽早在1914年就开出了救治中国学界凋敝和弊端的良药: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p.16)为唤醒国人,启迪学人,他不厌其烦地把中国学风与科学的方法、态度和精神相对照,阐明前者之陋与后者之优,以期引起人们重视科学,引进新学,并补苴和改造旧学。他在论述了崇实、贵确、单简等为内涵的科学精神后,立即揭露神州学风与之若两极之背驰而不相容。不拔而去之,日日言科学,譬欲煮沙而为饭耳。神州学风不利于科学者有三:一好虚诞而忽近理。譬如,阴阳五行之说即属此列。二重文章而轻实学。承千年文敝之后,士唯以虚言是尚。雕文琢字,著述终篇,便泰然谓“绝业名山事早成”,而无复研究事实考求真理之志,即晚近实验之学,输入中土,读者亦每以文章求之,以是多不为人所喜。夫“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三笃旧说而贱特思。从事科学者,非但服习古人之术,亦不敢以古人之言为可信而足也。乃观吾国持论者则不然,发端结论,多用陈言。然怀疑不至,真理不出,学术风俗受其成形而不知所改易,则进化或几乎息。他郑重指出:“学子暖姝,思想锢蔽,乃为科学前途之大患。”(pp.73-75)
    任鸿隽把科学看作是东西两方学术思想分界的根源。与科学相比,专事立想、不求实验的中国学术又生出几个大弊病。简略说起来有四:1)因为不用耳目感官的感触,为研究学问的材料,所以对于自然的现象,完全没有方法去研究。既没有方法去研究,所以对于自然的现象,只有迷信的谬误的知识,而无正确的知识。中国古来的学者尽管把正心修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讲得天花乱坠,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如日食彗星雷电之类始终没一个正当的解说,其病是偏而不全。2)既然没有方法去研究自然现象,于是所研究的,除了陈偏故纸,就没有材料了。所以用心虽然狠勤,费力虽然狠大,结果还是剿说处同的居多。近来我们的朋友,狠有表彰汉学的科学方法的;其实他们所作到的,不过训诂笺注,为古人作奴隶,至于书本外的新知识,因为没有新事实来作研究,是永远不会发现的。其病是虚而不实。3)用耳目五官去研究自然现象,必定要经过许多可靠的程序和方法。如观察、试验、推理、证明等,处处皆须有质量性质的记录,使它确切不移,覆图可按。专用心思去研究学问,就没有这些限制,其病是疏而不精。4)既没有种种事实作根据,又没有经过科学的训练,所以有时发现一点哲理,也是无条贯、无次序,其病是乱而不秩。任鸿隽指出,自然科学研究占西方学术界的大部分,而科学研究的影响也使西方其他学术受了科学的洗礼,辟开了一条新路,有成立的价值。(pp.240-241)
    任鸿隽在1915年勉力创立中国科学社,就是为了使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30年后,他在纪念会上讲述了当年组织学会、提倡科学的两个理由:
    科学的应用虽然表现于许多物质上的发明,科学的本身却是学术思想的系统,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根本移植过来,才能使科学成为我们学术的出发点,方能使科学与其应用在我国发荣滋长。这是我们提出科学这个题目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感觉人类进化必须由世界各民族各尽一部分的责任,对于知识的总量各有一部分增加。若只利用他人的发明,而自己无所贡献,便是放弃责任,对于当今文明民族不免愧对。(p.572)

    (三)中国古代无科学
    在1915年发表的一篇专文(pp.19-23)中,任鸿隽论述了“中国古代无科学”的命题。他是从科学的定义入手立论的:“科学者,知识而有统系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知识之分部别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知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以此定义衡量中国古来之学术,他表明其中自然不能有科学。其理由在于:
    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知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此之不能有科学不待言矣。即吾首出庶物之圣人,如神农之习百草,黄帝之创算术。以及先秦诸子墨翟、公输之名物理机巧,邓析、公孙龙之析异同,子思有天圆地方之疑,庄子有水中有火之说,扬己者或引之以明吾国固有之长,而抑他人矜饰之焰。不知凡上所云云,虽足以显吾种胄之灵明,而不足证科学之存在。何则,以其知识无统系条贯故也。
    任鸿隽是以近代科学作为准绳来衡量的,难怪他认为欧洲之有科学,三数百年间事耳,即吾国古无科学,又何病焉。在简要地回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之后,他明确指出:“是故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任鸿隽的这一结论显然深受皮尔逊的影响,因为后者在他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中极力强调:“科学方法是我们藉以达到知识的唯一道路”,“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 。在任鸿隽看来,科学方法一曰归纳法,一曰演绎法。二者之于科学也,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两翼,失其一则无以为用也。但是,他还是强调以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这是因为,归纳法者实验的也、进步的也。不由归纳法,则虽圣智独绝,极思想之能,亦不过取给于一时,未能继美于来祀。而吾国学者,其病端不在恃官感而恃心能,其钻研故纸高谈性理者无论矣,乃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日;颜习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彼固各有所得,然何其与今之研究科学者殊术哉。此吾国之无科学之大原因也。
    翌年,任鸿隽考察了中国四千年的学术思想史,断定其是文学的而非科学的。他这样写道:神州学术,于晚周号称发达。然九流皆出王官,则亦历史的滥觞也。诸子古书,间有陈述器数物理者,虑多取之方策,非参嵇事实循序剖析而得之。秦汉以后,人守一经,发言论事,必以古义为依归,则历史的文学,于斯为盛。魏晋之间,清谈转盛,其思想所托,率依一人之情感为主,而客观格物之意少。其文学则渐趋骈俪,乃至重文词而贱思想。唐以后文学返古,思想则不出乎历史的范围。宋世则有理学,别开生面,然其讲学之旨,主静存诚,杂糅禅宗。所扬榷者心理之精微,其事盖等于天空之鸟道。虽于哲学上不无一席位置,于物理之推阐,犹是千里万里也。自元以后,异族迭主,民坠涂炭,救死不暇,其思想之无进步,又不待言。他于是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
    综观神州四千年思想之历史,盖文学的而非科学的。一说之成,一学之立,构之于心,而未尝征之于物;任主观之观察,而未尝从客观之分析;尽人事之繁变,而未暇究物理之纷纭。取材既简,为用不宏,则数千年来停顿幽沉而无一线曙光之发现,又何怪乎?(p.113)
    1922年,任鸿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之发达何以不于东方而于西方?他以为此答解求之于精神上有两端,而求之学术上只一事:
    所谓两端者,一曰避难而就易,一曰忽远而图近;所谓一事者,曰未得方法而已。人皆谓科学之不发达,由于为学者凑于空虚无用之理论,而未尝从事于事实之研究,而吾独曰避难而就易;盖搜集事实之难,不如徒骋空论之易为也。人皆知科学家之流弊,在于繁琐破碎,不知远大之规,而吾独曰忽远而图近,为科学不发达之一原因;盖科学家之目的,在发明天然界之真理,非规规于目前功利者所能为也。唯其然也,故科学方法,无由发生。科学唯重事实,故有观察、试验诸方法,不但于搜集事实,且于事实之真确,三致意焉。科学唯重在求真理,故有分类、推论、假设、证验诸方法,参互为用,有一不合者,则其学说不能成立。以无此精神,故无此方法;以无方法,故科学无由发生;然则科学之独荣于彼而偏枯于此,非无故也。(p.247)
    35年后,任鸿隽再次分析了中国长期以来缺乏科学的原因:一缺乏科学方法。所谓科学方法,不但仅能观察现象,推论结果,而且要经过分析、推理、实验证明等步骤,然后成立结论。道家虽然也观察天然现象,有时也观察物质的变化,如在金丹术中所表现的。但他们没有系统的方法,自然得不到可靠的结果。二急于追求应用。如阴阳五行之说,在原理还未正确成立以前,已被用来做求仙、占星卜卦、风水等技术,成了书中所说的“假科学”,再要走上科学的道路自然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教训,似乎值得我们注意。(p.660)其实,他早在1916年就揭示出所谓阴阳五行之说的“好虚诞而忽近理”的假科学本性。他说:自箕子以《洪范》陈教,所言多五行阴阳之说。而古人重祀崇鬼,祝宗卜史,列为专官。转相附会,遂成阴阳家之言。周末齐稷下之士,尤善煽唱。秦火以后,今文家说盛于西汉。五行胜克阴阳生死之说,羼满经籍。遂若世间于可察可觉之一切现象外,别有一不可思议之物,为世间一切物变之主宰。而究其所谓五行之说,以统物质,则匏落不切实际,以诇世变,则纠绕而不近物情。盖于人之知识智慧,两无取也。夫润下何能作碱,炎土何以作苦。于至浅近之物理,尚未体察无谬,而以为得天地自然之窔奥,不复深加研究,此所以灵明日锢而学术不进也。嗣是道家者,出而附丽之,则阴阳鬼神之说中于人心,至今为烈矣。(pp.73-74)在这方面,他与李约瑟的观点相左。因为驺衍一派的学术不但开创了阴阳五行之说,还能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所以李约瑟在他的书中,称驺衍一派为自然学派,这更给驺衍的学说加上一点科学的色彩。他回顾了五行之说的历史沿革:该说始见于《书经•洪范》,从来不作五个原质解(行是行动的意思)。大约其事起源于方士们观察四时更代周而复始,因以每一季节中最显著的现象来代表它的变化,如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之类。在这些变化中间,他们看出“相生”、“相胜”的道理,于是推到政治行为上去,以为发号施令的准则,如《吕氏春秋》的《月令》、《十二纪》是。这个学说,到秦汉以后更渗透在儒家的思想中,继续发展,如汉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推阐得极其完备,后来不但一个新朝代的替代要用五德递嬗的道理来捧场,就是一切思想行为也要用五行生克的话来解释,如《皇帝内经》《灵枢》《素问》关于人体生理病理的说明,虽然不少经验的事实,但都被五行学说弄得迷离徜恍,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了。他最后的结论是:
    五行的观念,一开始就没有五种原质的意思,至多只能说它代表五类现象的关系。从现象去求它的原因,可能导致牛顿-笛卡儿式的科学因果论;从现象去求其关系,甚至只能成为哲学的系统,有时甚至于成为反科学的系统,这便是道家的五行学说了。它不但不能引上科学的道路,而且阻碍了科学的进展二千多年。李约瑟教授虽想拿二十世纪的生机论观点来为之平反,其如不符历史事实何!(p.659)
    任鸿隽还从人的态度、心理、癖性等深层内心结构探析中国古代无科学的原因。他赞同闵仁先生的看法:西方人的人生态度,是老实、直率、负责、认真、有恒、肯干等等,结果是征服天行以归人用。中国人的态度,是油滑、懒惰、苟且偷安、因陋就简、不负责任、专捡便宜,结果是穷病交加,饥寒并降,不困灾荒,便苦盗贼。总而言之,西方人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因为科学必须要真实),它的结果,便是科学的出现、发达与其民族的繁荣昌盛。中国人的态度,是反科学的态度(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虚伪偷巧),结果不但没有科学发生,而当前的种种灾难,也就由之而起。(p.473)在任鸿隽看来,要追踪欧美人的科学,必须先追踪他们的心理。所谓心理,也就是对物处事的态度和习惯。这种态度习惯在待人接物上也许不容易看出它的效果,但用在求学上便直截了当地产生出东西两个不同的世界来!譬如说:
    欧美人好实在,中国人喜空谈。唯其实在,所以他们常常在事实上做学问;唯其空谈,所以我们只在故纸中过生活。欧美人好认真,中国人喜偷巧。唯其认真,所以力求精确,一丝不苟;唯其偷巧,所以马马虎虎,一事无成。欧美人最积极,中国人常消极。唯其积极,所以他们能努力向前,征服自然;唯其消极,所以我们只知憔悴呻吟与天然势力之下。总而言之,欧美人的态度习惯,先是科学的(因为科学必须实在、认真、积极),得以有科学的结果。中国人的态度习惯,先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国人喜欢空谈、偷巧与消极),又何怪科学不出现于中国呢?(pp.494-495)
    任鸿隽也从偶然性的角度探讨了科学何以未在中国发生。他说:一种学问,何以忽然于某时代某民族之间发生,而于他时代他民族之间则否,则大部分要看民族的特殊心理,或者可以说民族的癖性temperament,小部分要看偶然的机运。所谓癖性,是指老实、认真、积极肯干等等;所谓机运,便是指的偶然有一两位哲人大师,开了一条为学的大路,可以让百千后学循着前进,如像到了新大陆,宝藏无穷。东方大师所指给后学的途径,是向社会上讨生活,是谋一个人的独善,是向内发展的,所以他的限度不久就达到了。西方大师所指给后学的途径,是探讨自然界内的奥妙,是征服天然,是向外发展的,所以他的领域正在逐日扩大,绝不见有一个止境。自然,成功复召成功,这种探讨自然征服天行的态度,渐渐地也应用到一切社会问题上去,那便成了目下的世界局面。不过,探本溯源,我们不要注意到普通一般的态度、心理,而忘记了这些新方法新论理的起点——这就是科学的种子。(pp.474-475)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确切回答,取决于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或衡量科学的标准。在这方面,任鸿隽的求解无疑对我们有所启示。现今的一些所谓研究者在论述该问题或与之相关的问题——如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时,不首先厘清关键概念,也无视或懒于研读前人的研究成果,目空一切,夸夸其谈,还自我感觉良好。其实,他们即使站在上世纪初的前人面前,也不过是侏儒而已。这种坏学风不寿终正寝,中国的学术难得跨出哪怕是一小步。

    (四)论知识和常识、发明和研究
    任鸿隽熟悉古希腊和近人(如皮尔逊等)的知识论,他给知识一个简明的定义:知识是解决环境困难的工具。在他看来,人类的知识,浅自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深至舟车宫室,驭气使电,粗自祈神求鬼,拜日占星,精至算日食,报天气,测定彗星的轨道,无不是为解决环境困难的工具。(pp.331-332)他把知识视为人类进步的原因和标识:人类之所以进步是由于知识的进步(p.429)。
    受到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知识进化三阶段论——神学时代、玄学时代、科学时代——的启发,任鸿隽在《科学概论》一书(1926年)中把知识进化分为三个时期。1)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知识,不在乎明白事物的原理,而在乎求知事物的意志。野蛮人和中古时代的人,把自然的现象,都认为有人为之主宰,便是一例。此时期的人,自己以为对于一切事物都有绝对的了解,其实完全是错误,所以为迷信时期。2)经验时期。这个时期的知识,已经不管事物的意志了,但就自己的经验知道事物与事物之间有多少关系。这些关系,知道的容许极不完全,并且有时还可以加些玄渺的解释,故孔德称之为玄学时代。不过我们要晓得此时期的知识,把单独主宰者的观念放弃,而求解释于各个自然的力量了。易词言之,就是人类自己的经验,实际上占了知识的重要部分,故我们称之为经验时期。3)科学时期。在此时期,我们晓得利用人类的经验,发明事物的原理,比较经验时期又高出一层了。这个时期的知识,都是根据于事实的,而且都是各种事实必然的关系。所谓事实的解释,不过一个特殊的现象与一些普通事实关系的确定而已。这种关系一经确定后,不但可以解释当前事实的情境,并且可以预测未来事实的发生。这种知识实在是最高而可贵的。这就是科学时期。(pp.332-333)其实,早在此前数年,任鸿隽就几次这样提及了。例如,他在1920年提出:
    人类知识的进化,要经三个阶级:第一是迷信时代,对于各种事物现象,以为有鬼神主使,只是听其自然,并不知其能然。第二是经验时代,对于各种事物现象略知其因果关系,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三是科学时代,于各种事物现象,不惟能明其因果关系,并且明其原理与主动之所在。(pp.219-220)
    在1922年他这样写道:人类知识之发达,第一为迷信时代。是时人智狉僿,思想幼稚,于一切天然现象,如日月星辰,雷电风雹,山崩川竭,疾病天疠诸事,皆惊其神奇,而不知求其原理;甚则谓冥漠之中,有人主持其事,非平常人力所得左右,此神话所由出,而迷信所从起也。第二则为经验时代。此时人类知识虽未十分进步,而能利用前次经验,为减少将来困难地步。于是有耕织之务以御饥寒,医药之术以治疾病,凡关系天然及人生之事物现象,虽不必明其原理,而能积累经验之所得,以为趋利避害之助。比较迷信之时代为有进境矣;以云知识之发达则未也。第三为科学时代。科学之为用,又分三阶级:一在搜讨事实。凡一切事物之现象,为科学所欲研究者,皆先之以观察或试验,以期得正确明了之事实。二在发现关系。既有正确之事实,更由诸事实中,发现常存之关系,于是各事实之因果明,而所谓自然律者,于是出焉。事实关系研究至此,始得为正确之知识。三在应用此律以解释自然界之现象,以见此律之正确而为普遍真理之一部分。科学时代之异于迷信时代无论矣,即视经验时代,亦有不得同日而语者;一则科学者,不唯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二则科学者不唯于既知之事物,知其所以然,且于未来之事物有发明其所以然之能力。故自有科学而后人类知识,得确固不拔之基础,亦自有科学而后人类知识有发达无穷之途径;近世纪之所以异于前世纪者,科学为之也。他认为,迷信时代为原人社会所必经,今文明进化诸种族,大半已脱离此阶级矣。经验时代,本已含有科学之萌芽,特以思想之途偶流偏枯,或方法一面未臻完善,或以社会种种情形,足以造成保常守固,因陋就简之习惯,遂使经验时代常留下去,而科学时代之曙光,无由发现。(pp.245-246)
    任鸿隽探讨了知识的要素和进化的条件。他接受了英国科学哲学家惠威尔思想,认为知识的构成要素至少有两个:
    一是事实,一是观念,事实是由外物的观察得来的,观念是由心内的思想得来的。观察是属于官觉(sense)的,思想是属于推理(reason)的。但观念必须根据于事实,事实必须系属于观念,这两个要素,须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同时并用,方能得到真正的知识。若偏于一方面,不是失之零碎,便是失之空虚,知识既不完全,进化亦因之阻滞了。
    他进而指明,知识的进步,是要看这两个要素是否调剂得当而定的。他把知识的要素与知识的进化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可以说,迷信时代是偏于观念的,经验时代是偏于事实的,至于观念与事实的正确与否,又另外是一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知识的某一要素,占领人们思想特别的多,就可测量某时期知识的程度。
    说到这里,任鸿隽提出一个问题:在人类思想史中有一时期,知识完全陷于中止不进的状态,例如中国的秦汉以后,欧洲的中世纪,又是什么原因呢?他的回答是:自然是因为缺乏求新知和真理的精神与勇气,但是这个时代思想上却有以下几个特征。1)尊崇古代。他们以为世间道理和事物,都被古人发现完了,知道尽了。凡是古人留下来的,都是好的。凡是古人所没有的,都不必再去探求。这种观念,在西方是宗教传说的结晶,而我国的道学家,“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是这个精神的表现。2)依赖陈言。崇古的结果,就是以古人的思想言论为求学的唯一目的,决不敢自开生面。他们是古人意见和书本的注释者,不是自然界的说明人。诚然,在道德、美术、文学方面,古人的意见和言语是不能完全不顾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意见就是实际,而留贮人心的思想感觉,也就是我们工作的原料。但在科学知识方面,我们的书本,乃是自然界自己。我们要以观察代阅览,以试验代注释,以归纳代批评,以发明家代绩学者。3)固执成见。由依赖陈言到固执成见,可以说是自然的步骤。他们自己带上古人的羁轭不以为足,还要众人一齐带上。他们在某种“天经地义”的书中发现所有的真理,于是不许他人再发现任何真理。他们一方面是暴君,一方面仍旧是奴隶。最明显的例子是,宗教创世说盛行的时候,许多科学上的真理,都因为与《圣经》不合而被摈斥。4)观念混淆。有了上面种种原因,于是观念混淆就成了自然的结果。一是用语的混乱,二是用意的混淆。(pp.334-338)
    关于知识的起源,任鸿隽指出,哲学史上谓有得于推理(rationalism)者,如算术、几何之定理;有得于实验,如水热至百度则沸,冷至零度则冰,此知识无名学上必然之结果,则有待于实验得之。欲得心外之物之知识,不借径于实验,其所得非偏而不全,即茫而不析。(p.116)他在另文中道明,哲学上关于知识起源论的派别指不胜屈。两个极端学派一为理性派(rationalism),一为实验派(empiricism)。那理性派说,世间一切现象的真际,是不易懂得的,我们要是靠了五官感觉去求真知识,最容易为它们所骗。反而言之,我们要是用心中的推理去求真理,倒还靠得住一点。那实验派说,世间的知识原有两种,一种是理想的知识,如几何、算术等是。一种是物观的知识,如物质世界的现象,我们不能不认其有客观的存在。要研究这些客观的现象,除了用五官感觉,实在没有它法。属于第一派的哲学家,就是柏拉图(Plato)、奈不理慈(Leibnitz)、石宾洛渣(Spinoza)、笛卡儿(Descartes)、黑格儿(Hegel)、康德(Kant)一流人。属于第二派的,就是培根(Bacon)、洛克(Locke)、休姆(Hume)一流人。而科学的起源,实由实验派的主张,为正确知识的哲理上的根据。(193页)后来,他又列举了知识性质和起源的四种学说:实在论(realism)、观念论(idealism)、经验论(empiricism)、理性论(rationalism)。他在注释中对其做了说明:
    实在论是说我们的知识就是实物的拓本,观念论是说我们于实物的存在与否,无从得知,我们的知识,不过是心中各种观念的集合而已。这两种都是解释知识的性质的。经验论是说感觉为一切知识的起源,因为集感觉而为经验,集经验而成知识。理性论是说真正的知识必根据于原理,而原理不是感觉所能得的。这两种都是解释知识的起源的。(pp.331,339)
    有趣的是,任鸿隽还涉及到正知识和负知识的概念。他说:近世学者分知识为正(positive)负(negative)两种。凡知识只有价值者,界属于正者也。凡知识之正者,界根于事实者也。反之,知识之纯出于理想者则归之负。负知识之价值不得与正者同日而语,固彰彰甚明。(p.71)
    在任鸿隽看来,知识的的确确可以作为生物进化的代表,人类求知的倾向实在是生物进化的一大动力,而科学知识是知识进化的最系统、最高级的类型。他说:科学是近世西洋文化的一种特产,科学是知识进化的最高级。(pp.323-325)科学知识所以异于它种知识者,不仅在于征实,而尤在于合理(p.216)。只有科学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即是说科学的知识是经过严格方法的整理和众多经验的证明的。所以这种知识可以作为格物穷理的本源,也可以作为利用厚生的根据。(p.546)关于科学知识的起源,大概有两个动机:一是实际需要,二是好奇心。人类在自然界中竞争生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能战胜天然的就得生存,不能的便就灭亡,这是所谓物竞天择的公例,人类是不能独外的。我们用什么战胜天然,不消说,是利用天然的知识。换句话说,我们有许多重要的知识,都是由实际需要驱迫出来的。但是,实际需要是外面的压力。仅有外面的压力而无内部的发展力,知识也是不会进步的。所谓内部发展力,就是好奇心。好奇心可以说是进化民族的一种天性,是不待勉强而且不能抑制的。当人类初在世界有了自觉的时候,看见自然界森然万象,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山停水逝,鸟语花放,哪一件不可使他起一个不可思议的思想?因为有了好奇心,对于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才要去求一个答案。这答案的形式,不出两途:一个是何故(why),一个是何以(how)。(pp.325-326)任鸿隽表明,科学真理浩如烟海,凡具有文化之人类,即有向此烟海探求奥藏之义务,而且生存竞争,演而愈烈,凡生存繁荣之民族,必与其发现此奥藏之成绩为正比例。此真理朗列吾人目前,无论对于科学为崇拜,为怀疑,均不能加以否认。(p.538)
    关于科学与常识的关系,任鸿隽认为二者并非判然两物——科学与常识只有程度之分,而无性质之别,科学是建设于常识上面的。但是,科学知识与常识也有不同之处:一是它的精确程度,二是它的因果关系,三是它的有统系的组织。所以科学与常识,虽然不能绝对分开,却也不能说没有上下之别。他赞同赫胥黎的话:“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科学家也不过是有常识训练的普通人。”他进而表明,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其意是:这种训练不专属于某种科学,而为一切科学所应有。不但如此,这种精神,不但是一切科学所应有,即是平常处事,若就最妥当的办法而言,也应该如是,不过平常的人,是否人人都有这个常识,是一个问题罢了。(pp.350-353)
    任鸿隽对发明与研究也做了探讨。在第一篇论“发明与研究”的文章中,他把发明看得相当重要:僿野而文明者,其必由于发明乎。所谓进化程度之深浅,特此发明多寡之表征而已。发明绝,则进化或几乎息,而失所以为人之具矣。他认为,上古发明之所由起,解之者不出二途。其一,谓草昧之世,浑浑噩噩,有天纵之圣者出,神明独运,左执造化之橐籥,右开浑沌之窍奥,而正德利用厚生之事,于是出焉。其二,则以为大凡发明之事,皆得之偶然。创作者特利用当前之经验,以开后此之利便。由第一说,发明之事不可视以为易。由第二说,发明之事不可狃以为常。则发明之寥寥,与人类进化之迟迟,无足怪也。然近百年间之所发明,远跨乎有史以来数千年而上之。若然之,非今人之智突过前人,亦非今人承天眷佑,所遇之幸运独夥。盖有其发明之术焉。发明之术者何?曰“研究”是矣。执环枢以临无穷,而后造物秘藏之奥欲遁而不得也。研究之性质大别之又可为二。一曰科学之研究,其目的在辟启天然之秘奥。一曰工艺之研究,其目的在驾驭天然以收物质上之便利。细别之,属第一类者,可称之为发现(discovery)。属第二类者,可称之为发明(invention)。发现与发明为用不同,有待于研究又同也。今人以为发明之事,皆得之偶然,而无所用其苦思力索,此大误也。非孜孜兀兀好学不倦之士,断不克遇此种偶然之事,即遇之亦将熟视无睹。且偶然之发现,不过如抽丝得绪,求雏得卵,为一种隐微之表示而已。其今之发明,皆先具其意,乃进而求达此之术。此术无它,即由科学律例,据已知之事实,而定解决实际问题之法是矣。故发明有待研究,而研究又待于历久之积力。(pp.143-147)
    在第二篇论“发明与研究”的文章中,任鸿隽对发明的界定似乎扩大了,把科学和技术的创造均冠之以“发明”——依我之见,“科学发明”之语要比“科学发现”确切,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科学概念和原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它们远离感觉经验,并不能从观察和实验中归纳出来 。他先给发明下了如下的定义:
    发明者,由其所已知及其所不知,由所已能及其所不能之谓也。……吾所谓知不知、能不能,就人类智能之全量言之也。于人类智能之全量有所增益者,始得谓之发明。据此为准得可以为发明之表征七事如后。(1)由觉察而得新观念。(2)由观察而得新事实。(3)比较两事实而得其同异之点。(4)比较两论点辨其同异。(5)分析一复杂之概念,得其较新而简者。(6)联合二个以上之观念而得一新观念。(7)应用已有之知识,变不可能者以为能。
    他针对上述七事,逐一列举科学发明事例以作佐证。然后,他转而定义研究:研究者,用特殊之知识,与相当之法则,实行其独创且合于名学之理想,以求启未辟之奥之谓也。研究之表征,亦有二事如下:(1)研究必用观察与试验,其结果必有新事实之收集。(2)研究必于搜集之事实与观察所得之现象,加以考验,使归于一定之形式,而成为新知识。由此观之,研究与发明,于次则有首末之殊,于律则有因果之别,而实具有一不易之鹄,作始之点焉,则所谓新事实是也。当向此鹄而行,则谓之研究,及其既达此鸪,则谓之发明。研究之事,经纬百端,极其作用不过两事:一曰观察,二曰试验。(pp.154-157)任鸿隽对科学的定义即囊括发明和研究在内:
    科学者,发明天然之事实,而作有统系之研究,以定其相互间之关系之学也。(p.171)

    [

    参考文献

    ]
    关于任鸿隽的生平、贡献和年表,请参见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村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71-771页。以下引用该文献时只在正文注明页码。
    K. 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75,15,9-12页。该书译自The Grammar of Science 1892年第1版,任鸿隽研读和在文章中引用的是1911年出版的第3版,即 Karl Pears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 Part I: Physics, Thir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Adam and Charles,London, 1911;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11.第3 版对与第1版相同的章节仅做了个别词语的修改。
    《科学发现集》,李醒民等主编,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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