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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论任鸿隽的科学观

    来源:网络  时间:2017-07-01 15:39:00

       [摘 要] 任鸿隽是中国研究和传播现代科学观的最著名的先驱和成就卓著者之一。本文围绕他关于科学的本性和分类、科学的功能或价值、科学与社会、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促进科学发展的途径等议题,比较全面地评介了他的科学观。我们从中可以汲取历史的智慧,获得现实的启示。
    [关键词] 任鸿隽 科学观 中国现代科学史 批判学派

    任鸿隽(1886-1961) 是中国现代科学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也是在中国研究和传播现代科学观的最著名的先驱和成就卓著者之一。他的业绩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有关“科学论”(science studies)思想至今还具有启迪睿智的魅力。
    任鸿隽早年留学美国(1912年12月至1918年10月),深受西方学术思想和科学思潮的熏陶。当时,以马赫和彭加勒为首的批判学派 的新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正风行世界,任鸿隽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可以肯定,他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有证据表明,他从皮尔逊和彭加勒之处受益良多,因为他在留美期间,研读了新出版的皮尔逊的经典名著《科学的规范》 和彭加勒的经典名著《科学的基础》 。因此,在他的诸多观点和论述中,明眼人不难发现批判学派思想铭刻的痕迹 。
    作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现代科学观念的首倡者,任鸿隽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时,中国科学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一)国人对科学的认知
    在任鸿隽赴美求学时期,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国人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之本身,可以说基本上或无知不解,或漠不关心。难怪任鸿隽在1914年发出“吾中国无学界也”(p.3)的惊呼和哀叹——他把科学也视为一种学术,科学界自然属于学界的一部分。他回忆起在中国科学社创立(1915年)之时,学科学的人寥寥可数,懂得科学思想的人更是绝无仅有(p.721)。他当时看到,“国人未尝有科学之需求,……非不需求也,实不知需求耳”(p.39)。在他刚刚由美国返回上海时,他发现国人对科学有三种误解。第一种是说科学这东西,是一种玩把戏,变戏法,无中可以生有,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讲起来是五花八门,但是于我们生活上面,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对科学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拿来当把戏看还可以,要当一件正经事体去做,就怕有点不稳当。他们心中的科学家,也就和上海新世界的卓别林,北京新世界的左天胜差不多。第二种是说科学这个东西,是一个文章上的特别题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他们想,讲科学的就和从前讲实学的一个样,不过做起文章来,拿那化学、物理中的名词公式,去代那子曰、诗云、张良、韩信罢了。这种人的意思,是把科学家仍旧当成一种文章家,只会抄后改袭就不会发明;只会拿笔,就不会拿试验管。第三种是说科学这东西,就是物质主义,就是功利主义。所以要讲究兴实业的,不可不讲求科学。物质和功利过于发达的德国,终不免于一败,就是科学要倒霉的朕兆。那科学家也不过是一种贪财好利,争权徇名的人物。(pp.179-183)诚如任鸿隽所言:“顷者身入国门,与父老兄弟相问切,然后知承学之士,知科学为何物者,尚如凤毛麟角。是真吾人数年以来,抱献曝之忱殷殷内望所不及料者也。”(p.190)
    直至“科玄之战”(1923年)之时,即使在中国思想家当中,一小部分人对于科学之真义犹不免有所误会。故对于科学之价值,遂不能不加以怀疑。其所以有此现象,正以科学研究尚未深造,故于科学真意,动觉隔膜。(pp.309-310)在1927年悼念故友胡明复的讲话中,任鸿隽痛数我国学问的幼稚和人才的堕落(p.394)。他在1933年固然承认,最近十数年来,经国内学术言论界之一致鼓吹,国人益知科学之重要(p.480),然而仍在次年如实指出:目下的中国,提倡科学的声浪,虽然是甚嚣尘上,但是科学是什么恐怕还没有真正的了解(p.506)。
    在包括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格物致知,利用厚生)同人的不懈努力下,在其机关刊物《科学》(创刊于1915年月,它的目的是提倡科学,传播新知)的大力鼓吹下,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逐渐起了变化。在1943年,任鸿隽已经看到:“科学”二字在一般人心目中已成普通常识,而科学化运动尤可谓集科学蔚为常识之大成。此与以“格致”二字代表科学之意义已不可同日而语。盖言格致犹近于以中印西,言科学乃代表一种新精神新态度也。此外,科学研究机关之成立,科学家人数之增多,各种科学杂志及专刊之出现,殊不容吾人忽视。要而言之,我国科学界在以往三十年间,已骎骎入世界学术之林,而非以负贩他人之所得为已足。(pp.564-565)到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1945年,他感到科学在中国,已到了枝繁叶茂的境界,而不是30 年前的孤掌难鸣的情形了(p.572)。
    这一转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显然,任鸿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他不仅身体力行,扮演了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虚心学习和潜心研究,并用他那充满睿智、洋溢激情、文采飞扬的文字,把崭新的现代科学观传播给知识界,普及到公众中。鉴于我已就任鸿隽的科学观的某些内容(如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等) 作了一些探究,本文的侧重点自然要放在未论及或少论及的方面。

    (二)科学的本性和和分类
    任鸿隽深得皮尔逊和彭加勒关于科学的真谛,他也把科学看作是学术、知识、思想乃至智慧层面之事,而不是视为物质、功利、器械、文字之事。也就是说,他看重的是科学的形而上的本性,而不是属于科学之应用的形而下的东西。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p.6)这简单的一句话,完全可以代表他对科学的最早(1914年)看法——这一观点贯穿在他的整个一生。他自始至终反对“欲以工业代表科学”的做法,力图“还科学于学术思想之域”(pp.52-53)。他一而再地倡言,“科学之非物质的、功利的,则当于理性上学术上求科学矣(p.69)。他在返国后矫正国人对科学的三种误解时,一说科学是学问而不是技艺。形下的技艺都是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体则与形上的学同源。二说科学的本质是事实而不是文字。东方文化所以不及西方文化之所在,也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科学家是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讲究观察和实验。他们面对无穷的自然界的现象和和天地间的真理,只管拼命向前,发明那未发明的事实和密藏,而不以读古人书和知道古人的发明为满足。三说科学与实业虽然有相倚的关系,但是科学与实业不是一物,实业只不过的科学的应用之结果而已。科学家并不是着眼于应用才去研究的,若如此科学就不会有发达的希望,所以我们不要买椟还珠,因为崇拜实业而把科学和科学家抛在脑后。(pp.183-185)此后,他多次重申类似的看法:科学不是器械,科学不是语言(pp.506-507);科学研究是智慧和道德平面的事,因为科学研究的最高目的不在追求物质享受,而在追求真理,故科学家不但无暇顾及身体的享乐,甚至连性命安全也可以置之度外(p.616)。正是基于对科学的本性的清醒认识,任鸿隽给科学下了这样的定义:
    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依论理方法的研究,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知识。
    他进而指出,对这个定义应该注意的三点是:科学是有统系的知识,科学是依一定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而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按照这个定义,他认为所谓科学即等于自然科学,不过有许多社会现象经过科学方法的研究,都变成了科学。(p.323)他也许是从英人丹皮尔的《科学史》中了解到,科学的范围,也是各国不同。德国的Wissenschaft 包括有自然、人为各种学问,如天算、物理、化学、心理、生理以至政治、哲学、语言在内。英文的science,却偏重于自然科学一方面,而政治学、哲学、语言等平常不算在科学以内。 (p.192)
    任鸿隽对科学分类也很留意,并认为这是对科学知识做横的解剖,从而明了科学的地位,呈露科学的大概范围。他涉及的分类是针对“严密科学”(Exact Science)和“纯粹科学”(Pure Science)而言的。他逐一列举了罗吉尔•培根、弗兰西斯•培根、边沁、安培、孔德、斯宾塞、皮尔逊、冯特、汤姆生的分类,似乎对斯宾塞尤其是皮尔逊的分类更感兴趣。斯宾塞把科学分为三大部类:抽象科学、具体科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抽象具体科学。皮尔逊也把科学一分为二:抽象科学(包括论理学、数学、统计学)和具体科学(包括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不过,又在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之间设立联络它们的应用数学,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之间设立中介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任鸿隽由此得到两个结论:科学是彼此互相关系的,不是孑然独立的;科学的范围不断扩大。有意思的是,任鸿隽在此还论及科学与伪科学——他的论述即使在今天亦有现实意义。他说:
    关于这一层,我们要注意的,不在某种现象是否适于科学研究的问题,而在研究时是否真用科学方法的问题。如近有所谓“灵学”(psychical research),因为它的材料有些近于心理现象,又因为它用的方法有点像科学方法,于是有少数的人居然承认它为一种科学[如英国的洛奇(Sir Oliver Lodge)];但是细按起来,它的材料和方法却大半是非科学的。这种研究只可称之为假科学(pseudoscience)。我们虽然承认科学的范围无限,同时又不能不严科学与假科学之分。非科学容易辩白,假科学有时是不容易辩白的。(pp.249-250,340-349)
    任鸿隽还把科学研究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遍的科学,如物理、化学上诸现象的研究;一 种是地方的科学,如各地方之地质调查,动植物之采集与调查,各地气象之测定等。前者固然是科学的根基,但是这些高深的研究在科学程度尚未十分发达的国家,势难一蹴而就。不过,真理本无国界,他人的研究结果我们一样可以利用。后者则不然,对其研究全为地方人之责任,不但他人不能研究,有时并不愿他人来代替研究。于是,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把地方的科学排序为第一,并说明这不意味着把第二类科学完全置诸脑后。(p.381)
    与上述有关思想相适应,任鸿隽特别强调纯粹学科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赞同赫胥黎的说法:吾诚愿“应用科学”之名之永不出现于世也;所谓应用科学者无它,即纯粹科学应用于某特殊问题者是矣。他进而言之:科学不为应用起也;应用者,科学偶然之结果,而非科学当然之目的;科学当然之目的,则在发挥人生之本能,以阐明世界之真理。(p.61)他虽然表示,言科学之应用无可厚非,但是科学之至于应用,则其学已大成,其研究已具备,又非徒然有取一二新知暗示,遂得以增进幸福之功也(p.210)。他指出二者的密切关系: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只有材料之殊,并无方法之别。而且许多应用都直接由纯粹科学得来,它们是分离不开的。(p.448)也就是说,“纯粹科学为一切科学应用的本源”(p.541)。也许是受到美国战时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V. 布什博士报告的影响,他在1949年5月的一次发言中说:
    据我看目前的应用科学也是不够的,在工业和生产方面,科学并没有发挥效用。等社会安定后,应用科学因其有利于生产,可以从而获利,自会有人来做。因而纯粹基本科学的研究则以无利可图必须我们尽力去提倡。其次,应用科学的发展,其收效大小也得根据纯粹科学的成就,所以不能不注意根本的纯粹科学;至于应用科学自会因时而发展的。
    因此,任鸿隽认为,发现真理和用其为人类谋福利虽然都重要,但还是应该强调多提倡纯粹科学,因为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却少人注意。(p.621)任鸿隽当年的看法至今似乎仍未过时,在物欲主义和实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值得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

    (三)科学的功能和价值
    早在《科学》的发刊词中,任鸿隽就详尽地罗列了科学有造于物质、人生、知识、道德的效用。他挥舞如椽之笔,洋洋洒洒,恣意纵横。我在此不忍心多加割舍,特引用如下:今夫吾人今日,陆行则驭汽车,水行则驾轮舟,绝尘而驰,一日千里,山陵失其险阻,海洋失其邈远,五方异族,往来如一堂者,此发明蒸汽机关之赐也。趋利赴急,片时可寄千里之书,亲戚远离睽居而得晤言之雅,则发明电力机械者之赐也。且也,机械之学,进而益精,蒸汽电力,以为原动。则一日而有十年之获,一人而收百夫之用。生产自倍。闾阎殷账。远西名邦,国富剧增,假非其人好勤远略,糜财经武,则彼社会学家所理想“去贫”之说,未始不能实现也。此科学之有造于物质者也。不宁唯是。生民之初,于天然战。其所恃者,唯是体力。洪水饥谨疫疠夭札之来,无以御之也。挽近科学大昌。风雨之变,测候既精,地形之利,相度必尽。不惟洪水饥谨之灾可免也。乃生物之理,辨极于微茫:药石之用,利尽乎金石。卫生之要,普为常识:疫疠之氛,消于比户。大耄可以坐登。寿考竟得力致。此科学之有造于人生者也。不宁唯是。科学所影响于人类之知识。当中世纪之初,欧洲大陆,有宗教迷信,唯人类知识进步之障碍。不独学说之背于教义者,莫由滋长也。乃谓听天敬神,则自然可任。桎梏人心,莫此为甚。使非科学家本其好真之心,行其求是之志,血战肉搏,与宗教争此思想上之自由,则至今犹蒙屯可也。文学复兴之后,人竞文采。科学家又主张以自然科学为教育学子之要道。今人抵掌而谈地方,伏地而拜闪电,则三尺童子,知悼笑之矣。然非得科学上之证明,究何以识地之本形,与电之原理哉?此科学之有造于知识者也。不宁唯是,科学与道德,又有不可离之关系焉。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古科学直接影响于物质,即间接影响于道德。自科学大昌,明习自然之律令,审察人我之关系,则是非之见真,而好恶之情得。此科学有造于道德者也。(pp.14-18)一言以蔽之,“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p.39)。他是这样强调科学的重要性的:
    言近世东西文化之差异者,必推本于科学之有无。盖科学为正确知识之源,无科学,则西方人智犹沉沦于昏迷愚妄之中可也。科学为近代工业之本,无科学,则西方社会犹呻吟于憔悴枯槁之途可也。科学又为一切组织之基础,无科学,则西方事业犹扰攘于纷纭散乱之境可也。吾人纵如何情殷往古,而于近代知识、工业及社会组织之进步,不能不加承认。吾人纵如何回护东方,而于西方知识、工业及社会组织之优越,不能不加承认。若是乎,东西文化及国势强弱之分界,一以科学定之,然则科学之重要,不于此而可见耶?(p.281)
    任鸿隽虽然充分肯定了科学的物质功能,但他更倚重的还是科学的精神价值——这与皮尔逊和彭加勒的思想息息相通。他1916年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致开幕词时说:“科学之功用,非在富国强兵及其他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在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p.88)他像彭加勒 一样看重科学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主张为科学而学科。他像皮尔逊 一样主要强调科学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有点过头的话:“科学的影响,完全在思想上”(p.274)。

    (四)科学与社会
    任鸿隽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今时髦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主题——他就科学与工业、农业、国防、民主、教育、文化等做了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并直接以“科学与社会”为题发表文章。鉴于科学与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另文讨论,我们先论述一下科学与前三者的关系。
    任鸿隽早在1915年的“科学与工业”(pp.52-60)一文中,就提出“工业为科学之产物”的观点,而当时国人乃未梦及科学与工业之关系。他说,今日之中国,无科学而贸然兴工业,实无异于“无本而求叶茂,见弹而求鴞炙”。其原因在于,古之工业,得于自然与习惯之巧术。今之工业,得于勤学精思之发明,须有科学以为后盾。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任鸿隽当年已经提及今日所谓的“知识经济”,并对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的原理作了新的诠释:
    十八世纪生计学始祖亚丹斯密司(Adam Smith)创“劳力即富”之说(“Labor is weath”),至今言生计者未之能易。上所谓劳力者故不徒指手足之勤而言,彼殚精竭思以治自然物理之学而发明前人未辟之秘,以成开物成务之功者,乃真能劳者矣。以劳为之种,而福世利人之获随之而至,如响之不爽于耳,影之无逃于形。今之人心之未浚也,而唯浚物之求,智之未广也;而唯广业之务。不种而思获,未施而望报,其反乎生计学上富之原理也甚矣,容有冀乎。
    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1920年)一文(pp.218-223),他提出“科学是实业之母”的命题。他通过具体事例,逐一论述了科学与实业发生、实业进步、实业推广的关系。他道明,要求科学与实业有关系,必须先要求科学家与实业家有关系。关于联系办法,他和盘托出三条途径:一是创办实业的人就是发明科学的人,两者合而为一;二是在大公司中设立实验室,请专家研究改良事业的方法;公司在大学出费设科,让校方替它研究工业问题。他还顺便涉及妨害实业的几种普遍心理障碍:求利太奢,求效太速,不能持久。在1946年发表的“科学与工业[为范旭东先生作]”(pp.601-603)中,他列举了对待科学与工业关系的三类人。有的是利用科学来做生产的工具,只要生产不成问题,科学知识是不在他计算之中的。有的是以科学来做工业的出发点,他要利用科学来改进生产的方法,增进物品的功用。在这类人心目中,科学终不免成为工业的附庸。还有一类人是要利用工业的力量来谋求科学的发展,他是身在工业,心存学术,金钱的得失是不在他的计算之中的。我们只要晓得科学为一切近代工业之母,便知道第一类人徒知贩用他人的发明,坐食其利,自可卑之无甚高论。第二类人虽也使科学与工业相得益彰,然其眼光犹不出孤立范围以内。现代的进步工业家多优为之。至于第三类人,要以增进科学知识为造福人类的重要途径,不但急功近利不在眼中,即个人的生活康健亦置之度外。这种人在科学界中时一遇之,在工业界中则真如凤毛麟角。而范旭东先生实为此类人之一。范先生的精神——“工业以科学为出发点,学术为工业的终竟目的”——值得我们永远保持和效法。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彭加勒在《科学的价值》中关于工业与科学关系的论述。
    在讨论农业教育和农业改良的文章中,任鸿隽也论及科学与农业的关系。他对农业是最用不着学术或科学的职业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现代的眼光和古来不同的地方,就是劈头要承认农业是可以用科学来改进,而不是完全靠天吃饭,或是墨守旧法,一成而不可变易的。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天然的力量或缺陷,都可以用人为的方法来管理或补充。因此,我们就把农业的本根,放在科学研究方面上了。这不但是我们的希望如此,近百年来,农业的重要发明也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p.447)
    任鸿隽有一篇专论“科学与国防”的文章(pp.505-508),发表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4年。他在文中预言,此后的战争“则必定为科学的战争而非人与人的战争”。他把国防与科学的关系归结为三点。第一,国防的基本,应注重于重要的基础工业。现代军备与工业,已成不可分离的连锁,即军备工业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种。所以只要国内工业发达,不愁军备无法供给,反之军备独立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求工业发达,其第一步就是提倡科学研究。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情形,也没有完全可以抄袭的便宜事体。没有科学研究作顾问,除了失败别无它路,更何况许多新工业都是从科学研究室发生出来的。第三,提倡科学研究,应当把研究的责任赋予各个大工厂或大学之中,不必什么都由几个政府机关包办。他最后强调,国难迫急,我们应付的方案也风起云涌。但是一个方案的重要,不在乎收效的迅速,而在乎眼光的远大——对科学有相当的认识。
    任鸿隽还谈到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从而使五四时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携起手来。他说,近代社会组织的一个特采是平民[民主]的特采,就是所谓德谟克拉西。这平民的倾向,有两个意思:一是政治上独裁政制的推倒,与参政权的普及;二是社会上机会的均等,和阶级制度的打消。这两个意思的发生,一方面因为机器的发明,生了工业革命,又因工业革命过后,物产增加,一般的人有了产业和劳力,自然发生了权力的要求;一方面也因为近代的人心,趋于合理的;对于天然的势力,尚且不肯贸然服从,要求一个征服的方法,对于人为的组织,自然也有一个合理的解决,那些“天赋君权”的说话,自然不能管束他们了。弗兰克林的墓志铭说他“一只手从自然界抢来了电力,一只手由君主抢来了威权”,最能表明这一种意思。可见平民主义和科学是直接间接都有关系的。(p.279)
    在“科学与社会”(1948年)一文中,他径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自有科学以来即已存在,何以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人注意?他回答道:一是科学在现世界中成为决定社会命运的大力量,二是到20 世纪之后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据说与科学有关。他认为二者的关系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观察:(1)科学发明所发生的社会影响是什么?(2)科学发明是否有益地用于社会?(3)科学方面的利益是否普遍地造福人群,或仅为少数人所独占?(4)社会组织是否合于科学的发展?他就第一个问题指出,科学方面所生的社会影响,属于理论的要比属于应用的为大且远。人们只知道飞机与无线电怎样变更了社会组织,但不要忘记了地动说与天演论怎样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后者的改变,由中世纪进入近世纪将不可能。科学家追求真理,不可松懈,更无所用其恐惧。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得承认,科学发明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它们可以用来福利人群,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最近的原子能发明是一个例,毒菌的发明也可以作如是观。就第三个问题而言,与其说是属于科学的,不如说是属于社会的更为确当。科学方面无论如何重要,只是一种原理和方法。要用来造福人群,还须经过社会组织这一阶段。社会组织如其良好,受科学之益者必然众多,反之则可能为少数人独占或垄断。要免除此种弊病,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科学家停止发明,这是反进步的办法,当然不可能;一是改良社会组织,这是可能的,但权力不一定在科学家的手里。眼前的问题是:科学家在此情形之下态度应该怎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很大,似乎不容易置答。不过我们不要忘记,科学家既握有此种原动力在手中,只要善为利用,不怕社会不向善的方向前进!最后一个问题,可以说是社会对于科学的关系。在19世纪末以至20 世纪初,科学已经由科学的个人主义时代进入科学的团体运动时代,在二战后又步入科学的国家主义时代——国家用全力发展科学,科学的进步固然愈可预期。但是,任鸿隽提请人们警惕:
    我们不要忘记,科学的国家主义,和其他国家主义一样,将不免狭隘、偏私、急功近利等种种毛病。这和科学的求真目的既不相容;与大道为公,为世界人类求进步的原则亦复背驰。所以我们以为在计划科学成了流行政策的今日,私立学术团体和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的空气,发展学术的天才。(pp.617-619)
    既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如此密切,不用说,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就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在任鸿隽看来,这有两层意思:一是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要有自律意识,一切按科学精神办事;二是科学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良心,设法使科学的应用造福于人类。他说,“科学家是个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科学家态度当信其所已知,而求其所未知,不务为虚渺推测武断之谈”,这必须经过长期培养才能形成(pp.185,48)。但是,现实状况却令他感到十分痛心。他在悼念挚友胡明复的文章中说:
    我们晓得在现在的社会中,要找飞扬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车载斗量,但是要找到实心任事,不务虚名的人,却好似凤毛麟角。如明复这样的人,多有几个,不但社会的事业有了希望,还可以潜移默化,收一点移风易俗的效果,也不可知。(p.394)
    因此,任鸿隽一而再地敦请科学家端正态度: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将研究出来的东西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p.621)。
    在这里,很有必要论述一下任鸿隽一以贯之的科学救国或科学立国思想,因为这既是他大力鼓吹科学的主旨之一,也属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范畴。目睹异邦科学昌明与文物之盛,面对贫弱落后的中国,尤其是国难频生之秋,任鸿隽身在异邦,“而归国之心则已如离弦之弩,不可复挽”(p.140)。他报着“卞和不悔于三刖之痛,是以荆山之璞终为世宝”(p.190)的信念,始终如一地为他的三位一体的救国理想——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奔走呼号。他当时就已心知肚明:“欲从根本上救治,非介绍整个的科学思想不为功。”(p.536)在《科学》发刊词中,他在历数了科学的四大功能后,反观中国“不独治生楛寙,退比野人,即数千年所宝为国粹之经术道德,亦陵夷覆败,荡然若无。民生苟偷,精神形质上皆失其自立之计。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对此,他开出了“托命”良方——“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并且大声疾呼国人立即行动起来:“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过屠门而大嚼,不如归而割烹。”(p.18)接着,他又提出这样一个主张:“欲富强其国,先制造科学家是也。”(p.35)在国难当头的1935年,他明确提出“科学是立国的根本”这一口号。在抗战即将结束之时,他敦促人们:“要望科学来救国”,先从改变“对于科学的冷视与落漠”“这个观念做起”(p.587)。他极力呼吁要把发展科学当作“立国的生命线”和“重要的国策”(p.590)。在抗战胜利后,他力促把发展科学作为今后10年、20年国家的首要政策,并构想出具体的计划和施行方案。他说:
    吾人今日言建立国防,发展经济与教育,而遗弃科学,是谓舍本逐末,不可得之数也。今日世界各国,无不以发展科学为立国条件之一,而在凡事落后之吾国,尤当以发展科学为吾国之生命线。盖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其重要远超乎一切之上,不可无明确之规定以一新全国之耳目也。(p.605)
    此后,任鸿隽一直强调,“无论从哪方面说起,科学在现世界中,是一个决定社会命运的大力量。”(p.61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表明,“科学研究已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成了新政府的国策”(p.623)。

    (五)关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
    长期以来,在中国主流学术界,往往给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前后)的科学鼓吹者和科玄论战(1923年前后)中的科学派扣上一顶贬义的科学主义——也有中性的科学主义即科学家对科学的典型看法和态度——的大帽子,把他们视为科学万能论(蔡元培在1918年曾经说过“当此科学万能时代”的话,但那是为中国科学社征集基金作广告用的,而且为“雪吾国人漠视科学之耻”,同时又是描述性的话语,似乎不可当真)者或科学方法万能论者。对此,我曾著文捎带予以反驳 。在这里,任鸿隽的科学观进一步支持了我的论据。
    任鸿隽说过“我们晓得科学方法虽是无所不能(读者注意,我说的是科学方法,不是科学万能),但是它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所说的限度,就是指那经过分析而确实清楚的事实。”(p.303)这段话十分清晰地表明,任鸿隽不赞同“科学万能”说,此其一。他没有径直说“科学方法万能”;所谓科学方法“无所不能”,他意指的是,科学方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解决其他学科乃至人生的某些问题,但并非可以充分地解决它们的全部问题;而且,他明确指出科学方法“应用起来”“有一定的限度”,这实际上就是对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否定;此其二。作为和任鸿隽同创中国科学社的亲密同人和同道者,杨诠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下述言论也许发出了任鸿隽的心声:
    科学万能指说,创自何人,殆不可考,初涉科学藩篱者,每好以此称扬科学,毁科学者亦多集矢此说,其实皆非真知科学者也。科学之材料诚无垠,谓其万有可也。然研究万有者未必万能。诚以科学已知之事物与未知较,犹微云之在太空耳。疾病、饥寒、天灾、人祸,方相寻而未已。即此物质之世界,去吾人所梦想之极乐乡,尚渺乎其远。科学何敢以一得遂自命万能乎。牛顿曰:“吾所发现者,不过大海之一石。”以代表科学家之态度矣。然以科学不能万能为科学病,又不可也。科学不以已有之成绩自豪,亦不以未知之无涯自馁。本其科学方法努力前进,虽未敢以必达真理之终鹄许人,然循以进,必率人类日趋光明之域,则可自信也。易言之,谓科学万能固非,谓科学必不能何事,亦非也。
    在19和20 世纪之交,经典科学的基础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这本来是科学革命的前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科学被滥用带来了恶果,西方不少人士哀叹“科学破产”,并起而反对科学。这种反科学思潮传入国内,深得守旧派人士——科学作为西方近世文化的代表,本来就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格格不入之处——的青睐,纷纷起而效尤,散布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当用中国精神文明拯救的论调。从而,西方的反科学与中国的“国粹”结成“神圣同盟”,向登陆不久的“赛先生”发难。任鸿隽眼光明睿,未卜先知。他早在1915年就在《科学》杂志撰文,批驳科学败德说和科学损美说(pp.17,65-66),翌年又批驳科学唯利说:
    说者曰,科学者物质之学也。今日吾国士夫孜孜为利,不恤其他,物质主义之昌明有日矣;有心世道者,方当以道德之心压胜之,奈何为之推波助澜乎。曰,谓科学为物质之学者,对心灵之学而言,盖谓其不离于物质,犹吾所谓实验,非物质功利之谓也。且物质亦何足诟病。科学以穷理,而晚近物质文明,则科学自然之结果,非科学最初之目的也。至物质发达过甚,使人沉湎于功利而忘道谊,其弊当自它方面救之不当因噎而废食也。(pp.116-117)
    任鸿隽同意闵仁先生的看法:“西方人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因为科学必须要真实),它的结果,便是科学的出现、发达与民族的繁荣昌盛。中国人的态度,是反科学的态度(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虚伪偷巧),结果不但没有科学发生,而当前的种种灾难,也就由之而起。”(p.473)任鸿隽认为,对于中国人的“反对科学之观念不加剪除”,那么“提倡科学之重要”只不过“是缘木而求鱼也”。他表明:“抑欲矫正反乎科学之习尚,当由何途?仍不外乎科学教育而已。”(p.216)在这方面,他可谓身体力行,苦口婆心,一有机会便做说服教育工作。
    针对老一辈人所说的西洋文明破产、科学的结果不过是得到衣食住的物质文明,以及少年们高喊打倒知识阶级、大骂帝国主义的物理化学,任鸿隽一语道破这种“科学与恶魔结盟”的论调具有双重谬误:第一是不明白科学本身,第二是讨论的自相矛盾。他首先表明,科学的目的在求知而不在物质的享受,衣食住的改善是科学的副产品而非科学本身。科学既然是人类知识范围的扩大和天然奥窍的发现,当然与任何主义都不发生关系,科学作为一种真正的学术有离开社会关系而保持真正独立的性质——要发生关系,与任何主义都可以发生关系;要不发生关系,与任何主义都不发生关系。讨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人类要生活,就不能没有衣食住,既有衣食住,则恶的衣食住,自然不如好的衣食住,这是谁也不能辩驳的道理。以改善衣食住为科学罪状的,不外两个理由:一是衣食住不必改善,二是衣食住改善之后于人类有不好的结果。关于第一层,想必主张的人肯定在衣食住方面能够去好就坏,舍善取恶了,但事实上却不曾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这句话不错。关于第二层,人的平生仅仅在衣食住上下工夫固然不可,但把衣食住改善了,解放了人们的精力与心思,使他向学问艺术方面去发展,却是极其可贵的事体。衣食不完、救死不暇的人,岂能在在学问艺术上有所贡献?西方文明国家学问发达,出版物艺术品繁盛,可以知道是衣食住改善后的结果。所以衣食住的改善,并不是恶,但不晓得利用衣食住改善的结果,乃是人们的愚蠢罢了。至于高唱打倒帝国主义的同时又高唱打倒知识,这无异于自己缚了手足去打老虎,其矛盾的程度,更显而易见了。(pp.384-385)其实,任鸿隽早在1914年就明言:“上治之国,其制度厘然,物质灿烂者,无非食科学之赐。致用之无害于科学,又何待言?”(p.6)
    诚如任鸿隽所观察到的,欧战以来,吾国人士栗然作科学破产之惧。发之者不过一二神经过敏之人,和之者遽奉为先知灼见,几若日中必昃,夏尽而秋,为势之无可解免者。对于这种情势,他郑重表示:此大误也!其理由在于,科学为一种开明之势力,人群进化,亦唯向开明路上前进。谓战争有返于野蛮之趋势,背乎进化之原理,当以科学真理矫正之则可。以战争之结果,弊罪科学,乃并此引导人类由暗入明之一线光明,一切吐弃毁灭之,则亦未免本末倒置之甚矣。他用数语申明了科学的永久性、普遍性、广大性之性质,阐述了由此而引起的在科学研究中一人独奋与公众组织并重之大势,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以上所言,可见科学在性质上、组织上,皆有扩充之势,无萎缩之兆,有调和之机,无冲突之患。彼以欧战为科学罪,并以是驳科学之将衰者,是未知当今科学界之趋势者也。吾人言及此,所不禁怒焉忧伤者。以地大物博之我国,科学上既鲜有发明,科学团体之组织复不见进步,即有一中国科学社,以提倡与研究科学自任,而独唱寡和,收效犹远,不知将以科学破产之言,自欺欺人以自了耶,抑将自绝于人文之域,不为当世知识界之增进,尽一分人类应具之责任也。世有君子,幸观省焉。(430-4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福斯狄克在一篇报告中声称,人们迷信物质科学,以为它们是生命的配给者,殊不知它们很难发现新的人生目的,或人与人关系的艺术,或帮助获得和平与成功的政府所需要的社会道德。我们眼前的问题与人类命运,不能在物质方面解决,而必须在道德与社会平面上决定。物质的力量与金钱兵力的优势,可以维持我们于一时,但我们社会上爆发性的紧张,只有靠道德及社会的智慧方有解除的希望;而这种智慧,非试验管所能沉淀出来,也不是原子物理学的灿烂方法所能得到的。对此,任鸿隽指出,福斯狄克君诊断眼前世界的危机,一是由于我们(特别是美国人)过分看重物质生活,一是由于我们过于迷信物质科学。但物质生活的增进,是由于科学研究的结果,所以可以说福斯狄克着重的还是科学这一点。关于第一点,没有多少讨论的地方。“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是凡稍有文化的民族所共具的信条。设于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较高的活动与信仰,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说到科学——特别指物质科学——就不能与物质生活同日而语,这是我们与福斯狄克分歧的出发点。物质科学是物质的研究,但它本身不是物质。物质生活是物质平面的事,科学研究——不论研究什么——却是智慧和道德平面的事,因为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是追求真理而非物质享受。科学家为发现真理履危蹈险,艰苦卓绝,不但无暇顾及金钱和享乐,甚至连性命安全也可以置之度外。说到这里,任鸿隽不无遗憾地叹曰:
    所可惜的,像这样高尚纯洁的科学家每每不为当时所认识,而他们的求真探理的精神,又往往为科学应用的辉煌结果所掩蔽,于是物质的弊害都成了科学的罪状。其实我们要挽救物质的危机,不但不应该停止研究,而且应当增加科学并发挥科学的真精神。我们试想,设如欧西人民都受了科学的洗礼,有了求真的精神,希特勒、莫索里尼等愚民的政策将无所施其计;我们也明白现今独裁的国家,何以要靠了隔离与宣传的作用来维持它们的政权。如其我们说科学愈发达,致世界战争愈剧烈,我们也可以说科学道路真正发达的时候,战争将归于消灭。这不是因为科学愈发达,大家势均力敌,不敢先于发难;而是因为知识愈增进,则见理愈明了,少数政客无所施其愚弄人民的伎俩而逞野心。战前的日本人民如其有充分的世界知识,也许不至发动侵华战争,造成世界的大劫运。我们以为“力的政治”不能达到消弭战争的目的,唯有诉诸人类的理智,方能使战争减少或消灭。而研究科学实为养成理智的最好方法。
    他进而揭示,福斯狄克所说“迷信物质科学为解救当前世界危机的困难之一”,为不了解科学真义之言。福斯狄克所谓物质科学,当系指工程技术而言。工程技术是应用科学的发明以谋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快乐为目的的。这与纯理科学之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相比较,已有卑之无甚高论之感。然即这个卑之无甚高论的主张,也不见得与人生目的有何冲突。唯有把工程技术用到毁灭人类的战争上,它才与人类的前途背道而驰。然而这个责任,似乎不应该由科学家来担负。(pp.614-617)

    (六)促进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任鸿隽不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有自己的理论观点,而且他也就中国的科学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行动方案——这些属于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的范畴——值得在此一论。
    在留学美国之时,任鸿隽就认识到科学组织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他说,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互相印证,无异于将外国科学之花一枝一叶搬运回国。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难得花之种子及其种植之法,而吾人所希望之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愿。(p.88)他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的动机,就是想以此作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达到“格物致知,利用厚生”目的的途径,而尤其重要的是唤起一般人对于科学的认识,与提高同志学者研究的兴趣(p.572)。他陈述了需要建立科学社的理由:科学的境界愈造愈深,其科目也越分越细,一人的聪明才力断断不能博通诸科。而且诸科又非孑然独立,漠不相关的。此现今的科学社,必须合多数人组织而成的理由一,此乃科学性质上不得不然。现在的实验科学,不是空口白话可以学得来的。凡百研究,皆须实验,而实验必须种种设备,皆非巨款不办。非有一种公共团体,为研究学问的人供给物质上的设备不可,这是科学情形上不得不然。(pp.94-95)中国科学社成立以来,揭橥应举或所举之事业有九:1)发刊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著译科学书籍。3)编定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便作者。4)设立图书馆以供参考。5)设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实业与公共事业之进步。6)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矿物诸标本,陈列之以供研究。7)举行科学讲演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开展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共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一切问题。(pp.283-284)
    在任鸿隽看来,今世之国,收科学之获最丰者,必其于研究机关之设立最完备者也。历数研究科学之机关,而别之为四大类:一曰学校内之研究,二曰政府建设之局所,三曰私家组织之研究所,四曰制造家之试验场。是四者皆学术之生产地,而无数发明所从出之源泉也。他进而比较了各研究机关的长短优劣:顾学校内之研究,既以教科之故而不免分歧,政府之局所亦以意主实施而未能深造,其他私立之研究所与制造家之试验场,又各以组织或原动之不同,而各有其相当之限制。求其于研究科学最为相宜,而又互相感应,相引弥长之效者,则莫如以科学上之大发明为中心,为研究特别问题而设之研究所。此种研究所,直接为科学研究之产物,而同时复为研究科学所不可少。他列举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镭研究所为例,并从中得出三点教训。第一,科学之发展与继续,必以研究所为之枢纽,无研究所则科学之研究盖不可能。反之,欲图科学之发达者,当以设立研究所为第一义。第二,欲一般人知科学之可贵,必使科学于人类幸福确有贡献。第三,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为人类爱真之念所驱迫,不必以其实利与应用而始为之,社会上明理达用之少数人当暂负其责任。(269-271)任鸿隽还把有无公众组织视为古之研究学术与今之科学研究的重要分野:前者多恃一人之独奋,所谓下帷专精,目不窥园,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后者则公众组织与一人独奋并重,而无公众组织,则于科学之广大性与普遍性,得有不能发挥尽致。(p.431)
    任鸿隽认为,科学研究的进行,至少须有两个要素:一是研究的人,一是研究的地方。后者上已述及,前者是他探讨的重点。他看到,因为中国缺乏领袖的人才,所以研究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寻出,研究的风气也就无从养成,虽有热心研究的人,也只好消磨在不知不觉中。因此,寻出领袖的研究人才,放在有研究设备的地方,造就研究的先生。先生的先生哪里来?到外国去请,请比我们有经验有研究的外国科学家来做我们的向导。不过,要注意的是,请进来的人必定是本部门的authority,而且能够在我国指导研究,至少在三年以上,方不至于成了“抬菩萨”的玩意。(pp.386-388)至于请外国学者的理由,他列举了三点:1)中国人才尚不够办研究所,取材异国以帮助我们研究事业的发展,恐怕是不可少的步骤。2)派遣留学生是造就专门人才的捷径,但这决乎不能解决我们研究所的问题,因为留学生自己工作也许可以,指导研究便成问题。3)一个真正的外国学者能与我们的兴奋与影响,不是任何多数的本国学者可以代替的。(p.514)任鸿隽还详细讨论了科学发达的条件:1)研究精神。研究者须有孜矻不已、“即物穷理”之精神。夫所谓物者,不限于前人著述知所已及,即所谓理者,实有以发天地自然之奥妙。而且无所为而为,唯真理之是求,不为利夺,不为害怵。此种精神弥漫与学人心脑之中,而后科学萌芽乃有发生希望。2)共同组织。研究精神固属个人,而研究之进行,则有待于共同组织。盖科学之为物,有继长增高之性质,有参互考证之必要,有去精用宏之需求,皆不能不恃团体以为扶植。盖研究精神为科学种子,而研究组织则为培养此种子之空气与土地,二者缺一不可也。3)社会赞助。科学家虽不必待外界之尊崇以为重,而科学之发达,则必有待于社会之赞助,古今皆然。(pp.281-283)在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期间,他把资助科学研究事业的有限经费用于急需的项目,如设置研究教授席,设立科学研究补助金及奖励金,补助研究机关,设立研究机关(pp.481-485)。
    任鸿隽在不同时期就科学发展提出了各种具体对策。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为吾国科学之将来计,指出应注意以下数项:1)必须大量养成科学人才,唯其量多,始有美质从之出也。2)科学事业必须有秩序有统系地发展,设非唯有秩序有统系之组织筹划,则易流于重复、肤浅、急功近利、取悦流俗之为,而难期远大之效果。每一科学之研究计划,必须经过专家会议之缜密讨论与设计。要在谋定后动,纲举目张,庶几昔日各不相谋与暗中摸索之弊病一扫而空之,而后科学事业乃有循序渐进之可期耳。3)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p.566-567)谈到国际合作,任鸿隽认为这是科学的国际性使然。他觉得以往的合作或出于私人友谊,或出于自然趋势,其结果尚未达到希望的完美。原因在于一部分研究结果的不公开,各国文字语言的障碍,国际间科学组织的缺乏。要进行国际合作,必须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先决条件。另外,就我们中国而言,一是要与人家合作必须要有与人并驾齐驱的科学;二是科学研究机关应该从速增加与充实,尤其重要的是每一科学至少有一个研究中心,这样在进行国际合作时方能收到提纲挈领之效。(pp.568-571)1945年3 月,他检讨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科学未尽其倡导与辅助之责任,不曾承认科学为重要国策之一,因之也不曾有过整个发展计划。所有科学事业,皆委之于少数人的热心倡导,自生自灭。结果,虽有30 年的历史,而成效若有若无。对此,他和盘托出四点政策性的建议:1)把科学作为此后的重要国策。2)制定一个具体而整个的科学发展计划,其中应该包括科学的目的、组织、范围、时间等项,使我们知道某一时期有些什么科学工作应该做和如何做。邀请中外专门学者若干人组成委员会悉心厘定,期于切实可行。3)科学事业的经费应该在国家岁出项目中,有一个独立的预算。且既定之后,即不可有拖欠或缩减。4)管理科学研究的人员,必须为专门学者,用全部精神与时间来从事,尤应使文书期会的工作减到最小限度,以免浪费研究工作的时间。除此而外,他建议厚币延聘外国威权学者来华领导,一面多派优秀青年出国深造,以解决研究人才匮乏和组织管理人才不敷的问题,以应建国之需。(pp.589-590)次年底,他又提出同样的建议,并有所细化(pp.605-607)。
    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任鸿隽后来也提及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对于科学发展的意义。他说:“学术理想的自由流通,乃科学发达的必要条件。”(p.609)“发展学术的天才”需有“自由的空气”(p.619)。在1957年那个特殊岁月,他在《科学》杂志撰文,表明“百家争鸣”口号“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但扫除了许多学术思想的障碍,也指出了我们研究学术的准则。”谈到科学刊物,他说:“一切科学刊物应该满足两方面的要求:一是给科学工作者以发表论文的机会,一是供科学家讨论问题的便利。这是研究科学者的最低要求,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从响应百家争鸣和开展自由讨论来说,科学刊物必须多种多样便成了不可避免的结论。”(p.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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