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是融文学、音乐、舞蹈、戏剧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历史悠久，被誉为“百戏之祖”，无论是在中国的文学史、音乐史还是戏曲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自江南水乡中孕育而出的古典剧种，浸润着吴地氤氲的水汽，在那一出出折子戏中，吴地的纤细、婉约与大气纤毫毕现。然而昆曲中究竟有怎样的美，能令古人为之倾倒，传唱不绝？而曾今哀婉地淡出人们视线的昆曲，又是以何种魅力重返世界舞台？
　　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音乐不可能脱离人的控制和行为孤立存在，音乐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形成的人类行为过程的结果。”①昆曲作为一种戏曲艺术，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外显形式，更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缩影。吴地因水而生，依水而兴，江南的小桥流水给人宁静安逸之感。

水使吴地的文化散发出奇特的艺术光彩。于丹曾说：“人生有了水分，心就会变得柔润而多情。”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孕育出了许多对昆山腔做出重大贡献的吴士，他们放弃仕途，回乡修造园林，砌一堵高墙隔开尘世，寻找各自精神的乐土。经过文人雅士改革后的昆山腔，“气无烟火，功深熔琢，启口轻圆，收音纯细”，散发出园林般“体局静好”的美感。所以，昆曲的兴盛是与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一脉相承的。他们良好的文化修养为昆曲注入了典雅的品味，而吴地闲适安逸的诗性生活，使得文人追求一种空灵的境界，也造就了昆曲节奏舒缓、意境曼妙的品格。“填南词必须吴士，唱南曲必须吴儿”，昆曲之雅，在于它凝结了吴文化趋雅的精髓。
　　吴地醇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昆曲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三千多年前，泰伯、仲雍两兄弟为遂父志，三让天下，不远千里来到长江三角洲的荒芜地带，给当地的原住居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农业成产技术，造就了后世江南历代的富庶的盛景。泰伯身上里仁、和谐、谦让的高尚品德在吴文化的发展中逐渐演变为核心内容，并在一代代的吴地人民中传承和发扬，而这也使得孕自吴地的昆曲之中有了一种“中和之美”的艺术美学精神。“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它主张在“礼”的节制下，心理和伦理，个体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而在美学的概念中，悲剧是最高的审美形式，但在昆曲中，剧作家似乎设定了这样一种模式：一生一旦，两人在世界上寻寻觅觅，终遇知音，但是都要经历波折后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虽然这个模式有些以偏概全，但随着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大团圆的结局化解了剧中所有的哀伤，这种“哀而不伤”的和谐之感，使人们在听唱昆曲的时候能够找到内心世界的平静。所以明清时期的文人纵然在国破家亡之际也都放不下看戏、听曲。舒缓的节奏，曼妙的曲调，所有乱世之中的愁绪都被暂时搁浅了下来，暂离忧愁，寻一片精神净土。
　　吴地气象万千，江南水乡的平静悠远如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自古令人心驰神往。昆曲中的“至情至性”也与吴文化的诗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代中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此时已有“苏常熟，天下足”美誉的江南犹有生气。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官府提供了大量的赋税，吴地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促使昆曲艺术进入全盛时期。江南的富庶，社会环境的安定让吴地百姓过上了宁静平和的生活。也正是这种安逸催生了江南的诗性文化。许多吴地的文人以诗言志，留下不甚枚举的华丽篇章，受这种传统创作思想的影响，剧作家们也在将自己的人文情怀写入剧中，使昆曲更趋于雅化，区别于其他声腔剧种。同时，吴地充满情趣的诗意生活也为昆曲的创作注入生命的灵动。有这样一句话：园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听的园林。高墙将尘世隔开，不愿被人打扰，园林中的景致是细腻而温婉的，文人们在尘世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这种远离封建朝廷，逃避官场混乱而追求安逸闲适生活的思想，是吴地人最高的生活向往。园林的构造讲究细节、品味和意境，园中的一花一草，一山一石，一桥一廊，一字一画，都是在经过文人和建造者们细致的斟酌后，才安置于园中的恰当位置，成为隽永，昆曲亦是如此。文人们像经营自己的园林一样，从审音度律、脸谱妆容到舞台表演，一一严格要求，为求符合心意，甚至亲力亲为。家班在园林中的演出更是彰显出他们独特的品味。所以，园林与昆曲往往相辅相成，显现出至情至性的光辉。

　　在吴文化的熏陶下诞生的昆曲，还发散出浓郁的江南人文气息。无论是杜丽娘因梦而死的痴情，还是史可法沉江殉国的悲壮，亦或是史香君血溅诗扇的坚守，昆曲中的人物被文人雅士赋予了吴地人刚柔并济的性格特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舞台上呈现。水乡所承载的不只是温婉，也有一种磅礴的浩然正气。历史上的吴地人，不乏像伍子胥头颅高悬国门这样的血气之士，他们的事迹已成为一种文化烙印，深深地刻在吴地人心中。他们骨子里的那种敢于反抗压迫的刚强意志，同样也体现在致力于昆曲创作的文人身上。明末宦官专权，世道险恶，程朱理学不断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此时人文主义思潮涌现，剧作家们将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诉诸于笔墨，他们心灵深处针砭时弊的批判意识和对人生的真切感受，使得作品中蕴含着他们各自的人生追求和对自由的精神世界的向往。清兵南侵，在亲身经历明王朝的覆灭后的文人，满含了对异族统治的反感和对前朝追忆之情，这使得由明入清的剧作家对历史的兴衰有着更直观的感受。“南洪北孔”造就了昆曲史上最后的辉煌，无论是《长生殿》中唐明皇迎像哭像的伤心欲绝，还是《桃花扇》中李香君“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的气魄，无不显露出文人对历史兴衰的感叹。这是一种悲壮的情感，同时也是深情、细腻的另一种表现。历史在昆曲中幻化为瞬间，如同一个还没做够的美梦，一下子破灭了。
　　昆曲中至情至性的美，纤细、曼妙、空灵，浸润着吴文化的芳香。当它不再只流于吴地而举国为之狂热时，便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折射出这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在“花雅之争”中的节节败退的昆曲，香火并没有从此熄灭，它的传承和如今重返舞台的光辉，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更显珍贵。今天的人们少了“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那个时代的从容与纤细的心境，因为昆曲舒缓的节奏，迤逦的曲调似乎已不适合现代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正如《中国的昆曲艺术》一书中所说道：“昆曲中没有现代人的嗔喜怨怒，它实在也不必有这些东西，要到它那里寻找现代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误解。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不一定要强求昆曲来适应我们，它就是在展示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精英倾注着的人生理想和文化追求，那是值得我们礼遇和尊敬的。”②如今，“慢活”的概念重返人们的脑海，人们开始讲究回归自然，享受宁静，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不正是吴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么？于丹曾说：“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上寻寻觅觅，寻找自己的真心所依，终其一生不得结果？”③在这个什么都“快餐化”的时代中，职业不一定代表自己真正的梦想，婚姻不一定代表发自内心的厮守终生，每个人在这个体制化的世界像行尸走肉般忙碌着，灵魂终究找不到托付。昆曲中的闲适安逸也许不属于我们，因为我们的情感中有太多的粗糙，但昆曲中那种诗化的意境是每个现代人都为之心驰神往的。所以当昆曲重返舞台，生活在喧嚣中人们便渐渐乐于去倾听昆曲那悠扬婉转的声音，体会那样一种“静听苹果花开，细数桂花声落”的细致心境，品悟人生的至情至性。
　　如今，迈入现代化的吴地依旧繁华。那些文人雅士审音度律之处，早已被包围在高楼大厦之中，高墙外车流穿梭，生生不息。在日益西化的生活里，历史没有湮没，文脉依稀可见。漫步在古典建筑之中，仿佛可以听见百年前悠扬的笛声。这里的人们至今说着保留较为完好古声的吴方言，穿过百年，静静地诉说着流淌的历史。现代吴地人的生活中，仍能体会到那一份生活的闲适与安逸，徜徉在古典园林、历史街区中，远处的古刹依旧诉说着吴风遗韵。吴地人诗性的生活方式不会改变，昆曲的典雅光辉永不消逝。吴文化虽是地域性的，但她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代表，而昆曲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民族对美的追求。
　　注释：
　　① [美]艾伦·帕·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
　　②《中国的昆曲艺术》编写组《中国的昆曲艺术》，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③ 于丹《昆曲艺术审美之旅》，中华书局，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