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定性。残疾人做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都有明确体现，其实现范围、方式、程度等也都由法律规定。如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也都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予以了规定。如1874年瑞士联邦宪法第34条第4项第1、2款规定：“联邦可采取措施设立充分的老年、死亡和残废救济基金。该项基金来源于联邦保险费、职业保险费和个人保险费。”《希腊共和国宪法》第21条规定：“国家关心公民的身体健康，并采取特别措施保护青年、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并救济穷人。”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第3款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在法律层面上，1601年，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颁布了《济贫法》，这一法令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制度回应。1883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首部《疾病保险法》，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诞生的标志，这其中就包括了残疾人保障的规定。我国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专门规定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六章，该章是“社会保障”专题。因此，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作为残疾人的基本权利，它的享有和行使它不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且是有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依据的。

　　（三）义务主体的特定性。如前文所述，社会保障权的实现需要国家提供帮助，它属于公民的受益权，因此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义务主体单一的属于国家。从其内涵可以看出，残疾在享有社会保障权时，其处于生活陷入困境或生活质量降低的情形下，它内在地包含着残疾人已经经过自己的行为或努力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困境。因此，其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是不能仅靠残疾人自己的。单纯从摆脱生活困境并保证生存安全的角度出发，残疾人存在获得他人或社会组织帮助的可能性，但从现实性来看，并不是十分乐观。因为社会的帮扶存在覆盖面窄，帮扶形式的单一以及获得帮扶的不确定性等问题，让他人或社会组织承载这种功能事实上功效甚微。此外，对照社会保障权的概念可以发现，他人的参与或协助这一途径与社会保障权并不符合。因此，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根本上讲要依靠国家权力的帮助。这不仅是国家权力，更是国家义务，即当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出帮助请求时，国家应当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予以满足。

　　（四）实现方式的多样性。虽然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但是基于国家能力和资源的有限性，为了充分的实现残疾人的权利要求，国家将采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满足残疾人的利益需求。首先国家在促进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实现中承担主导责任。政府责任体现在政策、财政、法律等多方面。如我国为贫困残疾人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残疾专项补贴，福利性收养机构将残疾人作为主要的收养对象，城市各公共服务机构为残疾人提供优先服务和辅助性服务等。其次，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引导下拓展社会责任，因为社会对于残疾人具有无可选择的接纳义务与保障责任，它对于残疾人的保障责任应该是在国家之下的有力支撑。企业、事业单位、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中介组织向残疾人提供各种辅助性的服务，以弥补政府帮扶的不足。如我国正大力提倡以社区为依托的护理、照料等残疾人服务，让家庭支持、社区支持和非政府支持共同起作用。这样，通过多方式、多渠道的资金和服务支持，以弥补因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实施保障所产生的不足，使得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得以真正实现。

　　四、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基本要素

　　（一）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主体。在法律关系中，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权利主体为残疾人群体，义务主体是国家。因此，在这里我们分别对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进行探讨。

　　1、权利主体。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当然是残疾人群体，如前文所述，社会保障权是基本人权，而且被各国宪法所确认。因此，所有公民都应普遍、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障权。然而并非所有的公民就因此可以直接主张该权利。相反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运用社会保障权，即因为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因素，暂时或永久性地失去工作能力或工作机会，以至收入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或相当生活水准时，方可向义务主体国家主张该权利。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权的实际主体只是那些社会的弱者，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连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都无法保持的弱势群体。而残疾人就属于这类群体。残疾人由于残疾的影响，特别是外界的障碍而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使得他们权利的实现和能力的发挥受到很大的限制。残疾问题并非仅限于残疾预防和康复，更重要的是消除社会对残疾人的歧视和残疾人与社会的严重隔离，使残疾人回归社会，共享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因此，需要国家为残疾人提供特定的帮助和服务，以便使他们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实现事实上的平等。

　　2、义务主体。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国家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契约产生于人类自身局限性的克服。为了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人类成立了国家，所以国家的基本义务就是维护人类的权利和利益。现代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复杂性使得权利和自由不再是公民个人的事，完全排除国家干预的权利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正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国家参与性，残疾人群体要实现基本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单纯依靠他们自身的努力有很大困难，如果不对他们施以援手，将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而对他们予以援助的主体就是国家，只有国家才有法定义务，才有能力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予以持续、稳定、有效的援助，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帮助都没有这种实效性，而且也不具有法定的义务。但国家只是个抽象概念，具体到履行对残疾人实施帮助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类国家机关。立法机关的义务主要在于：通过宪法确认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制定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单行法律，如专门的残疾人保障法；在其他部门法中增添有关残疾人权益保障的条款，如就业法、教育法等。行政机关的义务在于：作为残疾人保障措施的具体实施机关，严格执行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对残疾人提出的援助请求要及时答复，认真、有效的作出处理，对与残疾人社会保障有关的政策和法规的实施进行监督，对违反残疾人保障法规的行为和个人要依法进行处罚。司法机关的义务在于：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受到单位和他人侵犯，或者相关政府部门不履行保障义务时，残疾人有权通过民事或行政诉讼的途径进行救济，法院有义务受理相关案件。

　　（二）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客体。 即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指向的对象，也就是相关国家机关和残疾人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提供的，能够满足残疾人某些方面需要的特定利益。由于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内容丰富，形式各异，但按照法学的一般理论，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所体现的利益在于国家的物质帮助，这种帮助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货币形式的利益，如对残疾人发放的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费，国家补贴的社会保障基金费用等。二是实物形式的利益。如提供免费的残疾康复用具，对残疾人的住房保障制度。三是国家和有关残疾人保障机构向残疾人提供的特定项目的服务，如医疗康复服务、就业培训服务、城市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等。

（三）残疾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