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后现代主义要造“基础主义”的反。后现代主义者把启蒙的故事指斥为“大叙事”，所谓“大叙事”就是以真理的名义讲话。真理是一切知识之为知识的基础，获得永恒真理是启蒙的基本理想之一。在启蒙的理想中，真理是全部科学围绕的中心，是知识金字塔的最高点，是思想统一性的标志。真理在各种话语中占有一种优先和特权的地位，关于真理的话语变成了“元话语”。利奥塔坚决拒斥“大叙事”，把将真理置于优　先地位称为“真理的白色恐怖”；罗蒂 （Richard Rorty）强烈批评启蒙哲学追求“大写的真理”，他自己则主张追求“小写的真理”；福柯（Michel Foucault）剥掉了“真理”的神圣外衣，将真理与权力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所有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对“基础主义”的批判。针对启蒙哲学的“基础主义”，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别”，主张“多元论”，宣扬“异教主义”。

　　“基础主义”的要害是“霸权主义”。启蒙哲学独尊真理，贬抑其他知识。什么是真　理？尼采提出，尽管在西方哲学中真理一直以客观性的口气讲话，然而真正起作用的东　西是人的权力意志；福柯揭示，真理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真理，权力无法运行，　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人们表面上服从的是真理，实质上是屈服于　权力。真理被树立为标准也就获得了霸权：所有话语或知识都必须向真理看齐，真理也　必然压迫弱势话语和非主流话语。因此，福柯通过 “考古学”和“系谱学”对精神病史　、医学史、监狱史和性史的挖掘，就是试图打开被尘封的另一种历史，让被压抑的声音　讲话，颠覆主流思想的“霸权主义”。

　　其次，后现代主义要造“表象主义”的反。“表象主义”被罗蒂称为一种视觉隐喻：　人的心灵犹如一面巨镜，能够准确地或不准确地反映外部世界的本质，而对其本质的准　确反映就是真理。对于启蒙哲学来说，一旦认识到这面心灵巨镜的本质，就为所有知识　提供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表象” （representation）就是再现，“表象主义”隐含　着一种实在论。如果心灵作为一面巨镜反映了外在的世界，并且知识作为镜像是这个外　在世界的准确再现，那么这种作为镜像的知识就必须同外在世界相符合。正是“知识同　其对象相符合”产生出整个启蒙哲学都一直试图加以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难题。

　　“表象主义”的要害是“认识论主义”，即以理性的、知识的和理论的态度看待一切　问题。启蒙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主义”，它不仅把“真理”和“科学” 置于优先　地位，而且主张，只有掌握了“真理”和“科学”，才能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认识　论主义”的错误在于：正如海德格尔强调的那样，“此在” （Dasein）对知识和真理拥有　一种优先性，而“此在”首先是指人的实践、工作和生存活动；又如曼海姆（Karl Mann　heim）所说的那样，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函数”，因其社会存在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　事物可以具有不同的看法；更如马克思主张的那样，不是意识或思想决定一切，而是意　识或思想为人的社会存在所决定。

　　最后，后现代主义要造“普遍主义”的反。启蒙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是普遍主义的，　它要“解放”的不仅仅是西方人，而且是世界上的所有人。启蒙哲学倡导一种康德所说　的“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这种观念主张全人类会逐步趋向同一，世界上的所有民族　最终都会接受同样的价值、信仰、制度、目标、方向和实践。对于启蒙思想来说，达到　这种全人类同一的方式就是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启蒙为全世界树立了一种社会发展　模式，而西方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为所有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榜样。这种“普遍主义”在　当代社会的典型表现就是西方向全世界极力推销它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普遍主义”的要害是“西方中心主义”。启蒙以来，西方文明在全世界一直处于统　治地位，而“普遍主义”则是西方推行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工具。换言之，“普　遍主义”是一种用来压制非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启蒙把西方文明推举为高级文明，将其他文明都视为“原始的” 或“野蛮的”。启蒙将　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向所有非西方文明高压推荐，而这些“原始的”或“野蛮　的”非西方文明都必须接受西方的“启蒙”。在这种历史处境中，“普遍的人类历史观　念”意味着全世界都沿着西方的道路前进，即“现代化就是西化”。70年代以来，情况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东亚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仍较　好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表明“现代化并非西化”。另一方面，以后现代主义的　兴起为代表，包括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西方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　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觉察到了启蒙思想中包含的“西方中心论”。利奥塔鼓吹“　异教主义政治学”，罗蒂宣扬“种族中心主义”，福柯提出“真理政治学”，所有这些　都是对“普遍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正如启蒙的两个理想依赖于关于人的神话一样，“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和“普　遍主义”都以主体为根据。如果说在基督教神学中是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在启蒙哲学　中则是人赋予世界以秩序。这种赋予世界以秩序的人就是主体。那么这种主体是如何在　启蒙哲学中诞生的呢？福柯指出，主体的诞生是一件晚近的事情，而使人取代上帝自封　为主体的东西则是人的“有限性”。启蒙哲学发现，由于人以某种有限的（特定的）方式　认识世界，世界才对人显现为如此这般的样子；由于人不能以其他的（非人的）方式认识　世界，所以人获得知识才具有如此这般的确实性和确定性。这样，只有人被发现是一种　有限的存在，作为主体的人才能够诞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人的“有限性”把人　构造为至高无上的主体。福柯批评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从人的“有限性”创造出人　作为主体的神话。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启蒙哲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借用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　如果同样用一句话来表达后现代主义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以引用福柯的思想：作为主体　的人死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任务就是终结关于人的神话，就是祓除启蒙思想中的人类　学之梦。但是没有主体的哲学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启蒙之前，基督教神学是最高权威　，评价一切的标准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制定的，所以它们是“客观的”。启蒙宣布“上帝　死了”之后，其位置由人来代替，评价标准是作为主体的人确立的，从而它们也就变成　“主观的”。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　主观的”，由此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真理）的相　对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解放）的相对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中，启蒙　的两个伟大理想随着主体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三、政治哲学的兴起

　　政治哲学的兴起是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的另外一个重要事件。1971年，罗尔斯（John R　awls）发表了名著《正义论》，从而引起了一场关于正义问题的持续讨论，出现了一大　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文献。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主要同启蒙的“真理理想”　有关，并认为启蒙是一个失败的故事，那么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主要同启蒙的“解放思　想”有关，并大体上主张启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启蒙的“解放思想”包含了两种基本的政治价值，即自由和平等。所谓“普遍的人类解放”意味着彻底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但是，不仅“普遍的人类解放” 至今为止仍没有实现，而且启蒙时代的政治哲学也没有完全解决自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