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持有一种自由主义的历史观：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面对冷战之后的历史形势，福山也按捺不住自由主义者的喜悦之情：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末，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和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主义最终取得了胜利。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将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以，今后既没有政治上的“大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也不存在任何能够同自由主义进行竞争的意识形态。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 时期。

　　“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出于“西方中心　主义”的局限，福山的理论虽然完全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发展模式，但他却把西方　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历史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奉为永恒的“普遍同质国家　”。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福山断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所有非西方文明　都是低级的，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所有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　特殊的。由于福山把西方的社会发展确立为惟一正确的模式，所以他主张，现代化就是　“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但是　，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正所谓“条条大道通罗　马”，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四、超越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

　　政治哲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迅速崛起和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是20世纪晚期西方　哲学最重要的事件。它们占据了哲学舞台中的显要位置，在哲学领域之内和之外都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受到了几乎所有其他学科的高度关注。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能够与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大潮流同时保持高水平对话并且这两大潮流对这种对话也　极其重视的哲学家只有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新自由主义自命为启蒙的完成者，对于福山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启蒙随着自由民　主主义的确立已经终结了。尽管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同，对启蒙持强烈批评和完　全否定的态度，但结果却没有什么不同——启蒙在他们的批判中也结束了。启蒙真的已　经完成或终结了吗？哈贝马斯对此给予了与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不同的回答。

　　新自由主义以启蒙的继承者自居，对启蒙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表达了一种发自内　心的赞美，并从普遍主义出发主张西方社会的现在就是非西方社会的将来。与新自由主　义不同，哈贝马斯在充分肯定启蒙伟大功绩的同时也对启蒙采取一种批判态度。他认识　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接受了麦克斯·韦伯关于现代社会之“自由丧失”和　“意义丧失”的论点。后现代化主义则以启蒙的批判者自居，现代化的社会在利奥塔的　眼中呈现出一片“白色恐怖”，在福柯的眼中简直就像一座“大监狱”。与后现代主义　也不同，哈贝马斯对启蒙一分为二，批评其缺点，坚持其成绩，主张启蒙是一项未竟的　事业。简言之，哈贝马斯力图在新自由主义的热情赞美和后现代主义的严辞谴责之间寻　找一个平衡点。

　　在关于启蒙及其“真理理想”、“解放理想”和“人的神话”等问题上，哈贝马斯试　图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和后现代化主义的“相对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主张启蒙的“解放理想”正在由自由民主制度来实现，　而这种自由民主制度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效。哈贝马斯的主要目的是通过 “交往理论　”为当代政治哲学建立起普遍性、统一性和客观性，就此而言，哈贝马斯也具有某种“　普遍主义”的性质。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奠基于人性或人学本体论之上，　其实质是超验的和本质主义的。哈贝马斯的普遍性、统一性和客观性则来自于“一致性　”或“共识”，而“共识”是交往、交流、对话、协商、讨论、谈判的产物。从理论层　面说，新自由主义代表了启蒙的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它本质上是一种“独白”，而这　种“独白”被视为是对永恒真理的揭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则主张一种“对话”，其　意旨在于达到人们的相互理解，从而进一步达成“共识”。从实践层面说，新自由主义　的社会合作是个人性质的，为此，它必须设定某些超验的条件（如罗尔斯的“原动状态　”）来保证个人之间的一致和相互合作。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所指向的实践本质上就是　群体的，而通过“对话”所达成的“共识”将确保人们之间的一致合作。与新自由主义　根本不同，哈贝马斯所追求的普遍性和统一性是建立在“共识”之上的，而这种 “共识　”不是超验的，而是经验的，不是必然的，而是选择的，不是注定的，而是开放的。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相对主义，它不仅消解了启蒙的“永恒真理”，而且也消灭了一切　真理，所有事物对它而言都既无真理也无意义。哈贝马斯反对相对主义，试图在知识领　域中建立起客观性，但他认为这种客观性来自于主体间性，来自于人们经过真诚讨论所　达成的“共识”，并没有诉诸于传统的绝对主义、本质主义或客观主义。后现代主义也　是一种“现在主义”，它从“现在”的观点来解释所有“过去的故事”，正如福柯在“　考古学”和“系谱学”中“为了现在而思索过去”。哈贝马斯则主张一种历史主义，他　不是用“现在”来说明“过去”，而是强调“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现在　”是“过去”的结果。对于后现代主义，启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故事，关于“永恒真理　”和“普遍解放”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人类现在正承受着启蒙的消极遗产。对于哈贝马　斯，启蒙则是一份包含着进步（成功）和倒退（失败）的双重遗产（故事）启蒙所带来的理性　、民主、自由、平等、科学、道德、法律、艺术是进步（成功）的，而人的“物化”和 “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则是倒退（失败）的。哈贝马斯批评后现代主义的眼睛只盯住启蒙的　负面后果，攻击一步（启蒙的失败故事），不计其余（启蒙的成功故事），既没有对启蒙采　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也没有认识到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五、什么是启蒙？

　　哈贝马斯为什么将启蒙看作一项未竟的事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康德　晚年和福柯晚年都试图郑重回答的问题：什么是启蒙？

　　对于这个问题，康德做出了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回答。而且，即使站在我们这个时代来　看，康德的回答也许还是最好的。

　　首先，康德提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所说的“不　成熟”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我们在需要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康德　举了人们处于不成熟状态的三个例子：有一部书能代替我进行理解，有一位牧师能代替　我拥有良知，有一位医生能代替我决定食谱。也就是说，启蒙使人类能够成熟地运用自　己的理性。康德认为，问题不是人类缺乏理性，而是人类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所　以康德提出了启蒙运动的口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康德在谈论启蒙时一直使　用的是“人类”这个词，就此而言，启蒙不是仅仅同精英或知识分子有关的事情，而是　同每一个人都有关的事情。

其次，康德主张，启蒙要求人类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将理性的运用区分为两种情况，即“公共的”和“私人的”，并且提出，理性在其“公共的”运用中必须是自由的，而在其“私人的”运用中则必须是服从的，即受限制的。康德举例，一个人作为公民不能拒绝交纳他按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