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47年到1968年，美国家庭的贫富差距在逐步缩小，也就是变得更为平等，而自1968年以后至今，贫富差距便逐渐扩大，收入的不平等加剧了。以60年代末为转折点，战后历史的两个阶段分别印证了罗尔斯正义理论和诺奇克权利理论的历史相关性，说明它们决非普遍必然的终极真理。然而，7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变化趋向似乎更符合诺奇克的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否证明诺奇克的理论比罗尔斯的理论更为正确？我认为，这不是证明了诺奇克的正确或罗尔斯的错误，而是证明了存在着一种对诺奇克和罗尔斯都有效的“效率约束”。我所说的“效率约束”是指：当某种理论坚持某种价值的优先性（如罗尔斯的正义和诺奇克的权利）并将其体现为某种社会制度的时候，效率对这种价值的优先性构成了一种限制，即效率的降低是不可接受的。

　　对价值原则的坚持可能对效率造成伤害，但这种伤害不能严重到某种程度。这种对政治价值的“效率约束”基于两个理由。第一，现代社会面对着不断提高生活水准的持续压力，而从长程历史看，提高生活水准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效率。第二，经济体系的世界化将每个国家都拖入全球竞争之中，而效率对保持强大竞争力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效率时时刻刻都对价值原则进行着制约，但“效率约束”的强度是可变的。在50—6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遥遥领先，“效率约束”相对较弱。 7 0年代以后，日本和西欧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效率约束”的作用对美国也就越来越大。只有在“效率约束”这一机制的背景下，美国社会70—90年代的变化以及诺奇克版本的自由主义的流行才是可理解的。

　　正义理论和权利理论都是应该被超越的。对正义和权利的超越不在于寻找一个更高更普遍的“历史模式”，因为历史不服从任何模式；而在于将正义和权利嵌入具体的历史处境之中，因为它们相对于一定的历史处境才具有价值和意义。脱离历史处境的新自由主义（无论是正义理论还是权利理论）只能陷入这样的意识形态处境：它既没有得到它所追求的“合理证明”，它也无法逃脱它试图逃离的“效率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