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群是简单地、偶合的集体组织。像原始氏族社会那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就是如此。现在看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群体是最简单易行的途径。这种关系在个体看来是最能得到认同的标准关系。直至今天，以血缘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之一。这个现象说明，个体对群体的接受特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对血缘关系的认同。这是因为，血缘关系在个体看来不是别的，它就是自己的身体的延续，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借以表达同一个自我的不同个体。血缘作为个体直接地感觉到的联系纽带，那一端就是他最能肯定下来的他的身体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不需要任何证明，他就可以把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个体纳入他的“自身自然”的范围内。最初的群的稳定性就来自这种血缘上的同一性。

　　群体内部关系逐渐稳定下来并演变为今天这样复杂的社会结构，是个体与自然的关系所决定的。现代系统论表明，一个系统与其外部的关系一旦确定，其系统内部也会相应处于某种确定状态。当着个体与自然界（比如由地理位置而形成的生活条件）之间处在不确定状态时，个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松散的，易变的。随着个体与自然界的对象关系日益确定下来，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就逐渐稳定下来，由这种稳定性所必然产生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社会。个体与自然界这一对象之间建立的稳定的关系使得他的群体的社会关系变得稳定和不易消失了。

　　所以，个体是站在由一个比较高级的自然力量所组成的群体——社会之中展开接受过程的。自从有了群体，个体“进可以群为攻，退可以群为守”。对个体来说，进攻自然的力量并不是孤单的，他甚至可以集群体之智慧来帮助他实现这种进攻。另一方面，自从有了群，个体也不会担心脱离自然对象之后无处藏身。在这里，与整个自然界相比，作为个体同类的群体是个体的最好归宿。个体与群体之间有着天然的相通之处。由于个体拥有较高级的反映特性，他从他自己身上就能够悟出他的同类的大致属性，换句话说，他熟悉自己，就是熟悉他们，熟悉等于不陌生，等于没有距离，等于亲近，等于完全接受。而把原始自然界与人化自然界放在个体面前时，他最初则没有这种感觉。因此，现在，个体是站在这个具有能动性的、高级的自然实体所组成的群体之中，把自身的力量加于外界（自然界）之上，又把这种力的作用结果上升到这个高级的群体即社会之中，使它成为人类发展的共同财富。个体愈是深深地介入自然，他就愈是需要社会承认他来自对象世界的获得性；他愈是从社会那里获得支持，他就更能够深深地介入自然。于是，社会，由于它的出现使个体与自然界的关系变得愈来愈间接起来。个体直接通向自然的初始目的现在变成了以社会为媒介，即个体—社会—自然。社会在个体通向自然的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用化学家的语言来形容，那就是，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反应过程中充当了催化剂的角色。现在，这一反应过程是否成功，催化剂的性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社会对个体的重要作用，日益表现在个体必须在社会中确立一个位置。他在社会中处于何种关系以及他在这种关系中的位置，是他下一步与自然界进行斗争的重要前提。他背靠社会，面向广大自然界。为了更好地面向自然界，他必须建造更好的社会关系。这样以来，个体由于以一般地自然界为对象，现在不得不变成以自然界造就出来的高级有机体（社会）为对象。社会关系的变迁，成为适应于个体改造自然界的必然选择。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这一自然界中高级的实体围绕在个体的周围变成了他的现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概括：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总和的社会关系直接制约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实际上，整个人类认识发展史也表明，从上古时期对宇宙天地的观察过渡到近现代时期对社会本身的重视，这种认识对象的演变愈来愈显示出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不难理解，社会作为广义自然界中高度发达的系统，它一方面处于一定的与之发生相互作用的自然环境之中，与这个环境经常地发生着物质、信息及能量的变换；另一方面，它又有着脱离它的环境的趋势。它自身的系统愈完善，它就愈是更远地离开它赖以存在的环境，同时它也就更贴近它的主体的生活，它也就对主体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制约性。显然，由于社会所表现的第一方面的性质，社会变成了一种自然物——一种由自然界最优元素所组成的高级的自然物的总和。这就是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带上某种自然必然性；在另一方面，社会则企图摆脱这种自然方面的性质，以便更牢固地建立自己的系统中心，这就是社会系统中所有元素所尊从的系统重心——社会性。所以，从发展的趋势看，社会对个体的直接的制约关系，在不断地代替自然界对个体发生着作用。愈是在这个时候，群的那种最初的血缘关系特性的成因就愈是退到次要地位，而个体中最能代表人类发展标志的特性将日益普遍化为社会性，个体的接受性将更加受制于这种趋势。

　　社会对个体的作用最直接地表现为其它个体与他的关系。对每一个个体来说，他的社会关系——其它个体与他的关系，是自然界最高产物——一种能动的自然——和他的关系。这种能动的自然显然优于前文所述的人化自然，更优于原始自然。从个体最初选定原始自然这一对象，到后来上升为人化自然这一对象，再到现在转变为能动的自然，个体的对象每变换一步，个体便向前发展一步。换句话说，个体宁愿在原始自然面前反映自身的野蛮和愚昧，也不愿在由同类这种高级自然所组成的社会中丧失其文明的姿态。由于社会的出现，主宰着个体的自我更愿意抑制个体身上那些不为社会所认同的东西。如果没有社会接受个体，他与原始自然及人化自然相互作用之后的结果将存放在哪里呢？他向原始自然界炫耀他的财富有什么意义呢？他的确需要一个同类甚至更高级的对象来认可他改变对象所获得的成功。显然，这样以来，他越来越离不开由同类所组成的群体社会了。为了不冒被社会抛弃的风险，个体更愿意遵守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因此，从个体对多级对象的不同态度可以发现：个体所面临的对象越高级，个体的对象性活动对个体自身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鉴于这一点，个体总是去寻找这种能够促进自身发展的更高层次的对象，他选择的对象不同，他与对象的运动结果就会迥然不同。

　　四、意识

　　个体在与对象相互作用时，除了用身体感受对象外，更重要地是用意识识别对象。

　　从个体发展过程看，孤立地个体不可能产生意识。以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一观点看，与外界隔绝的个体在意识的内容上等于无，他空有意识得以藏身的窠臼，但却没有鲜活的内容。因此，单从个体一方是不能直接产生意识的。

从个体的对象看，对象本身也不是意识的天然发生地。当对象作为自在之物时，它与个体没有发生作用，它不可能成为个体的意识，当它以“个体的对象”的身份出现时，情形就不同了。严格地讲，在对象世界中，原始自然本身是无意识的，它只是纯物质；人化自然携带了人的意识，但这种意识是物化了的、僵死的，它需要一种比它更高级的意识形式来解构才能复活；其它对象性的个体是有意识的人，但他们的意识也不可能直接取代作为主体的个体的意识。这就是说，从对象世界看，它们本身并未给个体带来某种现成的意识。尽管越是高级的对象其包含的人类已有的意识越多，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