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传统的本体论，现代本体论的优越性在于：一是超越了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它不再按照预成论模式（以祛时间性为标志）给出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的内在理由，而是按照生成论模式给出这种理由，从而与时间性达成“和解”。二是超越了主—客二分的对象性的前设框架，因此避免了科学认知式的本体论追问方式。从某种角度说，实践的本体论意义在于它确立了绝对的主观性视野，亦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谓的“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个“主观方面”代表着本体论的发问者的体认式的领会姿态。马克思诚然指出了唯心主义的危险，但陷入这种危险的原因仅仅在于“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2]。倘若立足于“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亦即确立起实践的终极的原初性地位，就逻辑地排除了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主观”既可以是指主观与客观相对而言的规定，也可以是指绝对的主观性。在后一种意义上，它类似于黑格尔所谓的“主体”即“实体”意义上的主观性。作为本体论视野的实践的主观性，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成立。不少人一听到“主观性”就神经过敏，更何况又是“绝对的”。事实上这里大可不必担心唯心主义之嫌。三是实践本体论由于真正地回到了比心—物二元框架更为原始的基础之上，消解了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对立成为可能的前提本身，因此，它不是解决了而是取消了问题。这也正是它的彻底性之所在。所以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的是“合取”的运思方式，而不是固守于旧的哲学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去寻求某种可能的答案的传统思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明显地区别于恩格斯。

　　对于发问者来说，本体论的追问为什么必须采取一种反身性的姿态？说到底这是为了避免本体论的误入歧途。因为使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本身成为可能，恰恰是实践这一特殊“在者”的“在”的方式。实践所内在地固有着的生成性、创造性、开启性，决定了它作为本体范畴的原初地位和资格。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在的遗忘”，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把“在”误当作“在者”来追问了，更根本的则在于它离开了人的存在来进行这种追问。这才是传统本体论的致命缺陷和根本误区。只有基于实践所体现的内在性的而非对象性的角度才能开显“在者”之“在”，从而避免“在”的“在者”化命运。这也正是海德格尔之所以立足于“此在”的原因。传统本体论由于其追问方式脱离了人的在场性，不可避免地沦为科学认知的方式，它不过是要把哲学做成最大的“科学”而已。“在”的“在者”化之误区，根源于那种把“在”当作一个外在对象来予以追问的设问方式。之所以陷入这一误区，乃是因为设问本身离开了人的存在而企图设想一种人不在场的外在式的追问。这显然是想确立一种超出人及其存在之外的探究姿态。这种“无我”的方式恰恰导致把一切都对象化的科学认知方式。拿这种方式去领会本体论意义上的“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像科学般地认知对象那样去看待“在”本身的结局。这种“客观的”发问，造成了一种与人的存在无关的本体论假象。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克服了传统本体论的上述缺陷，立足于人的现实存在来领会世界，并在此原初性根基上给出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得以开显的内在理由。这就避免了那种与人的存在相脱离的旧式本体论设问方式的误区。

　　也许有人会担心，把这种立足于“我”的实践作为本体范畴，是否有主观唯心主义之嫌？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实践的终极原初性决定了它是比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其对立更具有始源性的基础。在此意义上，确立实践的本体论地位，恰恰意味着对唯心主义式的伪本体论形式的否定，其结果只能是后者的失效。这又怎么会导致唯心主义的偏差呢？倒是物质本体论只能在结论的意义上而无法在前提的意义上否定唯心主义，它的这种否定的不彻底性在于陷入一种知性意义上的否定，因而无法最终战胜唯心主义。这是唯物主义所遭遇的命运，也正是马克思不满意于历史上的唯物主义的地方。也许有人会担心，实践本体论岂不是存在着走向人类中心论的危险吗？从人的存在这一内在视角契入问题，恰恰不会陷入人类中心论。因为人类中心论表征为以人类的狭隘性去测度作为对象之规定的外部世界的偏好。而作为本体论视野的人的实践乃是“大我”，它并不存在于同对象之间相互对待的关系之中，相反，它是比一切对象性关系和结构之产生都更为原始的前提。总之，在先行地确立实践的原初性地位时，一切使人类中心主义得以成立和表达的基础尚不存在，谈何人类中心论？

　　就本体使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之存在成为可能而言，它的确是涵盖一切的。但“物质”这一范畴能否扮演这一角色呢？恩格斯把世界的统一性归结为物质性（很遗憾，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找不到类似的确认），并不能解释精神何以由物质“决定”的充分理由。“决定”的含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在先意义上的发生学关系，二是逻辑在先意义上的根据关系。恩格斯只是给出了前者的揭示，却并未解决后者的问题。这就给唯心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马克思则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解决问题，即通过追寻比心物二元对立更为原初的基础而把问题本身消解掉。这恰恰是马克思哲学的彻底性之所在。

　　对于本体论的词源学追溯并不能澄清本体论的误区，并不能克服海德格尔揭橥出来的所谓“在的遗忘”的歧途。因为对于本体论问题的拨乱反正来说，“Being”究竟怎么翻译才是贴切的，已是次要的问题，真正吃紧的倒在于如何恰当地把握发问的机缘和立足之处。归根到底，这不是一个翻译问题，而是一个看待方式的立足点是否恰当的问题。

　　本体范畴的终极的原初性决定了它的确立必须是逻辑在先的，不然那个“第一原因”就不可能找到。但是，本体范畴本身又必须内在地固有其时间性的可能性。而真正的时间性只能是历史性而非历时性，这只有从人的存在在同一切非人的存在的异质性的差别中才能被发现。因此，本体论的原初范畴的确立，只有在回到人的存在本身上来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也恰恰是本体论与人本学之间走到一切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传统本体论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它远离了人的存在的维度，在祛时间性的同时，把本体范畴的内在时间性给遮蔽掉了。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在的遗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在者”之“在”被剥夺了一种展现的可能性。在非时间的抽象的境域中，“在”本身所遭遇到的命运只能是被幽闭或者被遗忘。因为只有在表征为时间性的历程中，一切可能的“在者”才能以其本真性的方式“在”起来，而“在”的这种开显的机缘，是唯一地由人的存在本身所给予的。

　　我承认自己受到了海德格尔思想的某些影响，但我认为哲学家的名字不应成为一种标签，成为一种先验地加以取舍的标准，一听到某位哲学家的名字，先存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好恶，然后决定对其思想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个哲学家的历史就是他的思想的历史一样，同样地，一部哲学史也并不是哲学家的历史，而归根到底不过是思想本身的历史。所以，在我看来，哲学家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本身。也就是说，我们不应看思想出自谁人之口，而应看他所说的有无道理。否则，一个人无论是偏好还是厌恶某位哲学家，都有陷入独断论的危险。

因此，孙文充其量不过是再次表明了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体论解释同物质本体论解释之间的对立，但仅仅指出这种对立并不能“证伪”实践本体论，而且就目前人们对于这种对立本身已无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