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十分强调“罪过”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并将罪过作为成立犯罪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要件。《刑法》总则将罪过明确分为两种：一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一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罪过反映主观恶性大小，而主观恶性大小会影响到刑事责任的轻重。反映到刑事立法上则表现为，对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主体相同或相近的犯罪而言，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大大重于过失犯罪，前者的法定刑亦高于后者。因此在对待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处罚上，刑法作出了明确的区别规定。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中，并未对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进行量刑上的区别对待，不能不视为一种缺憾。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表现出一种“无知而为”的状态，是一种无认识的过失状态；而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表现出一种“明知而为”的状态，主观上存在“已知、侥幸”的心理，而未履行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二者相较，显然后者表现出对社会关系消极不保护的态度，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恶性，其主观恶性要重于前者，甚至已经接近于“间接故意”犯罪的状态。因此，对于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的量刑则应当适当重于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这样，才能够充分体现我国刑法“罪刑相一致”原则的立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