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请详参拙作《戴震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5期。

（176）以上引文分别见《校礼堂文集》卷十六《好恶说下》、卷四《复礼下》、卷四《复礼下》、《复礼下》和《复礼中》。

（17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9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78）以上引文分别见《雕菰集》卷十三《寄朱仕承学士书》、卷十二《国史儒林传议》、卷十四《与王钦莱论文书》、卷八《辨学》和《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179）《雕菰楼集》卷十三《与刘端临教谕书》。

（180）稍晚于焦循的龚自珍，也主张以“经学”为名而废“汉学”、“考据”之称。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谓龚氏认为“汉学”之名“有十不安焉，宜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今查《定庵文集》“补编”卷四《与江子屏笺》，龚氏所谓“十不安”主要是：“实事求是”，语出汉人，清学更有汉人所未开之门径；琐碎饾饤，并非汉学；汉人与汉人亦有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江学乎？”汉人亦言性道，“汉、宋对峙”非大方之言；不得以名物训诂诬汉人之学，宋人亦谈名物训估；汉有一种谶纬神怪风气，“本朝何尝有此恶习？”又有涵泳古文，非汉非宋者，而又有所创获，其何尝不是经学？清初无“汉学”名目，而既异于宋学而又与乾隆以来之学不同，然清初亦属“国朝”，也只当以经学名之。他的这一看法不仅有其历史理由，而且是在清初以来实学学风昌盛，以训诂考据为专长的汉学发展至乾嘉之世，成就斐然，影响甚巨，已呈如日中天之势的情况下，为之易名而确认其价值。

（181）这在如于非主流地位的学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隺述、姚际恒的疑古思想。而袁枚对于正宗传统的怀疑、批判以至全面否定，更能说明这一点；请参拙作《袁枚反正宗传统的早期启蒙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3期。

（182）阮元：《阅<问字堂集>赠言》，见孙星衍《问字堂集》卷首。

（183）详参《问字堂集》卷一《原性篇》。并参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三《性说》、卷四《复性辨》。

（184）孙星衍非乾嘉之世的著名儒者，故素来不受学者重视，而台湾学者张寿安有《以礼代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对其人其学研析甚为精详，笔者于此亦多有借鉴，特予说明，表示对张氏敬意之外，并希望读者诸君能留意其所著书。

（185）《孟子正义》卷二十二《性犹杞柳章》。

（186）《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

（187）《谭嗣同全集》第28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88）《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史学例议序》、《随园随笔》卷二十四《六经皆史》。

（189）《二程遗书》卷十五。

（190）《朱子语类》卷十一。

（191）《戴震集》第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92）《由汉宋调和到中体西用》，见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十二期（1984年6月）。

（193）原始儒学本很素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性与天道，子所罕言”，凡此等等皆足以表明孔子所创原始儒学既不重神怪、亦不尚玄思，而是着眼于现实的人世社会，有着非常强烈的务实主义精神。

（194）参阅姜广辉：《传统的诠释与注释学的传统》，见《经学今诠初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95）《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见《龚自珍全集》第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96）《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议》。

（197）孙治让：《周礼政要序》

（198）欧榘甲：《论变法与中国不亡之关系》，见《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出版。

（199）请参拙作《儒学与现代民主》，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200）以上引文分别见《论学者不当骄人》、《报贝元徵书》、《嗣同书简》，俱收入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1998年印本。

（20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202）《仁学·四十七》，《谭嗣同全集》第367页。

（203）《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96页，人居出版社1981年版。

（204）同上书第36页。

（205）上书第九卷第394页。

（206）上书第八卷第470页。

（207）上书第五卷第629页。

（208）上书第九卷第63页。

（209）同上书第355页。

（210）上书第六卷第56页。

（211）上书第二卷第514页。

（212）同上书第510页。

（213）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913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