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圣力主徽宗继位，而章惇反对，赞成者则有曾布、蔡卞、许将等。所以，元符三年这一年的朝政布置基本上取决于钦圣的意向。如果说仁宗、英宗、神宗三代皇位在政治上都同情旧党，那末，钦圣虽不像光献、宣仁那样激烈地反对“新法”，但在感情和政见上也都是偏向于元祐旧臣的。这才有所谓“两遭变更，国是未定”之说。钦圣收用元祐旧臣，却不拟在政治上大事更张：“时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失消释朋党。明年（元符四年），乃改元建中靖国，邪正杂用，（韩）忠彦遂罢去。（曾）布独当国，渐进‘绍述’之说。”（22）这是钦圣与徽宗“同听政”时期的一种折衷调和政策，似可称为以“建中”为“国是”，在此“国是”原则下，兼用新、旧两党。徽宗称之为第二次“变更”，显然对此并不满意。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钦圣死，韩忠彦很快便于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被罢相，“绍述”之说又昂然抬起头来了。在这背景下，蔡京、蔡卞兄弟“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不仅充分反映了“国是”的功能，而且最能展示出蔡氏兄弟是如何藉“国是”之名目以掀动党争的。始作俑者是蔡京之弟卞，其事起于哲宗绍圣时期，《宋史》卷四七二《蔡卞传》云：卞以“（绍圣）四年（1097年）拜尚书左臣，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按：蔡卞乃王安石女婿，长期从之受学，又收藏了安石的《日录》孤本，不仅拥有阐述安石新法即神宗“国是”的独特权威，而且其说也能得到新党中人的普遍接受。而反对派亦因此而将他列为抨击的首选目标。下引陈瑾驳论，很能反映出当时新、旧两派“国是”这一核心观念而呈露出的严重政见分歧：

　　　　安石所撰《士师八成义》，以谓守正特立之士，以邪诬而不容于时，此祸本之所注而大盗之所以作也。蔡卞“继述”之说，其本在此。守此意者谓之守，不然则指为邪朋；立此说谓之特立，不然则指为流俗。非我类者皆邪朋也，异我说者皆邪诬也。于是，用其所谓守正特立之士，废其所谓邪朋邪诬之人，从而喜曰：“祸本消矣，大盗息矣。”此（蔡）卞之所谓国是也。人主不得违，同列不敢议，（章）惇、（曾）布在其术内而不知也。（23）

文中“继述”即是“绍述”的同义语。意即“全面继承神宗（王安石）的政治遗产”。此处，陈瑾驳斥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最合蔡卞、蔡京当时的政治需要。熙宁三年，神宗和王安石早已决定不许朝廷上再存在反对“新法”的议论，甚至公然否定了真宗提出的“且要异论相揽”的原则。则“新法”既被定为“国是”，则等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已经订立了必须共同遵守的“契约”；皇帝固然不再有片面毁约的便利，而执政更可借“国是”以排斥异党，王安石《士师八成义》中以“守正”自许而指斥“异论”者为“邪诬”便由此而来。至于哲、徽二宗既然都曾公开承认“绍述”为“国是”，则自然不能不受其约束，而蔡卞于哲宗朝便可“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了，蔡京则于徽宗朝“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对现实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了。崇宁朝，蔡京更正式用“正邪”来划定士大夫的政治成分：“（崇宁元年）九月乙未，诏中书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庚子，以元符末上书人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贵有差。”（24）至于其后又立《元祐奸党碑》和禁“元祐学术”，那就更是尽人皆知之事，无需赘述了。

从儒学史角度来考析，在愈演愈烈的党争过程中，持有不同政见和学说思想背景的儒士集团逐渐提出了两大观念，尽管各自表述有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差异，但这两大思想观念又成为了北宋党争的基本理论依据。据此而言，北宋党争、尤其是新旧之争，既是一种政治现象，同时又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这也是我们所以要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中以“北宋党争与儒士文士”为题特别列专节予以绍论原因所在。

一是所谓“朋党论”。北宋初年，王禹偁即撰《朋党论》云：

　　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尧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两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恶，虑其乱教，故两辨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25）

这是北宋“君子有党”论的最初理论表述。自汉至唐，尽管朋党之争时有发生，朋党之论亦屡有所闻，但《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以及《认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群而不党”的经典之说深刻影响着儒士，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坦承“君子有党”，故西汉末年，刘向上书元帝避党之名，认为君子“忠心为国”、“无邪心”，绝“不为周比”，不结朋党（26）。范晔《后汉书》为东汉末年的党人作《党锢列传序》，实为第一篇“朋党论”，但仍认为他们仅因“清心忌恶”而“终陷党议”，并没有结成朋党。唐代李党党魁李德裕在《朋党论》中谓：“今之朋党，皆倚幸臣君子，鼓天下之动以养交游，窃儒家之术以资大盗（原注：大盗谓幸臣也）。”（27）这实际是借“朋党”之名攻击政敌。而稍前的李绛则在指出“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的同时，又认为唯“小人”有党，至于“朋党”一词则常被小人用以“谮毁贤良”（28）。王禹偁一反传统观念，提出不仅小人有党、而且君子亦有党的全新见解，并将其理论依据溯至尧、舜时的“八元”、“八凯”与“四凶族”。其论既出，影响甚大，后来的欧阳修《朋党论》、司马光的《朋党论》上下篇、苏轼的《朋党论》、秦观的《朋党论》上下篇等皆以此为论据。他们的目的无非在于说明远古以来便已有了“君子党”、“小人党”的对垒相争，并借以重新解释汉唐、尤其是本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朋党之争。

王禹偁的《朋党论》大约是其在直史馆时所作，至迟不会晚于淳化二年（991年）。太宗端拱年间至淳化二年，以赵昌言为首的新进同年党和以赵普为首的元老派、吕蒙正及其同年和以寇准为代表的同榜进士之间，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先后暗地结党，明争暗斗，相互倾轧。这可能是王氏撰此专文，率先提出君子、小人各自有党的现实动因。至仁宗朝，“君子有党”论的确立与现实政治生活中党争之间的因果关系已十分明晰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戊戌”条，庆历新政的反对派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攻击范仲淹等新政官僚云：

　　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此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苛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由察知？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吕夷简，又作四论讥切四政，蔡襄则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范仲淹及其同志欧阳修、尹洙、余靖。而吕夷简“斥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于是，范仲淹贬知饶州、欧阳修贬知夷陵，并准侍御史韩渎“以仲淹朋党榜朝堂”之请（29）。庆历年间，范仲淹回朝主政，反对派重操故技，以“胶固朋党”之名攻讦范仲淹等新政官僚，不过，这已全非捕风捉影，因为在景祐贬范事件中，不少朝臣“以希文（范仲淹）贤者，得为朋党幸矣”，竟以身列范党为无上荣光（30），而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更自称视仲淹“义兼师友”，并“乞从降黜”（31）。迨至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得到宰相杜衍及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的大力支持，以其为核心又集结了欧阳修、苏舜钦、王益柔等一批朝臣。这无疑反映出朋党之迹。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四月戊戌”条记载：“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尔。苛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范仲淹的回答，坦然承认了自己与君子同道而朋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正面驳斥政敌的“朋党”论，并释仁宗之惑，以换取他对新政的全力支持。

然而，范仲淹的“君子有党”论，语焉不详，未必真的能达到释仁宗之惑的目的，而欧阳修于同日所进《朋党论》，则从理论上具体回答了仁宗提出的问题。其文曰：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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