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成进士，以行人司行人累官顺天府尹、工部侍郎。他为人清廉正直，操守甚严，立朝敢于抗疏直言，屡遭贬谪，不改其志。明亡之次年乙酉（1645），清军南下入浙，他在家乡绝食殉节。观其一生，从政时间很短，多半生从事于讲学育人，故其弟子遍天下，而以黄宗羲、陈确、祝渊、张履祥等最为著名。

学术上，刘宗周“于《五经》、诸子百家无不精究，皆有所论述”，（1）堪称为宋明道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和有明三百年学术之殿军。如何了解、认识其学说思想？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的哲学都“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事出的孤立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2）刘宗周以“慎独”为宗旨的儒学思想体系（3）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只有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孤立的个性来研究，而是将其置于思潮史背景下，来釐析其与当时盛行的几种主要儒学思想体系的关系，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悟刘宗周这位晚明儒学宗师的思想特质。

明代中叶以来，程朱理学仍占统治地位，但因其日益僵化而遭学者厌弃，故在知识界真正盛行的乃是心学。其时具有影响力的心学思潮，包含着陈（白沙）、湛（若水）之学和阳明学两大体系（4），而刘宗周与之均有密切关联。

从师承渊源上看，刘宗周之学本出自陈、湛一系。宗周蚤孤，少依外祖章颖家授学。17岁考取秀才，20岁中举人，24岁进士及第。26岁（万历三十一年，1603），经陈植槐介绍见许孚远，遂执北面礼师范事之。许孚远（1535—1604），字孟仲，号敬庵，浙西德清人，嘉靖壬戌（1562）科进士，历官至南京兵部侍郎。其学以“克己为要”，“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5）。著作有《大学古本》、《大学述》、《大学述答问》、《许敬庵稿》、《敬和堂集》等。许氏之学出自唐枢。唐枢，字惟中，号一庵，浙西吴兴人，著作有《礼玄剩语》、《三一测》、《证道篇》、《宋学商求》、《六咨言》、《真心图说》等20余种，多汇入其《木钟台全集》，一庵之学出自甘泉湛若水氏，若水之学出自白沙陈献章氏。这样，就师承关系而言，刘宗周属于与阳明学并行的陈、湛一脉。

湛甘泉是陈白沙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其亲自选定的“衣钵”继承人。甘泉对白沙十分尊崇，称“白沙先生之学，追濂洛关闽之轨，以入孔孟禹汤文武尧舜之大道”（6），认定白沙是自己的思想先驱。但甘泉并未完全承袭白沙之学，而是有所修正。他不满意白沙“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7）的主张，提倡“随处体认天理”，认为：“盖道、心、事合一也，随时随事，何莫非心；心定则何动非静，随处体认则端倪随现，何必静养？”（8）这就使其学成为一呼仍留有程朱理学痕迹的、不很彻底的心学体系。故在阳明心学盛行之时，甘泉门下很难保持其心学的个性特色，多“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9）。如其及站弟子中著述最多的唐枢即折衷师门的“随处体认天理”说与阳明的“致良知”说而发明其“讨真心”之学，细究则实“于王学尤近”（10）。许孚远亦信“良知”、言“慎独”，尝告诫刘宗周：“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因追溯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考功力之进退。蕺山得之猛省。”（11）

陈、湛一系，尤其是许孚远对刘宗周确有深刻影响。他坦言：

余尝亲受业许师，见师端凝敦大，言动兢兢，俨然儒矩。其密缮身心，纡恶不肯放过，于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尝深夜与门人弟子辈窅然静坐，辄追数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证，其所学笃实如此。（12）

可见刘宗周毕生“从严毅清苦之中发为光风霁月”（13）的人格精神是在师门传统影响下形成起来的。此外，许孚远曾面责泰州王（艮）学传人罗汝芳，说其“治学大而无统，博而未纯，久后难有结果”，引起罗氏与他长达数年的激烈论辩（14）；又尝撰《九谛》，向以无善无恶为宗的王畿（龙溪）门人周海门发出论难（15）。由此看来，刘宗周后来对王阳明后学批评甚烈，并与周海门、陶石梁等人有所论辩，可谓由来有渐，并非偶然。

刘宗周同阳明一系虽无师承关系，但阳明心学对他影响很大。他自谓：

宗周，东越鄙士也，生于越，长于越，知有越人。越人知有道者，无如阳明先生。其所谓良知之说，亦即家传而户诵之，虽宗周不敏，亦窃有闻其概，沾沾自喜也。（16）

其实，他之所以会接受阳明心学影响，并非只是出于对乡先贤的钦敬，而是另有更深刻的原因。阳明为学，举良知说以正世道人心，这就儒学之全体大用而言，乃是显学术之功于社会层面，以开太平盛世。处晚明腐败政局之下的刘宗周自然对之默然有契。据《年谱》记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宗周因不满朝政，请假归籍，阖门读书，“久之，悟天下无心外这理，无心外之学”，遂作《心论》。天启五年（1625）夏，奸党魏忠贤等大兴钩党之狱，缇骑四出削籍遍天下。宗周认为：“天地晦冥，人心来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遂会讲于山阴解吟轩，痛言：“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他每会必“令学者收敛身心，使根柢凝定，为人道之基，尝曰：‘此心绝夫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不容发处，恰是此心真凑泊处。此心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于是有慎独之说焉。”六年（1626），宗周读书于韩山草堂，“每日晨取有明诸儒文集、传记考订之，盖有意于道统录也。”七年（1627），《皇明道统录》辑成。正是在著辑此书过程中，宗周“读阳明文集，始信之不疑，为论次曰：‘先生承绝学于辞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鹜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17）

本来，刘宗周并不喜阳明心学，他是由陈、湛一脉启途问学的，全祖望说：“念台之学本于敬庵，敬庵出于一庵，一庵出于甘泉，甘泉出于白沙，白沙出于康斋（吴与弼），其门户盖与阳明殊。”（18）许孚远教宗周为学之亏实与朱熹相近。由上引《年谱》所记可见，刘宗周后业转向阳明心学，乃是基于其痛感时艰的心态。而阳明心学的影响又是其形成、发展起自己学说思想体系的重要原因。不过，宗周并未盲目信从阳明心学。早年一路下来的学脉使他对阳明教法心存怀疑（19），而当时日显的王学末流之弊更激发了他的不满。崇祯五年（1632），他与以禅学解释阳明心学的陶石梁展开论辩（是为“白马岩之辩”），后又寄书陶氏，晓以学术大义，说：“今天下谈新建（阳明）之学者，未有不借路葱岭（即禅宗），即当日一种教法，所谓天泉问答等语，近日亦不复拈起。高明之士谈性宗而忽彝伦，卑暗之士乐猖狂而恶名检”，并希望陶氏“力以师道自任，为世人作津梁。”（20）十一年（1638）冬十月，宗周删定《阳明传信录》成，驳王畿《天泉证道记》中四无之说，以明朱、王学术之同归，谓：“朱子以察识端倪为下手，终归涵养一路，何尝支离？阳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于去人欲、存天理，以为致良知之实功，何尝杂禅？”（21）十五年（1642），宗周著《原旨》；十六年（1643），又著《证学杂解》、《良知说》等。在这些著作中，他畅发其以“慎独”为宗旨的儒学思想，从中不难看出其与阳明心学的区别。

总之，从丙寅始读阳明文集到乙酉殉难前改定《人谱》，刘宗周对王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这正如其门人董瑒所说：“先生于阳明之学凡三变，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辨难不遗余力。始疑之，以其近禅也；中信之，信其为圣学也；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谓其言良知，以《孟子》合《大学》，专在念起念灭用工夫，而于知止一关全未堪入，失之粗且浅也。夫惟有所疑然后有所信；夫惟信之笃，故辨之切，而世之竞以玄妙称阳明者，乌足以知阳明也哉？”（22）此一对王学由疑而信而批评，乃至修正的过程，正与其逐渐形成起自己以慎独为宗旨的心学思想体系，并因之而成为独具个性的儒学宗师的过程相符应。

泰州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是位出身盐丁的平民儒者。他曾就学王门，接受阳明心学的熏陶。阳明在世时，他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