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判断黄凡的《周易》古史研究是否可信，那就要按照历法进行推算，看《周易》某一爻辞是否恰好就是历史上某一事件的发生日期。兹举几例：《师》卦第一爻到第四爻是第271～303天，黄凡认为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在师”、“师或舆尸”、“师左次”、“长子帅师，弟子舆尸”系指周文王第一次伐崇侯虎。参照《左传·僖公十九年》所载：“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从第271天到303天正好是33天，正近《左传》“三旬”之说，《师》卦四爻所载与《左传》相合。又如《豫》卦四、五两爻是第709至720天，爻辞是“贞疾恒不死”“冥豫”。《竹书纪年》载：“春三月，西伯昌薨。”《竹书纪年》或用夏历，与《周易》所用周历相差两个月，所以《豫》卦所载“冥豫”正好是《竹书纪年》所载文王的死期。再如《离》卦上九爻为第1332天至1338天，爻辞为“王用出征，有嘉，折首”。参照《尚书·泰誓序》所载：“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历谱戊午为十二月三十，这是商周历法不同所致。这一爻记载周武王渡黄河至牧野与殷纣王决战、斩纣王首级这一历史大事。诸如此类不再列举。黄凡认为，商周之交的历史大事件因为缺少史料而无法具体
判定日期的，可以根据《周易》卦爻辞进行推断。

　　与此前《周易》古史研究相比，黄凡很好地解释了《易经》的“九”和“六”的概念，他将卦爻辞、卦象与先秦古籍互证，不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说《周易》，而是将其看作是商周之交8年的改朝换代史。《周易》与其他史籍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以每隔9天或6天占卜一次的形式来记述商周之交的历史大事，这很好地解释了《周易》既是一部筮辞编集同时又是一部古史这一特殊文化现象。从学说体系来看，他的《周易》古史体系比胡朴安体系更为完整，甚至比李大用体系还要具体。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专家的充分肯定。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秘书长在《审读意见》中认为：“此书别开蹊径，突破
二千多年来前儒对《周易》的传统说解，而把《周易》作为编年日记体的周室占筮记录进行论证，从而揭开了《周易》的秘密。本书立论新颖，论证严密，已自成体系，可为一家之言。因此，本书是一部充满创见的优秀著作，将给近年出现的《周易》热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易》学研究。……本书据《周易》所排年表对古历法研究也很有价值。此外，对文字训诂学、古籍雠学也很有价值。”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为这部巨著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其中说：“大家看他这部《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不仅广征博引各种古今文献，而且运用了历史学、文字学以及数术、历法等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视野宽阔，论述详明，源源本本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恐怕很少人想到，几十万言大书竟出于一位业余作者之手。古人以焚膏继晷形容治学的勤勉，我们在看到他的学术成果之余，更要肯定他寻找打开疑谜之门的精神。相信《周易》的研究，由于这部书的出版，会得到新的促进。”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本世纪《周易》古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可以见出《周易》古史研究从发掘《周易》中的历史故事到视《周易》为史书，从片断感想发展到完整体系，逐步走向成熟。尽管这些研究者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有些人即使生活在同一时代也不一定互相有音讯沟通，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共同的学术纲领或学术宣言，但治《易》思路却逐渐走向一致，其研究成果卓然自成一派，而自觉与传统易学区分开来。我们说《周易》古史学派已经形成，这绝非夸大其辞，而是有系列研究成果作为充分依据。本世纪的《周易》古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拓宽易学领域，而且对商周古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李大用、
黄凡建立的《周易》古史体系如能与地下考古发掘相与印证，则对目前正在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不无参考意义。待到商周古史疑难问题逐渐澄清之后，再回头看本世纪的《周易》古史研究，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它们的学术价值。

注释：

①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第l～44页，上海古籍1982年出版。
②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第143—170页，同上书。
③④沈竹扔、章太炎的《周易》古史观，参见胡朴安《周易古史观·自序二》，上海古籍1986年J打版。
⑤谢宝笙在香港出版的《周易》研究系列著作，大陆不易见到，本文介绍谢氏的观点，是根据北京出版社1995年出
版的(易经之谜是如何打开的》一书以及1993年第2期《周易研究》刊载的谢氏论文《周易原著精神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