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规划理念反映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和科技规划自身规律的理解。从规划文本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建国以来中长期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占主导地位。功利性理念源于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结果，并由中国科学技术的实际状况决定。中国科技规划采取功利性理念是种现实性选择，但是也存在较大的偏失，在谋求近期效用的同时，却不利于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对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的理解要做精细化分析，同时需要引入更多的哲学思维。

关键词：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

Abstract: The logo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reflected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to laws of development of S&T and the law of S&T program itself. From the visual angles of program text， we can see that utility logos takes dominant status in the Chinese middle-long-term S&T program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t up .The utility logos came from the result of development of S&T itself and decided by real situation of Chinese S&T. China taking utility logos in S&T program is a realism choice， but it is an unsound logos of S&T program and making against to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T. We must to do fine-analysis for understanding of the utility logos of S&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introduce more philosophy thought in it.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utilitarianism; logos

近代科学技术从一诞生就受到社会的复杂影响，特别在二战之后，科学逐渐进入大科学阶段，技术在进入第三次革命后，更是呈现非线性的不可控制的发展态势，科学技术应用中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科学技术发展已成了各国博弈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人们提出了规划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科技规划逐渐被各国接受。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科学技术的计划发展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科技发展成了国家发展的重大事务，因此科技规划在中国显得特别重要。

一、对中国科技规划理念的理解

建国以来，我们一共制定了9次中长期科技规划，分别是:“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86-200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91—1995—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长期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中长期科技规划中，规划理念是居于核心和灵魂的地位，整个规划围绕理念展开。建国以来的每次科技规划都受到规划理念的直接影响，有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反映了具体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我们对科技规划自身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研究规划理念可以使我们对整个中长期科技规划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能站在哲学的层面进行反思。
首先需要对“理念”（logos）有个理解。古往今来，不同的学科的学者对于其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本文更多的从哲学角度去理解。在柏拉图那里，他把理念理解为独立存在的一般概念，理念是“真实的实在”。[1]今天对理念的理解显然与古希腊时期有所不同，更多侧重于对事物高度概括的理解。“理念是一个精神、意识层面上的上位性、综合性结构的哲学概念，是主观（认知、观念）见之于客观（规律、存在）的科学反映，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及实践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精神向往、理想追求和哲学观点的抽象概括，是指引人们从事理论探究和实践运作的航标及鹄的，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延续性和指向性的认识、理想的观念体系。简言之，所谓理念，是指人们对于某一事务或现象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观念体系。” 【2】
科技规划理念是指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和规划自身制定与实施的总体原则、指导思想、根本观点、发展目标等。科技规划理念按科学技术作为工具性使用的程度高低可分为：理想性规划理念，现实性规划理念，功利性规划理念。理想性规划理念基本不顾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允许科学自在、自为的发展，很少干涉，对于技术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加以约束。现实性规划理念指社会对科学技术的索求增加，科学技术自身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必须回应经济与社会的需求，基础科学的发展很少受到干预，应用科学与技术发展有框架而无具体的限制。功利性规划理念比较强调科学技术的工具性和社会性，科学技术发展受到规定目标的干预，按人为理解科学技术的方向发展多于按科学技术自身规律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在支撑经济、社会、国防等发展的过程中自身得到发展。根据社会干预程度的高低进一步可分为强功利性规划理念和弱功利性规划理念。强功利性规划理念更加注重科学技术发展的近期成果，科学技术成为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附属品，科学技术发展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导向，基础科学受到忽视，技术规划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弱功利性规划理念对科学技术发展有明确的导向，基础科学的发展有所侧重，技术规划的比例相对较高，科学技术发展主要为推进经济、社会目标服务。
那么如何理解我国的科技规划理念呢？有必要对相关代表性的论述进行回顾。学界对中国科学的政治性有共识。马惠娣认为新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体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倾向。[3] 她在《关于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理论思考》中提出中国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倾向两个方面：科学上的学术大批判和技术上的与经济脱节。科学技术更多的被作为巩固政治的手段，一切围绕政治这个中心运转。“科学政治化的一大后果，就是把科学等同于技术。在政治高于一切的社会氛围中，科学的重要性只在于技术上的应用。” [4] 龚育之在《一件历史公案和新的研究起点》中记述了文革末期“四人帮”和邓小平之间的一次政治斗争，核心是“毛主席有无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人帮”欲借机整倒邓小平。“在批邓运动中，这个汇报提纲被诬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四人帮’发动了对它的激烈的大批判，除了‘右倾翻案风’这个总帽子以外，特别加了两条大罪名——一曰造谣，说汇报提纲造毛主席的谣言，编造了一条毛泽东语录；二曰篡改，说汇报提纲引用的译文篡改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讲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原文里没有‘首先’两个字。” [5] 在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科学技术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从科学技术作为政治的附属品和斗争手段来看，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采取了功利性理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长期科技规划浸润了很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色彩。它的理念是功利性的。美国研究中国科技问题专家理查德•萨特密尔（Richard P. Suttmeier）指出新中国的科技目标实际上还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我们就看到对科学和技术表现出长期的功利主义兴趣和目的。概括的说，这些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通过广泛的传播和推广科学技术，为文化改造服务。” [6] 从建国到现在，历次中长期科技规划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改革开放前的阶段，科技规划体现了“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为政治所用；改革开放后的阶段体现了“科学与经济的结合”，科学技术为经济服务。尽管每个阶段都有注重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容，但总体来看，尤其从科技规划的实施层面看，科学自身的发展一直受到忽视，功利性理念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董光壁在其专著《中国进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中指出中国“科学目标的功利偏向”，“对科学的功利要求与科学的自主发展规律相协调，并非总是能做得最好的。” [7]

二、中长期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的文本分析
审视建国以来中长期科技规划理念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中国科技规划的功利性理念色彩非常浓厚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以下的文本分析。
如果笼统的说中长期科技规划有功利性似乎还不够准确，因为我国的科技规划包涵比较多的内容，除了对技术和技术科学的规划外，还有对基础科学的发展规划，对实施科技规划保障体制的规划等等。在改革开放后，科学体制的规划又成为科技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体制都有明显得被作为手段和工具的痕迹。尽管对技术采取功利做法有些合乎逻辑，但在技术与科学联系非常紧密的大科学时代，对技术的强功利性理解导致把科学作为技术来理解而同样采取功利性的做法。分析规划文本，可以看见很多功利性理念的体现。
新中国第一个12年（1956－67）科技规划取得很大成果，奠定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基础。“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制，并由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 分析12年科技规划文本，就会清楚看到许多急功近利的表述。如“对于科学的空白部门必须迅速加以填补，原来较有基础的部门必须迅速加以提高和加强，务须迅速摆脱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现象，在十二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9] 尽管建国初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热情高涨并抱有良好愿望，但要在短时间内接近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不切实际的。1956－1967年科技规划在制定指导方针时存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重点发展，推动全面，加强基础，迎头赶上”的争论。“规划《纲要》提出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少数人曾有不同意见。如有人建议改为‘重点发展，推动全面，加强基础，迎头赶上’，也有人提出了其他修改意见。我们认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是正确的，不应改变。” 【10】争论反映了发展技术科学为主还是基础研究为主的矛盾，一直贯穿到以后科技规划理念中。与时局配合，科技界发动科技大跃进，建国初的政治热情和科学家的良好意愿的结合，取得提前五年完成首次规划的巨大成就。但12年科技规划的社会效果与历史遗产值得深入反思。“总体上来说，‘文化革命’前科技规划的制度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利的。不过，这也确实扩大了国家对科学的控制。” 【11】在当时情况下，科技规划不仅要发展科学技术自身，而且还有巩固政权、建立国民经济基础的功能，其规划的功利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1963－72年的8年科技规划中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更好地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服务。” [12] 这说明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非为本身服务，而是巩固政权、服务政治。科学技术作为巩固政权和服务政治的手段，在延安时期究就已如此，当时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是不赞赏脱离实际的高深研究。第一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李富春在1943年批评一些科技工作者脱离实际时说到“但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会未闻研究讨论这些问题。自然科学院也未闻研究讨论这些问题，科学副刊也很少解说这些问题，却以很大的篇幅去解说宇宙、地球，这又是什么原因呢？”[13] 徐特立当时给自然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我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在高深的学理方面或粗浅的技术方面，总的任务是为着生产，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质问题。”[14] 科学技术作为巩固政权、服务政治的手段和工具在当时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成了一个传统一直到建国后。“建国初期的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与延安时期的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科技为现实服务。”[15] 虽然这样做短期内取得很大成果，但功利性做法是不利科学长远发展的。“但在实践中，由于过分强调科学的功利性，从长远讲，对于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16]
文革后，在1978－85科技规划的奋斗目标中，提出“在二十世纪内， 我们必须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 在城乡实现电气化， 在工业生产主要部门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 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 使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国防威力大大加强， 保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科学技术上，要拥有宏大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包括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 拥有最先进的科学实验设备， 使大部分科学技术领域接近、部分领域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某些领域居于领先地位。”[17] 由于文革十年的压抑和急于追上并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迫切愿望，使得规划出现冒进色彩。“《八年规划》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后制定的，这个科技界急于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情绪在新的规划中集中表现出来。规划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后来发现有些目标不太切呼实际，规划的项目也被调整为《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八年规划》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冒进’的规划。”【18】之所以出现冒进和盲动，原因很多，但对科学技术期望过高是重要原因，这背后反映了非常强烈的功利性规划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