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按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办事得到更大的重视。但在实际的规划实施过程中，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过分看重短期利益的做法使得科技规划更趋功利性。从一个有代表性的比例R&D/GDP的变化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九五科技计划中提出要使这个比例在2000年达到1.5％，然而2000年并没有达到。在十五科技与教育专项规划中提出在2005年达到这个目标，然而实际到2005年只达到1.3％。科技规划不具备法律效力，使得各级政府重视科技的短期效益大于长期效益。实践层面的科技规划比文本层面的科技规划更趋功利。
对基础科学的重视程度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功利性理念的强弱。九次科技规划文本中都有专门论述基础科学规划部分，把它与每次科学技术总体规划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中长期科技规划 1956－67年规划 1963-
1972年规划 1978－85年规划 1986-2000年规划 “八五”计划 “九五”计划 “十五”计划 2006－20年规划 “十一五”计划
基础科学比例 14.1％ 11.1％ 18.6％ 15.3％ 6.0％ 12.4％ 17.7％ 21.8％ 16.9％
备注：国防科学技术未统计。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中基础科学的关注度是总体偏低的。科技规划的技术规划色彩过于浓厚，在某种意义上称其为“中长期技术科学规划”也不为过。这与我国的国情和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有关。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我们习惯把科学技术简称为“科技”，这是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英语中用“S&T”简称“science and technology”，意义并没有变化。而“科技”则不同，从修辞角度讲，科技立意更多的在技术上。“我认为我们国家当前有个问题， 那就是一说‘科技’时，脑子里只想到技术，没有想到科学。一说科技规划想到的就是技术规划。”【19】过于侧重技术规划，科学技术更多的被作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增加收益的工具看待，注重科学技术的短期效果，科技规划的功利性色彩自然十分浓厚。
此外，文本中随处可见的口号式的语言和行文既降低了科技规划的纯粹性，又带上明显的时代烙印。科技规划功利性色彩还带上特定时代的政治动机的痕迹。由于对科学技术发展采取功利性的倾向，我国科技规划带有比较明显的功利性色彩，科学技术被赋予太多的期望和含义。科学技术更多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它本身不是发展目的，所以我国科技规划承载了许多超过它原有边界内涵的东西。

三、新中国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的原因与评价
理念的形成与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建国以来中长期科技规划一直体现较强的功利性理念有它非常深刻而复杂的背景原因，不能简单的用好或是不好来下结论。半个世纪以至将来可能继续延续的功利性理念反映了一些客观规律。
首先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关系来理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后，科学逐渐从小科学阶段进入大科学阶段，科学研究已不是少数人从事的事业，科学逐渐变成了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科学之间的融合与分化越来越细致深入。司托克斯建立“巴斯德象限”提出“应用基础研究”概念，认为应重新建立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协约关系。“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所能取得的突破，能导致进一步的纯研究，就像纯研究的突破能导致进一步应用引起的研究一样。这一切符合巴斯德的著名信条：‘不存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只存在科学和应用科学。’” [20] 这使得科学发展必须和社会利益相联，功利性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技术发展也从“小技术”阶段发展到“大技术”阶段和“社会性技术”阶段。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反作用越来越大，科学技术发展应该受到导引的必要性逐渐增加，功利性理念是对这种导引的反映。
可供人类使用的资源总体是有限的，用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资源不是无限的，这是出现科技规划的根本原因。有限的资源该往哪投，怎么投，就涉及到选择标准和加值判断。在“大科学”和“大技术”时代，资源的拥有者——国家、利益集团、民众等都有资助必须获得回应的要求。科学共同体与科学发展的纯粹性受到挑战。资助者的功利性要求反映到科技规划中成了功利性理念的源泉。对于长期处于不发达阶段的中国来说，投入科学技术的资源得到回报的要求更为强烈。新中国成立以后，迅速提升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成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国家领导人的迫切愿望。这里既有历史积淀形成的民族情绪又有现实科技落后状况造成的外部压力，所以从现实出发，把非常有限的资源主要用到短期内可以看见明显效果的技术规划上是合乎情理的。在建国初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是科学技术最主要的任务，所以科技规划的一开始就带有功利性理念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种功利性理念几乎成了传统，历次规划都带上比较强的功利性理念则需要反思。
其次从中国科技自身特性考虑。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理念与指导方针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 政府意志和国家导向非常明显，是政治家的政治洞见和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意见相互结合的结果，采取“政治家＋科学家”的模式。这种结合的好坏依靠当时的环境和对科学发展规律的理解。政治因素的加入既给科技规划带来资源使用上的便利，又是科技规划带上一些政治因素，决策者必须考虑决策的政治风险。这使得科技规划的功利性理念又多了一层保护壳，单靠科技规划自身难以突破功利性理念的束缚。
功利性科技规划取得的技术上突破的短期效果，如“两弹一星”的成功，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明显效果，反过来巩固并加强了功利性理念在科技规划中地位和需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科技规划指导理念的功利性色彩也越来越浓。如果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建设和民族振兴并联考虑，我国经济建设的赶超是个历史过程，那么科技规划的功利性理念也将是个历史过程。
第三，新中国的中长期科技规划采取功利性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相关的。在西方人眼里，功利主义成了目光短浅的代名词，但中国共产党人对其有新的理解。毛泽东对功利主义做了如下理解“我们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1]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革命采取功利主义影响到对科学技术发展采取功利主义，并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认为是合理的。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现实生产力，“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发展经济的口号，而应视之为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而生成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的另一种理论表达方式。”[22] 这使得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把科学技术当作增加商品和民众福利的工具；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片面追求，使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属品。这样“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实际上体现了领导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干扰，而不是从科学本身需要出发。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也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认为科学技术成了新的意识形态。我国科技规划正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但马克思原意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不是意识形态。我们对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解可能有偏差，造成我国科技规划的功利性理念过强。
既然认为我国科技规划所采取的理念是功利性理念，那么如何评价这种功利性理念呢？我国科技规划采取功利性理念是种现实性选择，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必须指出，我国的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是种不健全的科技规划理念，不利于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尤其不利于基础科学的长远发展。基础科学的长期被忽视和自由探索的限制是我国本土迄今为止诺贝尔奖缺失的重要甚至主要原因。尽管我国科技规划取得很大成就，但是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非常薄弱，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等方面缺少重大成果。“中国科学家一直以来非常关注研究的快速产出和及时回报，这种绞尽脑汁的研究反而放慢了在高水平科学前沿的发展速度。”[23] 我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如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地位。
对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的理解要做精细化分析。如果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可以干预科学，但不可过渡” 那就太过简单化了。由于中国的特定语境，政府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政府从干预科学中撤出，我国科学事业会有巨大的进步吗？答案未必，中国的科学共同体未必就能形成很强的自律机制。我国的科学共同体并没有经历一个萌芽、养育、独立的过程，科学的自主性在科学共同体中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中国民众的科学信仰很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比较肤浅。所以不能简单对功利性理念说好或是不好，需要精细化的深入分析。
科技规划理念的形成与流变是个客观的过程，要更多的从哲学层次思考。不能就规划研究规划，缺乏理性思维的民族会导致深度创新的缺乏，科技规划理念研究需要引入更多的哲学思维。对待科学技术发展要采取什么态度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问题是按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发展科学与技术。在大科学时代，丝毫没有功利理念的科学技术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赶超型国家，在人均资源很低和基础科学平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既要利用技术增强综合国力，更要重视基础科学的长期积累。综合分析，我国的中长期科技规划功利性色彩过强，从强功利性规划走向弱功利性规划将是今后科技规划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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