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学联合问题分析之一：学者生存与发展困境
任何社会问题都是由人和体制二元因素构成的，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可以通过这两个元素寻找答案。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人的因素，下一部分论述体制背后的因素。学术研究中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学者的生存与发展困境。
（一）中国学者生存困境
中国学者相比国外学者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必须为生存而奋斗。学者用自己的学识为社会做出贡献，同时获得补偿。按西方经济学对工资的理解——“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劳动力的价格。” [ 4 ] 也就是说，学者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获得实物和精神补偿。但从经济学的实践来看，古今中外的学者因为不直接进行商品生产，处于社会分配大体系中的二次分配环节，所以学者付出的辛勤劳动与获得的补偿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对等的。一般总是偏向于付出大于所得。
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付出与补偿总体上也处于不对等的情形，学者作为公民，这种社会责任使学者需要为生存而奋斗。目前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不仅是兴趣使然，更重要甚至绝大部分意义上是种谋生依靠和生存手段。除吃、穿、住、行这些基本的需要之外，更多的生存需求使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忙碌不停。跑项目、挣经费、填无数的表格、做不同角色的转换，使知识分子长期处于“被迫浮燥”之中，无法潜心研究，更谈不上“坐上十年冷板凳”。
中国当代学者人口总数较多，2004年末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2716.3万人， [ 5 ] 这还未包括其他形式的学者。一个普通的学者，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成就的。中国学者需要在学术资源的总量有限，平均的资源更少的社会背景中，找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源聚集方式。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更多的指学术资源，包括课题、项目、设备、人员编制、成果发表、职称、话语权等等。中国学者在学术上的原始积累非常艰难， 作为普通学者（官学联合中的边缘）的学术上的原始积累更加困难，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甚一筹。
对于一个年青学者，博士毕业正常情况下为27-30岁，其后10年时间为人生创造力的最高峰。而这时也是青年学者负担最重的时候，往往一个人要挑科研、家庭、行政、教学、社会工作等好几幅担子，很少有精力静下心来真正作科研，作真正的科研。日本社会常见的“过劳死”在中国出现新的形式——“英年早逝”。国内一些名牌高校的三十几岁的青年教授的英年早逝正是沉重压力的结果。“2005年1月下旬，在短短的4天时间内清华大学两位年轻教师相继去世。2004年10月20日，我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张颖清，英年早逝。 2005年1月5日凌晨4时许，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32岁的萧亮中在睡梦中突然大口大口地喘气，5分钟后与世长辞。” [ 6 ] 社会公众常常感慨时下我们处于浮燥的社会，学者们很浮燥，因而难出大家和大师了。这种浮燥并非学者本身造成的，而是基本的学术资源的聚集非常困难造成的。学者们不是自己的浮燥，而是为了尽快的聚集学术资源，早日进入科研而形成的“被迫浮燥”。“现在的评价体系太急功近利了，私下评议或是同行评议时要求数量上达标，如果想在学术圈内树立起威望，质量必须是过硬的，要有创新的东西出来。但高质量的东西不是短时间能做出的。”[3]27从目前中国学术研究环境看，这种状况也许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中国本土未能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因众多，但“被迫浮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发展困境与“50岁光环效应”
学者不但有生存困境，而且在学术生涯中还有发展困境。学者通过自身的艰苦积累，一般要到50岁左右开始“发光了”，在本领域可以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俗称光环，不妨称之为“50岁光环效应”。比如在自然科学领域，50-60，60-70岁被选入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比例较高。[ 7 ]

从表中可以看出，51-60和61-70这两个年龄段当选院士的比例最高，但50-60这个年龄段优势明显，聚集的光环最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50岁以后，在本门学科内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和学术资源分配权。而在人生创造力的高峰30-45岁区间内，默默奋斗，辛苦积累却成了中国学者的普遍情况。
中国的学者在50岁左右开始发光以后，很快面临一个体制上的问题，到60岁就要退休。不是自愿退休，而是必须退休，以便腾出位置，使下一轮的青年学者早日完成学术积累。这会造成非常大的社会浪费和学术浪费。培养专家的社会成本非常昂贵，然而弃之又毫不可惜。专家50岁才开始发光，所以非常有必要延长退休年龄，“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蒋南翔）虽然难以达到，但是为祖国工作30-45年还是可以达到的，退休线延长到65-70岁是国外通行的作法。国内少数重点高校有所延迟，但在国内普遍实现比较困难，主要还是人事体制的障碍。“按照我国教育部和劳动保障部的有关规定，教授60岁退休，女教授可以在55岁时退休，但是50-70岁这样的年龄段正是出成果的时候。” [ 8 ]
国家每年公派和自费留学生都在十几万，中国出国留学生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仅2004年度就多达11.47万人。然而学成回国的比例不足十分之一。其中原因很多，但是在30-45岁这段人生创造力高峰期，很多留学人员不愿花太多的精力在国内进行原始积累，而希望利用国外较好的科研条件早日完成自身在学术上的质变。可以预期，再过10-20年，国内“被迫浮燥期”过去后，大批国外已成专家的留学人员会返回国内，那么此前更多在国内必须完成学术原始积累的学者该如何处理自己面临的重重压力呢？于是学者和政界的联合就成了必然。

三、官学联合问题分析之二：学术与政治结合的历史性加剧
在前面一部分分析了人的因素后，这一部分探讨制度性因素。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体制因素或说制度性因素对中国学术研究环境的负面影响。包括前已述及《自然辩证法通讯》上许多专家和学者的讨论。所以笔者试图更深一步考虑这个问题。纵然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制度问题，但是决定制度的又是什么呢？在于制度所处的特定时空环境。很难想象在古代会出现今天的制度。同样道理，造成今天学术研究制度上的问题需要把视角投入更宽的背景。必须考察当代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学术与政治结合的历史性加剧。
（一）学术与政治结合加剧是当代趋势
早期学术的产生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两个独立的领域逐渐靠近并交叉。但学者们一直天然的抗拒着政治的入侵，以“远离政治为高尚”是大多数学者接受的信条。而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似乎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越来越靠拢。进入20世纪，尤其进入大科学阶段后，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以空前的速度加剧。
1. 科学与政治的结合加剧 当代科学飞速发展，使其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已成为现实。“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正不断向前推演。科学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整个社会总体趋势走向科学化的社会。科学进入民主和政治领域则形成了“科学政治化，政治科学化”的世界大趋势。科学政治化，指科技越来越成为政治角逐的决定力量之一，科学实力成为综合国力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人员进入政界的通道越来越广，形式多样。科学事业成了一种政治事业，科学政治家不断出现。政治科学化，指政治本身不断走向科学，从经验型的政治运转走向科学型的政治运转，政治也越来越成为一门科学，即“政治科学”。政治不仅是“人治”，而且是“法治”，同时它的趋向是“科学治”，即“科学治理”。“近年来，‘科学与治理’（science and governance）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国际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日益吸引学术界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 [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