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手稿中的思维运思方式，随着马克思哲学观的转变，特别是他意识到“须要‘把哲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2](p262)在他还没有明确指出这样的论断之前，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这么去做了.马克思在1853年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说：“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它不是现在的存在”。[3](p257)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提纲 》哲学观转变之后的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缺陷“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1]（p55）并且明确了自己与费尔巴哈的界限，“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p5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认“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p73)找到理论的现实起点“现实的个人” 之后，马克思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这一历史的基本规律。马克思认为只有继续深入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破除这一理论给人的抽象印象即“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p73-74）从而最终验证其理论的科学性。

　　当然，马克思经过“类本质异化”这样一个时期，因为长期浸淫于德国古典哲学思维中马克思不能一踏上思考的旅程不沾染上“纯粹思辨”的流俗，但从马克思自己哲学思想逻辑的进程来看，具有形而上学思辨性质的“类本质异化”思维方式的确是马克思运思的起点，但“人类解放”这一科学的结论显然是不能靠思辨论证其合法性的。恰恰相反，在对自身理论的质性规定中，“我们仅仅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1]（p66）从哲学向历史科学转变的马克思，彻底站在了“哲学之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摒弃了“类本质异化”的人本史观的思维方式。

　　二、马克思有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遗迹”的问题吗？

　　国内哲学界近几年来，一直在讨论马克思哲学观的本质特征问题。往往论者在依循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进程会这样认为：在费尔巴哈影响下的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的哲学迷宫，拯救出了“辩证法”这一珍宝，其理论武器就在于转向了唯物主义，但此时的唯物主义早已经过了辩证法的熏染，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与形而上学的、机械的旧唯物主义有着质的差别的“新唯物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的说法，因为，脱离了黑格尔的马克思转向了已经是饱含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了。但是这忽视了存在的两个与此相矛盾的事实，一是马克思思想确实经过了人本的历史观，并不是一踏上唯物主义就同时踏上历史唯物主义地平的；二是马克思自身对待费尔巴哈的态度的文本佐证充分验证了其思想进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

　　首先来看，为什么说马克思没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与历史物主义创立顺序是相违背的呢？我们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有一个“推广说”来描绘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历程。即先后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将其原则推广至历史领域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在反对有人指责传统教科书中的“推广说”的辩护中，有学者详细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名称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以示“推广说”难以成立。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概念虽然一直到1886年才由狄慈根首次于《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领域中的漫游》一文中提出，但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却有着大量文本中可以读解出其“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楠森教授曾指出过判定马克思是否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有三个标准：“(1) 马克思是否同意物质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亦即马克思讲的“唯物主义”中的“物”是否只是人类社会或实践，而不是自然物质？(2)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否只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只是头脑里的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只是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3) 认识、思想是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4]依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只要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1]（p77）以及马克思在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表示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接着在文中，又不断出现“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等，但在历史观问题，这个时候的马克思还只是认为：“这种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1](p92)这里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的话，一个客观的历史原像便呈现出来，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本体论、方法论统一的理论基础已经实质上诞生了，一旦站在了新的地平上，作为审视历史之谜的科学论断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艰难的人本主义历史逻辑之间展开冲突，挣扎出来的马克思紧接着在《哲学贫困》中就立马宣告了自己的新话语方式，“我们见解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普鲁东而作的‘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5](p10)

　　正如我们看到了，先夯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地平的马克思，得益于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拯救。而这样一来，从唯心主义惊梦过来的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就在于以客观现实为本，“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含义也就在于此，一切从实际出发。但一旦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分歧不由言说是归因于对待客观现实的考察方法上不同。正是对“费尔巴哈阶段论”批判的人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怎么能是马克思所经过的呢？这里是概念的混淆，无论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还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们的继承在后缀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前缀。“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特点，但它无可厚非的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后缀“唯物主义”。正是因为前缀的不同才导致了两者历史观的质性差异。否认有过“费尔巴哈阶段论”就必然在理论上消解掉后缀的“唯物主义”。

　再看第二个矛盾，那就是否认马克思一生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与经典文本中马克思自身的看法相违背。在1843年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关心政治”[6]（p4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