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第二个矛盾，那就是否认马克思一生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与经典文本中马克思自身的看法相违背。在1843年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关心政治”[6]（p442-443）这就是说他对费尔巴哈还是基本赞同的。在1844年，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候说：“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3](p46)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3](p157-158)同年11月，马克思诚恳地给费尔巴哈去了一封信，他说：“我趁此机会冒昧第给您寄上一篇我写的文章，……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意义，但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6](p449-550)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7](p118-119)在马克思的晚年，在他与恩格斯的通信中，直接指出自己有过“费尔巴哈阶段”：“在这里我又看到了《神圣家族》，他（库格曼——引者注）送了我一本，还将寄给你一本。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了滑稽的印象”[8](p293)（全31-293）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问题上来，否认经历了“费尔巴哈阶段”既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原像相悖，又与马克思自身的文本认同相悖，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其实问题就在于是否承认马克思经历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洗礼，不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唯物主义，只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后缀被马克思继承了，它都能有助于马克思走出黑格尔的迷宫。并同辩证法结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这一切得益于费尔巴哈，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文本中才会出现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赞同。但马克思没有就此停住脚步，而是在此基础上彻底抛弃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解答“历史之谜”时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旦越过费尔巴哈的马克思拉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序幕”。

　　三、否认“费尔巴哈阶段论”会造成哪些理论问题？

　　学术界曾经批评过一种隐性的‘凡是’话语，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东西一定是真理。所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在他的论文和著述中面对一个讨论主题，可以不加任何历史性特设说明就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同质性地引述到第50卷。这种非法的研讨状态在今天我们一些论者的著述中还时常能够看到”。[9]（p1）这里所警示的是，克思不是一出生便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他不是神而是人，是人就应该有个思想的成长过程，就有早晚期的区分。承认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就有了一个回到什么时期的马克思问题，以什么时期的文本解读马克思才能走进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阶段论”存与否同样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提出来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在“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也存在一个诠释学上的文本勘定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著作属于原本，而恩格斯以及其后的哲学著作是副本。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在原本的基础上深度耕犁，只不过更确切地讲，原本是马克思的青年时期的著作，也即在我们看来是处在“费尔巴哈阶段”的马克思。如果我们否认了马克思思想汇中存在过“费尔巴哈阶段”，就是说像有的论者所立论那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在批判黑格尔之后成熟了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审视资本主义现实了。说早期的马克思是一种成熟的马克思，这正好迎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为其铺设理论地基。同样，他也不可避免地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道在“自然辩证法”、“实践哲学”、“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等等问题上趋于一致。

　　正因为否认了早期马克思有过按照费尔巴哈的思维方式思考现实的理论态度，也就是说承认了早期马克思是“原本”，那么“原本”的思维就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此读解，国内也不示弱。例如在九十年代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已故哲学工作者高清海先生就曾在“超越哲学”之后又提出“类哲学”。“类哲学”认为，“从抽象人走向具体的人意味着哲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类哲学”告诉我们，“哲学研究世界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理解人，理解人的地位、价值和意义。这是‘哲学世界’与‘科学世界’的根本区别之点。” ①以及丛大川先生认为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通过对实践的人道批判，在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统一性关系中寻找人的生活的“真正意义”，“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的“类批判哲学”，它通过对实践的“类批判”，不仅为人的生存去寻找人的存在意义、为人的发展来提供类价值尺度、为人的未来创意出类应然理想。”，“将马克思哲学“意义”化、“人文”化、“价值”化“理想”化、“境界”化、“人格”化、“自由”化、“未来”化，由此认定马克思哲学是“人道主义”的现代形态， 而不是“唯物主义”的现代形。②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共同误读均在于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应当给与超越的，无论是“类哲学”还是“实践人道主义”都是超越了的哲学形态。取消了基本的唯物主义原则，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价值化，马克思哲学成为了一种为现实创意应然理想的哲学形态，这显然是用马克思废弃的旧的“人本史观”非法诠释马克思。而这一切就是把属于“费尔巴哈阶段”的马克思给予表面的否定，背后又堂而皇之地宣扬的手法。

近几年来，国内哲学界有关马克思哲学观的实质讨论引起了哲学的重大转型。就目前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人道主义讨论以及主体性哲学――实践哲学－以生存轮为主轴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范式转型来看，其理论的质点主要是，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实现了重大的转型，展现了一幅进步的图景，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都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人)的能动和创造性 活动。康德的‘哥自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两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和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的界限”，“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10]（p6-8）同时哲学的关注对象也自康德以来，转向了人的生活世界，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属人世界”，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然后为了使得马克思走进当代而具有当代性，又强行将马克思拉入到这样一种语境下进行话语的重行理解，意义的重新设定。但是，在我看看来，这样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