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两条逻辑”的国内“南北之争”说下去

　　摘要：在对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进程的研究中，国内最近一段时间对《1844年手稿》中“两条逻辑”展开了“南北之争”。在双方的背后，“接着说”便成为一种积极的学术态度。在不局限“论争”的问题域基础上直接追问：“类本质的异化”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得以承接？在《手稿》时期，马克思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遗迹”的问题？如果说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时期”又会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引起哪些问题？从而认为，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后缀的“唯物主义”，在一般唯物主义基础上通达辩证唯物主义，最终拉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序幕。

　　关键词：“类本质”、费尔巴哈、“两条逻辑”、马克思

　　对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进程的研究，特别是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实质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个“基础问题”并因其“复杂性”而不断引起“争议”。近段时间以来，以北京大学王东教授为代表发表了《马克思哲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吗两次转变论质疑》等系列文章，针对长期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作为受质疑的一方南京大学姚顺良教授做出了回应文章《两次转变论_的文本依据及其方法论意义_兼答王东教授等》。①我们知道在国内哲学界通常有一种看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即“两条逻辑”的说法：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其中最为典型的异化观的第三个规定——“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是应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来考察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手稿》中的“费尔巴哈思想遗迹”。这就是说此时的马克思还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襁褓”之中。一旦他迈进唯物史观的门槛之后，必然摒弃了费尔巴哈式的“类本质异化”的“思辨逻辑”，转而站在现实的地平上用“科学逻辑”阐释“人之谜”与“历史之谜”。那么“南北”理论研究孰是孰非？我们认为商榷是理论界成熟的一种标志，其目的在于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入。故而，根据以上“两条逻辑”的国内“南北之争”的成果，“接着说”便成为一种积极的学术态度。“接着说”就是不局限“论争”的问题域，直接追问：“类本质的异化”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得以承接？在《手稿》时期，马克思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遗迹”的问题？如果说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时期”又会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引起哪些问题？

　　一、马克思承接了“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吗？

　　一般来讲，质疑“两条逻辑”是早期马克思思想“历史原像”的学者们通常不会否认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是受到费尔巴哈“类本质异化”思想的启发，但坚持认为两者的差异：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劳动状况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科学考察，从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正确揭示个人与人类群体、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产物。而费尔巴哈脱离人类历史，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劳动状况，抽象地谈论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对抗、分裂问题，虽然意识到个人与人类群体、社会之间发生对抗、分裂的可能性，却无法科学说明二者之间发生对抗与分裂的真正社会根源，更无法正确预见二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而陷入了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质疑者们结论是：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是他自青年时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将其认定为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不成熟思想”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手稿》之后的马克思科学著作中，这一思想并未被抛弃、否定，而是得到了继承和深化。

　　那么，对于质疑一方必须能够很好的回答的问题是，马克思此时的“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在其触及到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两者能否相容？如果单纯强硬地指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于“类本质异化”的差异性，并径直言说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承接了这种思维方式，将是不得要领的。在哲学界众所周知，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还原论”思维方式，它先在理论上设定一种人的本真存在状态，转而用这个“本真的标准”去监测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即“本真状态→异化状态→复归本真状态”的人本史观。而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就充分显示了一种“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 首先面对外在于人的现实劳动，“他（工人——引者注）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p43）在这种劳动中，工人丧失了他自身，这种现象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剖析呢？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1](p41)马克思设定了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在现实的劳动中，人存在的现实境遇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即人失去了类本质，这就是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肯定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根源，但对于异化劳动的根源来自于哪里，马克思则倾向于到人的类本性的发展中去寻找。“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里显然“利用了费尔巴哈哲学中表述人和整个人类时所用的术语，并且创造性地吸取了他的思想：人把他的“类本质”、他的社会性质异化在宗教中；宗教以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基础，以意识为基础，而意识严格说来只是在存在物的类成为存在物的对象、本质的地方才存在；人不像动物那样是片面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1](p787注46）

　　实质上，认为马克思一生都在“类本质异化”这样一种平台上运思，是夸大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史观所造成的。设定“本真——异化——本真复归”的纯粹哲学的阐释路径，在马克思那里确实存在过，比如对于“哲学的消灭”、“国家的消灭”、“劳动的消灭”等也只有在这种“类本质异化”的路径下才能得以理解。问题是，踏入历史唯物主义地平之后，这种思维方式在马克思那里处于何种地位呢？

1844年手稿中的思维运思方式，随着马克思哲学观的转变，特别是他意识到“须要‘把哲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2](p262)在他还没有明确指出这样的论断之前，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这么去做了.马克思在1853年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说：“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它不是现在的存在”。[3](p257)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提纲 》哲学观转变之后的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缺陷“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