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除了最后一句批评还有待后面的讨论以外，胡塞尔的这个反驳基本上是合理的，尽管他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这里的论述。因为在他的所有论述中，本质直观或观念直观都被看作是一种心理活动，它本身就是包含在心理领域中的体验。

　　接下来胡塞尔还对石里克的讥讽性批评做了回应。由于石里克的批评本身没有实际内涵，因此胡塞尔的回应也没有涉及实际性的问题。[⑩]

　　在几年之后，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的第二版中删除了他的这个批评。但他仍然在一个脚注中说明：“不要以为我被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前言中对我提出的过于尖锐的意见吓住了，从而不敢对现象学的方法做出足够清楚的标示。”他告诉读者：之所以将第一版中对现象学方法的批评予以删除，乃是因为胡塞尔指责石里克对“观念直观”的理解有误，即以为观念直观不是一个实在的心理过程。因此，他解释说：“由于我觉得，在完成对现象学的‘观看’来说必要的对所有现实之物的‘加括号’或‘排除’之后，剩余下来的不是任何实在的意识过程，而仅仅是一个抽象，因此而产生出一个误解，而对这个误解的澄清完全不会涉及到在这些文字中所提出的针对现象学的论据。”[11]

　　石里克这段文字的含义初看起来有些含糊，但仔细读来，里面表达的意思不外乎两层：其一，他承认第一版中对胡塞尔的那段批评是个误解，因此在第二版中删去；其二，他坚持认为，对现象学的其他批评仍然是有效的。此外，如今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他的误解产生的基本原因：他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提出的本质直观方法和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观念》第一卷中提出的先验还原方法混杂在一起讨论，显然是一种不太严格的做法。

　　当然，在第二版中仍然有许多对胡塞尔的批评被保留下来。[12]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逻辑研究》而发的，并且尤其是针对其中的本质直观方法以及相应的明见性原则。但批评也同时指向意向性的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内感知理论。这两个理论都是在当时受到广泛注意和讨论的学说，最初为布伦塔诺、施通普夫、胡塞尔等人所提出和展开。我们将在后面第二节中考察石里克的批评。

　　在此之后不久，在逻辑实证主义与现象学之间还发生过第二次交锋。与前一次不同，第二次的交锋在当时并未公开，而是在维也纳学派内部进行的。具体地说，在F. 魏斯曼记录的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的谈话中，可以发现1929年在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之间进行的一次对话。魏斯曼将这个对话附以“反胡塞尔”(Anti-Husserl)的标题。

　　在这段对话中，首先是石里克提出与胡塞尔相关的问题。石里克似乎还在为他在《普通认识论》中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争论感到困惑，并因此征求维特根斯坦的意见，由此而引出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一段批判性论述：

　　石里克：应当怎样来反驳一个认为现象学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如果我说：“我没有胃痛”，那么这句话假设了胃病状态的可能性。我目前的状态和胃痛状态可以说是处在同一个逻辑空间中。（正如我说：“我没有钱”。这一陈述已经预设了我确实有钱的可能性。它指示着钱－空间的零点。）否定命题预设了肯定命题，反之亦然。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陈述：“一个对象在同一时刻不会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我用这个陈述只是想说：我至今为止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对象吗？显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能(kann)看到这样一个对象”，“红和绿不能(knnen)在同一个场所”。在这里我就要问：“能(kann)”这个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能”这个词显然是一个语法（逻辑）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事(sachlicher)概念。

　　现在假设“一个对象不能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这个陈述是一个综合判断，而且“不能”这两个字意味着逻辑不可能性。由于一个命题是对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必定也存在着“一个对象能够既是红色的和绿色的”这样一个命题。而这个命题同样会是综合的。作为一个综合命题，它具有意义，而这就意味着：被它所表现的事态能够存在。因此，如果“不能够”意味着逻辑不可能性对于胡塞尔来说，在这里只剩下一条出路——宣称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对此我的回答将是：语词是可以发明的；但我在其中却无法思考到任何东西。[13]

　　仅就这个对话文本来看，可以认为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的思想相当了解，至少是对《逻辑研究》十分熟悉。他的指责应当是直接针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三研究中（A 235/B1 239）所提出的观点而发。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节中对此展开讨论。[14]

　　三、本质直观：方法论的差异

　　在以上被历史地再现出来的争论中，方法问题看起来构成了这些争论的重点与核心。从方法的分歧出发，争论还会进而更深入涉及实事领域，如对意向性的不同看法；退而更宽泛地涉及不同的哲学立场和时代精神，如观念主义的出发点，还是语言主义的出发点。

　　就胡塞尔这方面而言，由于他涉及的范围较广，既包含意识分析的层面，也包含语言分析的层面，因此，或许用“现象学分析”的标题来涵盖这两者是比较合适的。而在他的对立一面，把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放在一个标识下则较为困难。困难主要是就维特根斯坦而言：既不能把他称作逻辑实证主义者，也难以把他称作分析哲学家或语言哲学家。但勿庸置疑的是，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两个对立面的基本思想风格称作“分析的”，因此他们之间极有可能产生出实质性的对话。

　　两派之间的真正分歧在笔者看来主要是立场上的分歧，或者说，是出发点的分歧。这个分歧甚至在各自哲学的称号中已经表露出来：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称号中已经包含着一个认识二元论的设定：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者们虽然各自还有不同的见解，但一般会认可这样一个论断：“从根本上来说存在着两类断言，一类是必然的，其有效无关于经验，一类是事实性断言，是综合的命题，其有效或被否定仅仅依据于经验。”这种二元论并不像以往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二元论那样把逻辑数学与经验事实截然分割开来，而是对它们加以某种结合：逻辑本身被允许结合到经验之中。因而石里克把这种“逻辑同实在和经验的关系”的见解明确地称之为“哲学中迈出的最重大的一步”。[15]

　　而在现象学这方面，对现象的执拗的坚持初始时会给人以偏好经验的印象，但当人们看到胡塞尔和早期海德格尔始终只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同时却赋予“直观”以其方法上的至高地位时，他们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区别就逐渐显露出来。现象以各种方式显现给我们，但最原初地是以直观的方式显现给我们。而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在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舍勒等人看来，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现象学家看来：这种直观既可以是感性经验的直观，也可以是观念本质的直观。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可以在方法上仅仅诉诸于直观，并把它看作“一切原则之原则”或“第一原则”[16]，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最终的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是最后的根据，或者说，“最终的教益”[17]。

　　这个差异初看起来非常明显。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中以很大的篇幅来批判地分析这种直观，并将它归入到不是认识的那一类东西中（Was Erkenntnis nicht ist)。无论是柏格森的还是胡塞尔，或者布伦塔诺，都被石里克予以坚决的回绝。他认为他的观点与直观哲学处在最尖锐的对立之中；直观哲学的最大错误在于混淆了知晓(Kennen)与认识(Erkennen)，而这可能对哲学带来最严重的后果。“直观只是体验，而认识却完全不同，是更多的东西，直观的认识是一个语词矛盾(contradictio in adiecto)。”[18]

石里克的学生洪谦曾仔细研究过他的老师对直